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2月07日09:13 国际在线作者：达巍 2月2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发表《气候变迁2007年报告》。这份权威报告对全球变暖问题作出了更为确定也更为悲观的判断，给本已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的美欧媒体、学界和民间组织火上浇了一把油。 “全球变暖”正在成为美国下届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美国国内坚持拒签《京都议定书》的人咬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不公平；在欧洲，法国总统希拉克2月3日提议成立有惩罚能力的国际环保组织，立即获得46个国家的响应。相关报道特意提到，美国、中国、印度——三个主要污染排放国——没有作出回应。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环境问题，或者中国是否应该支持希拉克的倡议。笔者要强调的是，如果以相对长的时段来审视问题，我们会看到，能源、资源、环境、流行疾病、全球化管理……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卷入这些“新问题”。 这类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很可能给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越来越多的麻烦。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一前景的准备恐怕还远远不够。 从1840年中国天朝上国的好梦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无情击碎开始，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一直是生存问题。1980年代被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挂在嘴边的地球“球籍”问题，官方叙事中常常被豪迈提及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都反映了中国的这个核心问题：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上一个成功的现代民族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常常是你死我活的，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说，就是“零和的”。中国要民族独立，就意味着外部侵略力量的失败；中国要保持国家制度和政权安全，就意味着必须警惕和反击另一个阵营或明或暗的攻击。“战争与革命”是这个历史过程的主题。这也是我们多数人所熟悉的“传统”国际关系问题。 即使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国家分裂和重大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除此之外，随便翻翻报纸的评论版和网络上的论坛社区，我们的媒体、民众以及国际问题专家们关心的是朝核、 伊拉克、伊朗，是希拉里能不能成为女总统、日本的国家走向等等。总之，“传统”问题还是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精力。然而世界的变化并不顾及人们的思维惯性。今天，整个世界因经济全球化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同于欧洲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分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人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覆盖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单一国际体系网络。 中国在其中不仅因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基本解决了“球籍”的问题，而且对利用现有国际体系的规则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也越来越娴熟。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虽然对这个趋势有很强的担心，但是又无法阻挡，除非摧毁这个自己也赖以发展的国际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对的问题就逐渐不是体系外对体系内、或者体系之间的矛盾。民族国家之间即使还有你死我活的阴谋，也不再以传统的“战争与革命”的方式进行。同时，较少“高政治”、较多“低政治”成分的体系内部矛盾，却在国家之间不断上升。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逐渐发现，贸易问题、能源问题、 汇率问题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中国外交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对外交往中“问题类型”转移的典型例子。被美欧国家热议的其他这类问题还包括：中国的流行性疾病（从几年前的“非典”到现在的艾滋病问题），中国的能源需求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否带去腐败、破坏环境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其实与一个社会的“质量”有关。质量越高，经济处于国际分工上游，社会治理和谐有序，政治稳定，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就少；而中国今天的现实是，在社会“质量”尚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同时，数量上却已经“崛起”。 就以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为例。“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单位能源消耗”等提法十几年前就有，但我们的环境形势还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只是时间问题，由此面临的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新的问题多数正是中国政府近年提出“和谐社会”理念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谁都知道，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是一蹴而就的。政府提倡和谐理念、提高管制能力、企业提高效能固然重要，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公民的广泛参与，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升中国社会本身的“质量”，也同样不可或缺。 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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