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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转载需显要位置声明 三 、《诗经》的艺术特点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它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的创作方法、表现技巧、体裁、章法、语言、风格，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诗经》的优秀诗篇多半集中在《国风》和《小雅》中，它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点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很多，其中宋朱熹之说流传最广，常为人采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卷一）简言之，“赋就是指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与风、雅、颂旧时合称“六诗”或“六义”。《周礼·春官·大师》说：“大（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孔颖达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诗，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毛诗正义》卷一）诸家侧重不同，解释也大同小异。 其中，赋是《诗经》中最常用的艺术手法。不仅《颂》诗中的“史诗”部分采用了“赋”的手法，就是《国风》中的一些抒情诗篇也离不开对事物的铺叙。赋是初民使混沌的经验、感受秩序化、意义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理性觉醒的重要方式。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诗经》用赋之广。《诗经》用来叙事写景状物的描述手法既富于变化，又极为精练。在《唐风·绸缪》章一中：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此诗前面两句用“赋”为读者描述了“见此良人”的夜景。 《郑风·溱洧》同样用铺陈的方法描绘了郑国三月上已节男女青年在溱水、洧水两岸自由交往，欢度节日的场面：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通过铺张扬厉的笔锋，《诗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场面，渗透其间的则是男欢女爱的愉悦之情。清人王士禛对《诗经》中“赋”之运用，曾作如下评价：“字字写生，恐史道硕、戴嵩画手，未能如此极妍尽态也。”（《渔洋诗话》） “比”在《诗经》中的运用亦甚普遍。有些作品用“比”形容人物、事物。《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象牙的切磋、美玉的琢磨，来形容君子之儒雅。《陈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在这里，女子的众多则是用云彩之喻来表现的。《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用雀子有角之喻来表明男子有家。《诗经》的比喻手法众多，有明喻、暗喻、借喻等等。明喻和暗喻的差别就在于“彼物”与“此物”之间是否有关联词“如”作为比喻的标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即为明喻；《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则为暗喻。所谓借喻是只说“彼物”，隐去“此物”。《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此四句未出现“此物”，但前面两句暗含比喻，借用桑叶的枯黄来比喻男子态度的变化。《诗经》还采用了博喻的手法，如《卫风·硕人》第二章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形容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比喻。这种写法为后世文人所仿效。《诗经》里的许多诗篇都运用了“比”的谋篇方法。如《魏风·硕鼠》用硕鼠比喻统治者，批判其对劳动者的剥削；《邶风·新台》用癞蛤蟆比喻卫宣公，讽刺其荒淫无度；《小雅·鹤鸣》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喻安邦定国。《诗经》中“比”的运用是诗人的情感外化的重要手段，对以后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所谓“兴”是感物生情，托物起兴，是一种以联想为基础的形象思维方法。由于“兴”能够拓展人们的想象空间，可以引发情感联想，它的大量运用使《诗经》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大为增强。如《邶风·泉水》共四章，第一章用“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
以泉水的涌流不息，兴起怀卫之思。《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在诗中，像绿草一样清新可爱的少女、绿意浓浓又生趣盎然的景色以及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邶风·简兮》第四章用“兴”：
以榛树在山、甘草在隰，兴起所思美人位于西方。“兴”的运用情况较为复杂，有的只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很难具体解释。用来起兴的物象，大多有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但大多数物象的形成过程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失落了，但我们又往往能够感受到“兴”语“所咏之辞”的内在联系。“比”、“兴”手法的运用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景交融、含蓄深远的艺术特质。 “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但一首诗单用“赋”、单用“比”或单用“兴”是难以写好的。钟嵘《诗品序》：“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不过，《诗经》的作者对这一分寸，掌握得非常适当，也非常灵活。 （二） 四言诗的优美形式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八言等各种句式。西晋挚虞说：“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文章流别论》，见《艺文类聚》卷五六）《诗经》以四言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节奏上也舒卷徐缓。四言句式采用反复咏唱的方式，非常成功地写出了周代社会的一幅幅生活画卷。 四言体的句式较之原始的二言体，在节奏、文字上增加了一倍，篇幅也较之二言体扩大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句式形式丰富，表现力强，非常恰当地表现其思想内容。如《王风·君子于役》中：“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是一句主谓齐全、表述完整的陈述句；《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一句主谓分述、描写逼真的陈述句；《郑风·子衿》中：“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是一句省略成份、感情强烈的感叹句；《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一句通过正反对比，借以抒情的句式；《小雅·何草不黄》中：“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这是一句铺陈排列、叙事抒情的排比句。这些句式已初具对仗的形式和骈偶的味道，至汉代以后，四言诗已经不再诗歌体裁的主流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较为普遍。 参差不齐的杂言体在《诗经》中也有一定数目，其句型的搭配灵活机动。比如《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句型参差变化，杂用三言、四言、五言句，在表达上活泼自然，显示出错落有致的形式美。 （三） 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朴素简洁，准确生动、丰富多彩，绘声绘色，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性。朴素简洁是《诗经》语言的基本风格。由于《诗经》的多数作品出自民间，语言显得非常新鲜活泼，通俗易懂。如《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用语质朴无华，音韵和谐。 《诗经》最突出的成就是创造性地运用叠字、双声及叠韵等词语来表达复杂的感情和描绘优美的自然景色。如《周南·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全诗用了六个叠字描声状态，极为传神地刻画出到处危害庄稼的蝗虫形象。刘勰指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文心雕龙·物色》） 在《诗经》中，除了《周颂》的少数诗篇不用韵之外，绝大多数诗篇都是有韵的。《诗经》的用韵也是不拘一格的，但以双句押韵为主。如《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隔句押韵，逢双押韵。《大雅·大明》也是隔句押韵，逢双押韵：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这两句都是逢双押韵，所不同的是，前者首句也押韵，而后者首句没有押韵。一般说来，句数成双的篇章，韵脚在双句的结尾，一章句数为单的诗篇，用韵则较为灵活。也有后世诗歌不常见的句句用韵的。《诗经》中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不过，常见的依然是一章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也是我国后世最常见的押韵方式，可以说，《诗经》用韵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双句押韵的基本用韵规律。 （四） 巧妙的写作技巧 《诗经》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艺术技巧上，除了“赋”、“比”、“兴”外，还有描摹、通感、夸张、象征、排比等等，不一而足。如《诗经》在章法上往往是重章叠句的。《诗经》中的诗是合乐歌唱的，所以每一篇都被作者分为若干章，犹如歌曲的分段。这种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特点，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的重章叠句的形式也丰富多彩，章章重叠的是“完全重叠式”，如《王风·采葛》；几章重叠。几章不重叠的是“不完全重叠式”，如《邶风·绿衣》就是前两章重叠。在重章中，个别字的更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三章中只换“采”、“有”、“掇”、“捋”、“袺”、“襭”六个动词，但正是这六个字的更换描述了采芣苢的整个过程，叠字的使用也增加了声韵效果。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卷一中这样说道：“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诗经》还非常善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这种意境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或高洁，或清淡，或热烈，或雄伟，或悲凉，或深邃的意境往往使读者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或共鸣。如《秦风·蒹葭》中在诗人的反复咏叹中，情人可望而不可及，渴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悲凉的秋景与伤感的情绪浑然一体，构建了一个凄迷恍惚而又令人伤感的意境。《诗经》中的技巧往往是多种艺术技巧自然结合在一起，生动地表现出诗篇的思想内容。
四、《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及其流传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不仅包涵了深厚广博的内容，并且创造了精湛卓越的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 “风雅”精神的巨大影响 《诗经》以抒情诗为主，其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在世界各国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以民间诗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文人讽喻诗的忧国忧民的创作精神，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又往往都在《风》、《雅》之中得以体现，古代诗歌评论家称之为“风雅”。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就谈及“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继承了《诗经》中那种对黑暗势力绝不屈服的反抗精神，写成了壮丽伟大的抒情诗——《离骚》。《文心雕龙·辨骚篇》认为屈原作《离骚》是“取镕经意”，“自铸伟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这样评价：“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两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建安诗人描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明诗》），都具有“风雅”的传统，“汉魏风骨”与“风雅”传统一脉相通。“风雅”传统还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谈及《史记》的创作动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后世诗人往往高举“风雅比兴”大旗，来进行文学革新。唐代陈子昂便是诗歌革命的旗手之一。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批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子昂正是以“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为两面旗帜向齐梁的绮靡的诗风进攻，所谓“风雅兴寄”同样是《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李白也深深感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遭遇乱世，以悯时伤政、忧国忧民的热情，遵循《诗经》传统，创造出《三吏》、《三别》等名垂后世的杰作。白居易不仅在他的讽喻诗的创作中遵循着《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倡导“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的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光大发扬了“风雅比兴”。“风雅”精神同样影响到了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王禹偁、范成大、陆游直至清末的黄遵宪，他们的诗歌创作无不受《诗经》广泛深刻的现实性、严肃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的影响。 （二） 艺术手法的影响 如果说《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风雅”精神的话，那么“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清朝魏源论屈原时，说道：“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为小人，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谗构。”（《诗比兴笺序》）屈原不仅继承了《诗经》的“比”、“兴”原则，而且运用更加巧妙。宋玉的《九辩》、《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诗歌同样也都从《诗经》的艺术手法中汲取营养。后代诗歌中“托物寄情”、“寓情于物”、“触物言情”的抒情方式、“咏物”、“咏怀”等诗歌样式以及兴象、意境等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 《诗经》的四言体句式对汉魏六朝影响颇深。“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文心雕龙·明诗》）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名篇多以四言体为主，魏末的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十八首也都是四言体，唐朝的王维、柳宗元的诗集中也不乏四言佳作。《诗经》的词汇、押韵等，愈传愈新，愈用愈妙。甚至现在有些成语，也源于《诗经》，如“人言可畏”、“辗转反侧”、“高高在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一直流传沿用至今。 尽管历代统治者往往从政治功利角度出发，对《诗经》断章取义，提倡所谓的“诗教”，使《诗经》蒙受了各种各样的曲解。但《诗经》以其伟大现实主义精神、深刻的思想价值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不仅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传统，也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语言基础和艺术原则，它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永远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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