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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庄本是五代吴越国钱元璙治吴时的一座庄园，是他儿子钱文奉任衙前指挥时所造的，称“东园”或“东圃”，遗址在葑门内今苏州大学本部。《九国志》上称：园内“奇卉异木，名品千万”，“崇岗清池，茂林珍木”，“又累土为山，亦成岩谷，极园池之赏。”当年元璙父子常在此宴集宾客，诗酒流连，极尽富贵繁华。 吴越国灭亡后，东园废为民居，而园景只是零星的存在。到了南宋时，皇帝又将此处赐给了抗金名将韩世忠，所以人们称此处为“天赐庄”，意为“天子赐予的庄园”。 到元末明初，苏州人吴孟融在东园废址建园，易名“东庄”，成了一座庄园式园林。吴孟融的儿子吴宽于明宪宗成化八年会试、廷试获第一，状元及第，成为明朝苏州出的第二位状元。 东庄图册 吴宽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曾经做过孝宗的侍讲老师，后来又做过孝宗儿子朱厚照的老师，可谓两朝帝师，尊贵异常。在宪宗朝，是翰林院修撰，后来就去做太子朱佑樘（孝宗）的老师。孝宗即位后，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1495年），升吏部右侍郎。后来他母亲去世了，他回家丁忧守孝，他空出的位子，孝宗竟然不让别人继任，宁肯空着，也要虚位以待。三年过后，吴宽出任詹事府詹事，入直东阁，专典诰敕，“并侍从皇太子朱厚照”。仕途也算是一帆风顺。 吴宽 “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中国士大夫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除了深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克己复礼”等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外，还有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等就是最好的榜样。但是，这个哲学思想的影响的显著体现主要集中在乱世，或者说是改朝换代时。而在太平盛世，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了，这也是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下的必然选择。 孟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此话固然是对的，但真要实践起来却很难。历朝历代住在天赐庄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位尊官，还是庶民士子，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我们就从状元、两朝帝师吴宽说起。明朝自朱元璋废掉宰相后，朝中最有实权的位子是内阁大学士，其实权相当于宰相。吴宽仕途虽顺，但只是清贵，并无多大实权。对此，《明史·吴宽传》有记载：“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迁既入阁，尝为刘健言，欲引宽共政，健固不从。及迁引退，举宽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为之惜，而宽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 “健固不从”是有道理的，他知道吴宽是个真正的文人、士大夫，不是个从政的料。吴宽自己也没有想过要经世致用，他不是说了吗？“吾初望不及此也”。他只想做学问，除了诗文外，他的书法也很好，学的是苏体（苏东坡），据说是因崇敬苏的为人，才学苏体的。在这方面他是很有成就的，对此，文艺理论家、鉴赏家都穆称“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苏轼）。” 吴宽书法 同时，吴宽还是一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称为“丛书堂”，珍藏极丰，而且有很多抄本，这是一大特色。当时的王鏊、沈周等都和他有很深的交往。叶德辉称“自明以来，藏家最珍并争藏之本，首列吴抄”，可见吴宽的抄本藏书是当时的紧俏货。其所藏抄本《嵇康集》十卷，有顾广圻、张燕昌题跋各一则，黄不烈题跋三则，这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抄本藏书。 吴宽在书法、读书之余，主要精力是经营父亲留下来的“东庄”。据明朝内阁学士李东阳的《东庄记》的描述，当时的“天赐庄”是：“葑门内多水，庄广六十亩，四面八方皆可舟达。由凳桥入为稻畦，折而南为桑园，又西为果园，又南为菜圃，又东为振衣冈，又西南为折桂桥；由艇子浜入为麦丘。由荷花湾入为竹田。庄内建有‘续古堂’、‘拙修庵’、‘耕息轩’，又作亭于桃花池，名为‘知乐亭’。” 吴宽在东庄 对“东庄”，明朝文人多有题咏，如刘大夏：“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李士实：“小庄随意作经营，园漫分苏地漫耕。流水声中看杖倚，人家丛里有舟行。市廛咫尺无疑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闲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收后问邻饥。城头日出啼鸦散，堂上春深乳燕飞。”文林：“小亭面高岗，萝径隐可扪。青山出墙头，白云宿箩根。歌莺滞池曲，游鱼戏波混。”这些诗和《东庄记》相互补充，更加突出了当时“天赐庄”的田园特色。 东庄咏雪图 很明显，吴宽在“立言、立德”方面也许做得蛮到位，但在“立功”上却是毫无建树，虽然那时中国外有蒙古和倭寇的侵扰，内有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困扼，但在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士大夫也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埋首于文章、书画和园冶之中了。 居住在天赐庄地区的后来的文人士大夫如叶德辉、惠周惕、惠栋、查燕绪、袁学澜等等都学他的样，成了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藏书家。 叶德辉 叶德辉文集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东庄就归徐廷裸参议所有，世称“徐参议园”。对此，在苏州做了几年县官，最后受不了官场生活，挂官回家隐居的袁宏道在《园亭记略》中写道：“近日城中，唯葑门内徐参议园最盛。”“画笔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以后，该园又几易其主。 到清代，崇明人施何牧吏部曾在此寓居，但那时东园已荒废殆尽。施氏有诗吟咏：“一水东庄近，风流说异时。”“至今余想象，烟雨任迷离。” 民国以来，天赐庄还出过著名文人程小青，教育家苏雪林等，都是文化方面的名人。无论是状元、两朝帝师的吴宽，还是参议官徐廷裸，还是地方官叶德辉，还是庶民文人程小青，都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潜心学问，“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西方传教士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美国监理公会派传教士蓝伯到苏州传道，收效不大。西方基督教的处世哲学和中国儒家的处世哲学是截然不同的，简单地说基督教是“来世哲学”，求得“死后升天堂”；儒家是“现世哲学”，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蓝伯出师不利，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蓝伯没有灰心、没有气馁，十年过后，在同治八年（1869年）他再度来到苏州，在天赐庄一带布道和行医，可是似乎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又过了十八年，在光绪三年（1877）教会又派蓝伯的儿子蓝华德来到苏州，蓝华德此次来不是传道，而是行医。 蓝华德 他在天赐庄租了三间民房，开办诊所，将它命名为“中西医院”。光绪八年十一月，蓝华德又带着他的妹婿柏乐文来到苏州，来到天赐庄，着手筹建博习医院。九年初，柏乐文得教会拨款和苏州地方人士的捐助款，共约美金一万元。 柏乐文 他们在天赐庄花一千美金购买了七亩民地，同年四月动工，半年后医院落成，于十一月正式开诊，题名为苏州博习医院；由柏乐文、蓝华德主持院务。 博习医院规划图 医院设门诊部，内、外科病房，手术室，另有戒烟所和讲堂；住院部有病床三十张。光绪十二年，柏乐文正式担任博习医院第一任院长。十三年，医院开设医科班，教授男女医学生。光绪二十九年，苏迈尔来院任外科主任。民国二年（1913年），美国护士福尔门来院任看护主任，并增设显微镜、膀胱镜和检眼电镜等仪器。
爱克斯光机引进苏州 以后医院规模逐年扩大，将旧房屋全部拆除重建。民国十一年新院建成，有病房大楼、门诊大楼，设床位一百张。至民国十六年全部开放使用。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科。
博习医院门诊 除了创建医院外，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还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在天赐庄创办东吴大学堂。东吴大学旧址占地约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校门北向，总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主要建筑分布在草坪操场的北、西、东三面。其中有清光绪二十七年落成的钟楼“林堂”，宣统三年（1911年）落成的图书馆“孙堂”，民国十三年建成的科学馆“葛堂”，二十三年建成的学生宿舍“维格堂”，二十四年建成的学生宿舍“子实堂”，二十五年建成的健身房。这些建筑各具风格，或作欧洲古典式，或仿中世纪城堡式，或效美国教堂式，既多样又统一，至今保持原貌。
使徒堂 此外北部有一排与校门平行的小楼六幢，造型美观，有的为美国西部住宅式样，陆续建成于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八年，当时均为高级教职员住所。西面还有一幢五层楼，为民国二十五年建成的女生宿舍。
博习医院旧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女传教士海淑德，在天赐庄创办景海女塾。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东吴大学学报《东吴月刊》创刊，这是国内高等学校最早的学报。 宣统三年（1911年），美籍外科主任苏迈尔创建博习医院护士学校于天赐庄。 民国四年（1915），基督教监理公会重建天赐庄圣约翰堂。在十梓街7号，清光绪七年（1881）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创立于折桂桥，初称礼拜堂。民国4年重建于今址，始改今名。主楼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墙，钟楼高耸，有十字架标志，占地640平方米，建筑面积1590平方米。还有牧师楼。现经维修，保存完好。
圣约翰堂 1954年10月16日，博习医院改名为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传教布道，还是治病行医；无论是建造教堂、开设医院，还是创建学堂，西方传教士都有着愈挫愈勇、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信念和动力。他们做事从不贪图一时之功，追求眼前利益，而是追求长远利益，追求长久之道。
造博习医院的金砖 深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家哲学思想熏陶的中国士大夫结果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而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的西方传教士却是真心在实践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哲学思想，而且真正做到了，这真是很有意思。 现在博习医院（第一人民医院）、东吴大学堂等都保存完好，都仍在使用，都仍在为苏州的百姓服务。至今，距离蓝伯初到苏州的1859年已经过去了160年。你能想象吗？ 历史上，天赐庄的那些人、那些事是不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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