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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少废话，先上诗。 第一首： 据说，这是乾隆皇帝有一天仰望皇宫的城墙“有感而发”，是不是觉得特搞笑；这种无主题、无意境、无文彩的三无诗，真的是乾隆所写吗？ 乾隆皇帝的诗，全都收集在《乐善堂全集》和《御制诗集》这两本集子里，翻开这两本集子，里面根本就没有收录此诗，所以，基本可以判定为假。 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人对乾隆不满，在恶搞乾隆。 记得电视剧《包公传》里有一个情节：青年包拯到东京赶考，在开封铁塔前遇一纨绔子弟，其人诗兴大发，也吟出一首这样的诗： 有人把这个称为“翻”字体，一翻过来，后面与前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望而知，它与前面那首诗同样的结构，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搞笑，可以说明此类诗的性质就是“恶搞”，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 说的是乾隆在冬天和大臣们去西湖玩，看到纷纷扬扬的大雪，乾隆吟诗一首：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三片四片五六片， 七片八片九十片……” 然后就接不下去了。 正尴尬时，一旁的诗人沈德潜立即补了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此句一出，立即让前三句都有了生命，不再是重复的罗嗦，而是缠绵绯侧的咏叹了。 这个段子是想告诉我们：乾隆的诗有多烂，而沈德潜的诗又有多好！二人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可是经过考证，这首诗也不是乾隆写的，它的原作者是郑板桥。 不可否认，段子手把郑板桥的诗拆开来讽刺乾隆，倒也新鲜别致。
02 那么，乾隆皇帝真正的诗，到底是怎样的呢？ 在《乐善堂全集》和《御制诗集》中，我们找出来一些。 比如： 公元1792年3月，乾隆第6次登五台山，看到山上原有的文殊发塔损毁了，只只剩下大白塔孤零零的立在那儿，他很感慨，遂题诗一首。
《绝句》 这首诗，乾隆在第一句使用了“唯一”这个关联词，破坏了诗的美感。 又如： 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 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 乾隆十年，御史李慎修做谏官，上书乾隆不要沉迷诗章，疏远政务。乾隆不悦，作了这首诗。此诗缺点是，把“亦”“但是”“却将”这样的虚词、转折词置入诗中，让诗变得不论不类。 乾隆爱吃黄瓜，于是有了《黄瓜》：
乾隆爱旅行，也有晒旅行的：
后面这两首诗的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记流水账，像小学生记日记，并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或者美好的情感在里面。 综合起来，乾隆的诗有二个十分明显的缺点： 一是以文为诗，记流水账。几乎就是把散文坚着排，只有诗的形式和格式，没有诗的神韵。 二是滥用虚词和助词，像的、地、得这样的助词，像“虽然”，“但是”这样的关联词在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钱锺书批评乾隆时指出： “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
有这样的缺点，说明乾隆的诗，的确是有些“歪”了。 然而，如果你真的以为乾隆只会写这样的诗，就大错特错了。 略举一例： 乾隆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死后，他写了一篇长赋：《述悲赋》，此赋因为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民国时被收入清史稿之中。其首段如下： 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睢？惟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
此段将夫妻情感列为人伦之首位，认为人世间父母之情都比不上此情，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感情“真挚到骨”。后世流传甚广。 而且，乾隆之后一共为孝贤皇后写诗近百首，首首精彩。 这样的乾隆，又怎是不懂得诗词和欣赏的人呢？ 而他的诗，为什么偏偏又写成了这个样子呢？
03 先看看乾隆自已是怎么说的： “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意思是说，他写诗以记事为主，懒得去描写意境之类的东西，这也是在向杜甫学习。 注意“记事”这个关健词。 乾隆把诗当成了“记事”的工具了，记什么东西呢？举凡乾隆一切生命活动，他都记。像记日记那样，大至接待外宾，商讨国是，小至批阅奏章，游历观光，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洗个脚都要用诗记一下的地步。 如此记法，其诗歌焉能不多？他一生写了43584 首诗，相当于一本全唐诗； 如此记法，焉能不成流水账？既然成了流水账，随随便便用虚词也就不所谓了。
而乾隆自已，并不觉得自已的诗差，相反，他十分喜欢这种“记事体”诗歌。 这些数量庞大的诗，记下了他的“丰功伟绩”，记下了他的“文治武功”，也记下了他“勤政爱民”的点点滴滴，所以他把自已的诗也称之为“诗史”，与杜甫的诗齐名。这当然是一种妄想了。
乾隆不仅自已这样写诗，他还想推而广之。 他首先试探性的问手下的大臣们，他的诗写得好不好，众臣自然是山呼响应，齐声说好。 比如大学士纪晓岚，这样吹捧乾隆的诗： “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机所到，造化生心。如云霞之丽天，变化不穷，而形容意态，无一相复；如江河之纪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折，无一相同……” 纪晓岚这番话，乾隆听了十分受用，他就顺水推舟：“既然大家都说好，那你们也可以写写嘛！” 于是，掀起了一股学习乾隆诗歌的新诗风运动。 据载，大诗人钱载、翁方纲和刘墉等人，为了巴结乾隆，创作了大量乾隆体的御制诗。从此，歌功颂德及以记事为主体的诗歌成为主流。
诗言志也，可是，现在它只成了记事与歌功颂德的工具，标志着诗的功能的大大弱化。这不是对诗歌挥起了屠刀，要阉害掉它的灵魂吗？ 是的，这正是乾隆一直在动的“歪心思”。 04 在乾隆眼里，诗是文化，也是政治；写诗不是小事，而是天大的事。 古人把诗这种文学体栽发展到了极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还可以用来“鼓动人，谋杀人”。乾隆害怕诗歌的锋刃，所以一直与诗作着斗争。这斗争，不仅体现在自已身体力行写“御制体诗”，还体现在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中。 清朝文字狱共160多起，其中，乾隆时期就有130多起，这130多起，因诗获罪的占多数。而在这些案件中，乾隆对诗的理解显示出极度的敏感。 看到翰林院学士胡中藻所写“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二句。乾隆立即想到：日与月合写为明，这不是想恢复明朝吗？把“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这不是在骂大清国混浊吗?”判了个“悖逆诋讪怨望之词”，将胡中藻及其族人处斩。 看到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中“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和 “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乾隆立即想到：“壶儿” 与“胡儿”谐音，这不又是在骂他们满人野蛮吗？“清风不识字”不是在讽刺他们满人没有文化吗？实乃“叛逆之词”。最后判决：生者论斩，已死的开棺戮尸。 看到湖北黄梅县监生石卓槐写的“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乾隆大怒：“我大清主宰天下，当前正是盛世，岂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还有戴移孝的诗“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卓长龄的诗“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等……乾隆一概认为是怀念明朝，对清朝统治不满。 在整个清朝，乾隆看起来是少有的自信的皇帝，但他内心却有着严重的焦虑症，他怕汉人骂他鞑子，怕汉人不承认他的正统地位，更害怕有人暗中蓄力，做那反清复明的“勾当”。正是这些害怕，让他喜欢上了在文字里寻找蛛丝蚂迹，于是，诗与诗人都倒楣了。 文字狱让众多诗人噤若寒蝉，他们都不敢写诗了，可那个时候，诗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怎么办？ 乾隆已然给出了答案：学他呗，诗照样写，但不要借题发挥了，老老实实的记事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乾隆皇帝那么勤奋的写诗，实际上是在孜孜不倦的倡导一种“新的诗风”，只不过，这是一种严重倒退的诗风而已，因为他夺走了诗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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