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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2018年，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们已经历了40年改革的风风雨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民收入连年翻番，农业竞争力逐年增强，农村旧貌换新颜。 今年亦是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元年，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梦想将随着乡村的全面振兴而逐步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国在锐意进取地探索；这亦是一个坚守使命、开拓未来的新时代，中国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传播好自己的声音。 50年前，哈丁在《Science》发表了《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Hardin 1968)，引起了各方对于治理悲剧的评论。在对“人类是否可以避免公地悲剧”这一终极问题的长期探讨过程中，公共事物治理研究（Commons Studies）逐渐从一种理论发展为一门学科，在国际学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授予了该领域的杰出大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对公共事物治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成果恰好可以在此时为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提供鞭辟入里的思考和拨云见日的启发。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农村改革启幕40周年”这个特别的年份里，作为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公共事物治理、在中国推广公共事物治理科学的团队，我们将陆续推送 “纪念《公地悲剧》发表50周年”的系列经典文献和近期研究成果，以飨读者，并希望能与有识之士们共启中国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的未来。  从地方性经验到全球性挑战  哈丁《公地悲剧》发表三十年之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1999）再次探讨了公共治理问题，包括解决公地悲剧的新思路、公共池塘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条件以及全球公共事务治理面临的挑战等。 解决公地悲剧的新思路 作为一种共有的资源系统，公共池塘资源有两个特征：难排他性（difficulty of exclusion）和使用减损性（subtractability），这两大特征造成了潜在的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一方面，资源的使用缺乏明确规则和权责界定，难以排他，产生了大量的搭便车者；另一方面，个人对资源的使用会减损他人的使用。人们追逐个人短期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和长期利益，结果是资源过度利用，而维持与改善资源的投入匮乏。 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有四种产权制度安排——开放进入、共有产权、个人产权和政府产权。无限制的开放进入导致了公地悲剧，为此，哈丁提出了两种解决思路，要么国有化（socialism），要么私有化（privatism）。这两种思路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晰的方案，但究其本质都是使资源使用者让出权利的消极举措。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从历史传统和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经验研究出发，提出了一种新思路，即资源使用者不必让出权利，权利由资源使用者集体所有的共有产权制度（group property regime）。虽然没有哪种产权制度安排具有普适性，能有效、公平且持续地解决所有的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但共有产权制度下的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确实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困境的新途径。经验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共有产权制度安排对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困境、实现公共池塘资源可持续利用比国有化和私有化更加有效。 公共池塘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条件 那么，在共有产权下如何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困境、实现公共池塘资源可持续利用呢？最根本的是制度设计。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制度？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看来，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虑公共池塘资源的属性，明确影响制度设计的资源性因素。公共池塘资源的属性包括资源系统的大小和承载力、资源流动的时间和空间可得性、资源系统中的储存量、资源是否可以移动、资源再生速度等等。公共池塘资源的属性会影响使用者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感知，比如，当资源的流动可以预测时，使用者很容易去评价不同的治理制度如何影响预期收益和成本。而只有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一项规则或制度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 第二，考虑资源使用者的特征，确立规范。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模型，解释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预测了公地悲剧的不可避免性。但在田野研究和实验室实验中，人们可以面对面交流，相互监督，制定新的规则，使得这一模型失去了解释力。换句话说，在许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狭隘的、自利的视角，但也可能利用互惠去克服社会困境。共有产权下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正是基于后一种情境和假设。一个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的使用者，一端是自私自利、永不合作的搭便车者，另一端是一些真正的利他主义者，处于中间的则是除非阻止搭便车者才选择合作的人和希望通过互惠合作获得他人信任的人。资源使用者的特征会影响信任、互惠、合作，进而影响共享规范的确立，比如在利己主义者比例很小的情况下，互惠合作才可能建立、维持和发展。资源使用者的特征也会影响使用者所感知的收益和成本，比如，如果资源使用者相信他人也会遵守承诺，那么监督和惩罚的成本就会很低。另外，如果资源使用者具有组织经验或是地方领袖，那么获得信任、互惠合作的可能性更大，达成一致和寻求解决方案的成本可能减少；如果资源使用者较少，群体内部成员彼此可以监督和协调，那么利用信任、互惠和声望去建立规范、限制资源使用的可能性更大，监督和协调的成本更低。 第三，考虑资源系统内部与外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制定规则并监督实施。新的技术（比如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新闻媒体等）扩大了资源使用者的监督和协调能力，使得规范在更大的群体和范围内能够发挥作用。然而，在一个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仅有规范并不足以阻止资源的过度使用，还需要参与者和外部权威共同制定规则，并监督实施。这些规则包括规定谁可以使用资源以及允许使用的数量与时间，正式的监督制度与惩罚制度等。规范的确立、规则的制定以及后续的遵守、监督和惩罚非常重要，在缺乏共享的规范和规则的情况下，人们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很可能加入耗尽资源的竞争中。 第四，考虑制度收益与成本，重视地方性规则和规范。规则制定或新的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使用者自身能否突破他们在承担设计、测试和修改治理系统的成本方面所面临的更高水平的困境，取决于他们感知到的变革带来的好处以及协商、监督和执行这些规则的预期成本。只有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困境才能被突破。地方性规则和规范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考察尼泊尔的灌溉系统发现，农民自己管理的灌溉系统虽然比较落后，但在灌溉绩效和粮食增产方面，比政府建设的现代化灌溉系统更加有效。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投入人力、资金自己管理和维护，制定了有效的地方性规则和规范去评估收益与成本的分配。 第五，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分析影响自主组织与管理的环境因素。人们是否能够自主组织与管理公共池塘资源还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政府可能帮助也可能阻碍地自主组织与管理。更广泛的经济环境会影响自主组织与管理的收益成本的水平与分布，比如资源预期价格上升，治理会更好，反之，则会减少治理的积极性。此外，国家政策、内战和国际战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全球公共事物治理的挑战 从地方和区域性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吸取的经验足以鼓舞人心，但在范围更大和高度复杂的资源系统中，很难有效、公平、合理地去分配收益和成本，因而寻找最优的制度设计也非常困难。这对全球公共事物治理（比如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由于以下原因变得更加困难： 1）公共池塘资源参与者规模扩大，组织管理、规则制定和执行更加不易； 2）文化多样性，使得参与者难以达成共同的利益和理解； 3）公共池塘资源内部关联的复杂性，很难找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 4）经济社会技术等快速变迁，过去的经验很少能适用当前的问题； 5）一致同意的要求作为集体选择的规则，影响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 6）仅有一个地球可以实验，几乎没有容错的余地。 无需悲观的是，虽然这些新的挑战会摧毁用过去成功的经验去解决未来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信心，但过去的经验仍然提供了一个解决未来问题的起点。在更广泛、更复杂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一种既定的制度设计具有普适性，因此制度多样性变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Ostrom, E., Burger, J.,Field, C. B., Norgaard, R. B., & Policansky, D. (1999). Revisiting the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 284(5412), 27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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