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洛茨基评安·别雷 在别雷身上，两次革命之间(1905—1917年)情绪和内容上颓废的而在技巧上精致的个人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文学得到了较为浓缩的表现；通过别雷，这一文学响声最大地撞击在十月革命上。别雷相信文学的魔力，因此，关于他可以说，他的这个笔名本身就表明了他与革命的对立，因为革命最富战斗性的年代就是在红与白的斗争中度过的。 别雷关于勃洛克的回忆录——其无情节的琐碎和任意的心理拼凑让人吃惊，——能使人以十倍的清晰感觉到，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另一时代、另一世界、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的人。这里的问题决不在于两代人的交替，——这些人是我们的同代人，——问题在于社会气质、精神类型和历史根源。对于别雷来说，“俄罗斯是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地，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草地，沙赫马托沃的草地”(沙赫马托沃是勃洛克的庄园)。在这—近似绿色草地，而且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沙赫马托沃草地的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俄罗斯的形象中，那个旧俄罗斯的、地主官僚的、最好也只是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底蕴埋藏得多么地深，它与我们仿佛隔着天文数字般的距离。离得很远，这很好，由此越过几个世纪跳到十月革命，这是多么大的跳跃啊!…… 白净草原也好，沙赫马托沃草地也好，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草地也好，奥勃洛莫夫卡的草地也好，——这都是宁静和植物界和谐的形象。别雷扎根于过去，而过去的和谐哪里可见呢?相反，在别雷那里，一切都动摇了，一切都倾斜了，失去了平衡。他用来替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宁静的，不是发展变化，而是忙乱的和徒劳无益的原地跑步。别雷虚假的运动，只是在正在消失的、解体的旧生活沼泽地小草丘上的来回蹦跳和拼命挣扎。他语言的旋转没有目的地。其中也没有思想革命性的影子。看其内心，这是一个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保守者，他已失去立足之地，感到绝望。《幻想家手记》这份靠别雷振作起来的杂志，是一位描写日常生活的绝望的作家和一位知识分子的融合，那位作家的炉子正冒着烟，而那位知识分子则习惯于精神的娱神活动，若没有沙赫马托沃草地，他甚至连来世的生活也很难想到。“幻想家”别雷是立足于地主官僚传统基础之上的乡土派，只环绕着他自己绕大圈子。 脱离生活轴心的个人主义者别雷，想用自己来取代整个世界，从自己出发并通过自己来建造一切，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一切，——而他的作品，尽管具有各种不同的艺术价值，却仍无疑是旧生活诗意的或唯灵论的升华。因此，在我们这个群众和速度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界的真正创造者的时代，这种顾怜自我的不能脱俗的忙碌，这种对自己精神生活中最平庸事实的神化，总归是令人讨厌的……如果对与勃洛克的会见作如此虔诚的描写，又怎么描写那些与人民命运相关联的伟大事件呢? 在别雷关于其幼年时代的回忆(《科季克·列塔耶夫》)中，有一些艺术上并不都真实、内容上却往往可信的有趣的心理洞察。但是，这些洞察的彼此之间的联系因神秘的议论、虚妄的深邃、形象和语言的堆砌而沦落到毫无用处的地步。别雷肘抵膝顶，竭力想穿过童年的灵魂挤到彼岸世界去。他的肘印在每一页上都清晰可见，而彼岸世界却老不见有。说实在的，这个世界能从哪里出现呢? 不久以前，别雷关于他自己——他总是关心自己，讲关于自己的故事，绕着自己转圈，闻闻自己，舔舔自己，——写下了几点很正确的意见：“在我那个‘最高纲领’的抽象理论的概念下，也许隐藏着一个小心翼翼搜寻立足点的最低纲领派。我走着迂回的路接近一切，利用假设、暗示和方法论上的论证，自远处搜寻着立足点，始终处于观望的犹豫之中……”(《回忆亚历山大·勃洛克》)别雷称勃洛克为最高纲领派，却直接把自己说成一个“孟什维克”(当然是神圣的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这些话竟出自一个幻想家和怪人(大写的!)的笔端，真让人感到意外；但归根结底，你若老是谈论自己，有时也能说出些真话。别雷不是“最高纲领派”，连最低程度上的也不是；他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最低纲领派”，在新环境中眷念，寻觅着旧生活和他的世界观的残片。他走着迂回的路接近一切，这一点完全正确。他的整本《彼得堡》都是用迂回的方法构建的。因此，读这本书是一种苦役。甚至在那些获得了艺术效果的地方，也就是当读者的感觉中有形象生成时，这一效果也是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取得的，因而，在经历过迂回的道路、紧张的苦役之后，读者并未体验到审美上的满足。这就好比您被人带着通过烟囱进入一所房子，进去之后您却发现房子有门，从门口进去要简单得多。 他的有节律的散文是可怕的。句子服从的不是形象的内在发展，而是外在的节律，这种节律最初让您感到多余，接着因纠缠不休让您腻烦，最后——能要您的命。预感到一个句子的结尾将是有节奏的，光是这一件事就足以引起强烈的恼怒，就像在失眠时等待着百叶窗的再次咯吱作响一样。在别雷那儿，与节律操练同时出现的还有语词崇拜。人的语词不仅能表达概念，它也具有其音响价值，这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不这样看待语词，就不会有诗歌，同时也不会有散文技巧。我并不打算否认在这一领域中归到别雷名下的成绩。然而，一个最有分量，最响亮的词，也不可能传达出超过其含义的东西。别雷在语词中，就像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字中那样，寻找着特殊的、隐秘的第二含义。因此，他常常把自己驱进语词的绝路。如果您把中指压在食指上去触摸一件东西，您会感到摸的是两件东西，但如果继续体验下去，您就会觉得不自在：您不去正确使用触觉，而是在为了欺骗自己而强制触觉。别雷的艺术手法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那些手法中始终有假装的复杂化。 谐音语词的游戏，用语词的断折或声响的联系替换逻辑的或心理的动机，这就实质而言是中世纪式的停滞思维的特征。别雷的那些保守的概念在克服了保守性的圈子里越是无用，他就越紧地抓住语词，越是发狂似地强制它们。在描写繁杂的旧生活时，别雷显得最有力。就是在那些地方，他的手法也是令人生厌的，但不是无用的；您能清楚地看到，别雷自己就来自这种旧生活，他与旧生活血肉相连，情投意合，他完全是保守、消极、温和的；节律和语词的抽搐，只不过是脱离了生活轴心的别雷与自己身上的消极和心胸狭窄进行徒然斗争的手段。 大战期间，别雷成了德国神秘主义者鲁道夫·斯坦纳(当然是一位“博士”)的追随者；在瑞士，他在人智说殿堂的圆顶下守过夜。什么是人智说?就是以某些哲学和诗歌的引文为基础，用知识分子唯灵论对基督教进行的一种发霉的改头换面。再准确些的情况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斯坦纳的书我没有读过，也不打算读。我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不对那些解释魏玛女巫和基辅女巫的尾巴有何区别的“哲学”体系感兴趣，因为我完全不信女巫(如果不算上面提到的齐纳依达·吉皮乌斯的话，虽然我根本说不清她尾巴的尺寸，但我无疑相信她的存在)。安德烈·别雷则与我不同：既然天上的事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天上的事就该到处宣扬。别雷谈了他是怎样渡过运河的，他说得那样详尽，仿佛即便他没见到创世的第六日，那他至少也亲眼目睹了客西马尼花园中的那一幕，然而，就是这个别雷，一谈到他的人智学，话语就变得简短、约略，宁愿避而不谈。他只说了一句：“我非我，而是我身上的基督。”还有：“我们生于上帝，死于基督，复活在圣灵中。”这令人快慰，但……有点那个……不清楚。别雷没有作更为通俗的表述，显然是担心陷进过于诱人的神学具体化中去，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唯物主义必然要把一切实证的、“本体论的”信仰踩在脚下，这种信仰是按照物质的模样形成的，尽管是经过想象歪曲的。如果你确实相信神鬼，那么请解释一下，天使的翅膀是什么羽毛做的?女巫的尾巴由何种物质构成?出于对这些最合情合理的问题的恐惧，唯灵论者先生们将其神秘论精确化，以至于最终，他们星际的存在成了不存在的费解的别名。之后，他们又害怕起来(其实，用不着自找麻烦!)，往后一躲，又靠近了宗教教义问答。就这样，人智学和一般哲学的宗教信仰的神秘论者们在精神上就在令人不安的空旷星际和神学的价目表之间摇摆不定。别雷顽强地、但徒劳地用声音的选择和强作的节律来掩饰空洞。别雷企图神秘地高踞在十月革命之上，甚至想顺便收养十月革命，给它指出在其他尘世之事中的地位，而他认为那些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都是“小事”。这一企图一落空，——怎能不落空呢!——别雷就变得凶狠起来。这一过程的心理构造，与一个会跳舞的玩具的内部构造一样简单：几个小孔，几根弹簧。但是，从别雷的这些小孔和弹簧中却产生一种启示，不是一般的启示，而是他安德烈·别雷独有的启示……“真理的精神迫使我说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的，您知道吗，是这样的……您想喝茶吗?’什么，难道完全没有平常人了吗?瞧这儿：我就是一个平常人！”没有味道吗?是的，一个勉强做出的鬼脸，一种清醒的装疯卖傻……而且还是做给经历过革命的人民看的!安德烈·别雷在为他那本非史诗的《史诗》所作的傲慢的序言中揭露我们的苏维埃时代，说它“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负有描绘出巨大而宏伟画面的使命的文学家来说是可怕的”。您看到了吗，他这位适于描绘宏伟画面的人物，却倾心于“日常琐事的舞台”，倾心于对“糖果盒子”的描摹。试问，能更加粗暴地把现实和逻辑颠倒过来吗?是革命把这个别雷从宏伟画面引向了糖果盒子!别雷与其说在细节中莫如说是在语言的飞沫中几乎呛得喘不过气，他十分详尽地叙说着，讲他如何‘“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被文学的雨水淋湿了身”(一点不差!)；讲他如何见到了“活思想之邦”；讲约翰大厦如何成了他“理学(!)旅行的形象”。纯洁与神圣的胡言乱语!读这些话，一页比一页更叫人难受。这是对心理虱卵自鸣得意的寻找，这是在指甲上对虱卵的神秘的处死——不在别处，正是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千这是傲慢骄矜的、冷漠地打着呵欠的、胆怯迷信的涂鸦，而这被冒充为“宏伟的画面”；呼吁他转而面向由最伟大的革命在人民心理的地层上完成的一切，却被视为是要他去描摹“糖果盒子”。这是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糖果盒子”!多么的没有味道，多么放荡的语言!那座由精神游荡者和旅行者在瑞士建立的“约翰大厦”，恰好就是一个没有味道的、博士式的德国糖果盒，它装着“科季克”和其他各种糖拌的苍蝇。而我们的俄罗斯如今则是一个巨大的画幅，描绘工作够做几个世纪。这里，我们这革命高山的山顶，是新的艺术、新的世界观、新的感情组合、新的思想节律。新的语言追求的发源地。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或三百年，解放了的人类精神的这些发源地将被人们怀着巨大的美学激情揭示出来……人们还将撞上那位“幻想家”，他曾不愿理睬革命的“糖果盒”(“糖果盒”!!!)，却要求(向革命!!!)物质保障，以便让他去描写他如何在瑞士躲过战争，他如何日复一日地在不朽的灵魂中捕捉某种小昆虫并在指甲上将它们压扁——“在约翰大厦的圆顶下”。 在那同一部史诗中，别雷宣称：“日常现实的基础对于我来说都是小事。”这是面对正在浴血改造“日常现实的基础”的人民说的。当然，不偏不倚，这正是胡说八道。而他要求配给粮食，却不是一般的份额，而是要求与巨大的画市成比例。人家没有很快发给他，他还生了气。因为一份配给，因为一件“小事”，是否值得破坏那最合乎基督要求的精神状态呢?要知道，他非他，而是他身上的基督。要知道，他将在圣灵中复活。那为何还要在我们尘世的小事中，由于配给的不足而在印刷纸上涂写怨恨呢?对人智说的笃信，不仅使人失去艺术趣味，也能让人失去社会羞耻感。 别雷已是一个死人，在什么样的圣灵中他都难以复活。 《文学与革命》第一章 《非十月革命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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