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放荡不羁的文人与一种生活艺术的创造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

选自《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报纸的发展是文化财产市场前所未有的扩张的无数迹象之一，这种扩张通过一种因果循环的关系与一大批年轻人相关联。这些年轻人没有财产，出身于首都尤其是外省的中产阶级或民众阶级，他们来到巴黎，试图走上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到那时为止，是严格为巴黎贵族或资产阶级保留的。尽管商业的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了，但企业和公共部门(特别是教育系统)无法吸收所有中学毕业生，他们的人数大大增多了，特别是在欧洲十九世纪上半叶，到了第二帝国时代，法国更是有新的激增。

统治位置的供求之间的差距，由于三种特定因素的作用，在法国表现得特别明显：来自大革命、帝国和复辟期的青年行政官员长期以来阻挡了中小资产阶级子女的前程：军队，医业或行政机关(再加上贵族的竞争，贵族重新进了政府部门，成了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的“能人”进阶的障碍)；有文凭的人集中在巴黎；大资产阶级实行排外主义，他们对革命经验异常敏感，把任何向上的进阶都看成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基佐1836年2月1日在国民议会所做的关于古典课程教育的不适应特点的演讲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试图将显赫的位置特别是高级行政部门的位置留给自己的子女——除此之外，还竭力维护传统中学教育的专利。实际上，在第二帝国时代，尤其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继续增长(由1850年的90000人增至1875年的150000人)，如同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和理科的高等教育的人数一样。

这些新来者，接受了古典课程和修辞学教育，但缺乏让他们的文凭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财源和社会保护，因而被推向了文学职业：文学职业充满浪漫成功的一切魅力，而且它与政府更官僚化的职业不同，不需要任何学校教育保证的资格；或者他们被推向沙龙极力推崇的艺术职业。其实有一点很明确，如同一直以来的状况，所谓的形态学因素(特别是涉及到相关人口的总量的因素)，本身也要服从于社会条件，比如，在特定状况下面家或艺术家的伟大前程的不可思议的魅力：“即使我们中不懂行的人，”于勒·布松写道，“也一心想着可以自己写东西……”

这些形态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文学场和艺术场的自主化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也是文学艺术世界与政治世界之间关系相应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至少作为容许的原因)。为了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将之与多次分析过的仆人转变为自由劳动者(韦伯的农业工人是一个特殊情况)的过程进行对照来考虑它。仆人通过个人联系依附一个家庭，而自由劳动者脱离了限制和阻碍其劳动力自由出卖的依赖关系，获得了自由，以直接面对市场并受到通常比家长制的温和暴力更冷酷的非特定的限制与制裁。“这种对比的主要效力是防止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倾向，即把这个从根本上双重性的过程仅简化为异化作用(在雷蒙·威廉姆斯分析过的英国浪漫派传统中)：人们忘记了这个过程发挥了解放的作用，比如给新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他们依赖工业文学和报纸紧密联系的小行当为生且无疑非常贫困，但如此获得的新可能性可能也是新依籁形式的根源。

许多青年人渴望以艺术为生，他们由自己正在创造的生活艺术而与其他一切社会等级分开。随着这样一群青年聚集在一起，一个处于社会中的真正社会出现了；甚至，正如罗伯特·达恩顿所指出的，这无疑在一个更有限的范围内，宣告了自十八世纪末以来的这个作家和艺术家社会的诞生，拙劣作家和画匠在这个社会里至少在数量上占了上风，这个社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而且前所未有，引起了很多疑问，首先在自己的成员中间。放荡不羁的生活风格，无疑对艺术家生活风格的出现作出了很大贡献，它导致了离奇的想法、文字游戏、笑话、歌曲、各种形式的饮料和爱情。这种生活风格之确立，既有悖于官方画家和雕刻家循规蹈矩的生活，也有悖于资产阶级生活的陈规陋习。将生活的艺术变成美术之一种，就预示着要从事文学；但放荡不羁文人的文学人物的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事实：从米尔热和尚弗勒里到巴尔扎克和《情感教育》的作者福楼拜，小说家们尤其通过创造和传播放荡不羁的文人这个观念本身，大大促进了对新社会存在的公开认可，及对其身份、价值、规范和神话的构建。

从《放荡不羁文人的生活场景》到《论高雅生活》，随处可见这样一种自信，即自信是优越的生活风格的共同拥有者。因此，在巴尔扎克看来，世界分为“三类人”，即“劳动者”(也就是说大体包括耕作者、泥瓦匠或士兵、小零售商、职员乃至医生、律师、大批发商、乡绅和官饷、“思想者”和“无所事事者”，“无所事事者”献身于“风雅生活”，“艺术家是个例外，他的空闲是一种劳作，他的劳作是一种休憩；他时而优雅，时而不修边幅；他随心所欲地披上耕作者的布衣，或决定穿上时髦人士的燕尾服；他没有一定之规。他定规矩。无论他有意地无所事事还是无意地思考一部杰作；无论他骑木嚼子马还是驱赶豪华马车的马匹；无论他身无分文，还是挥金如土，他总是一种伟大思想的表现并且统治这个社会。”积习和同谋阻止我们看到在这样一篇文章中起作用的一切，也就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构建活动，我们多多少少因为属于知识分子或渴望成为知识分子而参与这个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正是知识生产者的社会身份。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这样的日常用语说明的这个现实，是文化生产者(巴尔扎克的文章不过是成千上万文章之一)通过标准的陈述甚或述行的陈述努力生产出来的，如同下面的现实：这些描述表面上是陈述事实，实际上是让人看到和相信，让人看到社会世界符合一个社会集团的信仰，这个社会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几乎垄断了所有关于社会世界的言论的生产。

作为暖昧的现实，放荡不羁的文人引起了矛盾的心绪，甚至在其最激烈的维护者身上。首先因为他们对等级制度进行了挑战：他们接近“民众”，因为他们常常与民众有同样的疾苦，但决定他们的社会性质的生活艺术将他们与民众分开。这种生活方式尽管使他们自夸般地与资产阶级的习俗和礼仪对立，却令他们更接近贵族或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循规蹈矩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两性关系的范畴内，他们大范围地进行所有形式的有悖常理的实验，自由恋爱、卖淫、纯粹爱情、色情，这些在他们的作品中被当成了样板。这一切对于最贫困的成员来说也是千真万确的，他们拥有文化资本和天生的“品味制造者”的权威，能够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服饰上的标新立异，烹调上的奇情异想，唯利是图的爱情和高雅脱俗的娱乐，而“资产阶级”却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此外，关于放荡不羁的文人的暖昧性还需补充一点，即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随着他们的威望或者说幻象不断吸引贫困的年轻人，他们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变化。这些年轻人通常出身于外省的平民家庭，在1848年左右主导着“第二批放荡不羁的文人”。米尔热、尚弗勒里或杜朗蒂这些放荡不羁的文人与教长街“镀金的放荡不羁文人”中的浪漫派花花公子不同，他们构成了一支真正的知识分子后备军，他们直接服从于市场规律，经常出于迫不得已而从事第二职业，这种职业有时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为了体验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并不能让他们赖以为生。

实际上，两种不同的放荡不羁文人在一段时间内是共存的，但他们的社会力量随时代而不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通常生活如此悲惨，以致他们按照缪塞式的浪漫主义回忆录传统，把自身作为对象，创造了人们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与走上歧途或丧失社会地位的资产者不无冲突地并存，后者拥有统治者的一切特征，有一点除外，即他们是大资产阶级家族、破产或破落贵族的穷亲戚、外国人或像犹太人一样被谴责的少数民族成员。这些“资产者”要么如毕沙罗所说“身无分文”，要么他们的年金只能用来在放弃本钱的情况下向一家企业投资，他们仿佛事先由于双重的或分裂的习性而适合一种悬而未决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的位置，这个位置使他们注定陷入一种客观上的进而主观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他们与权力的关系的同时或连续的波动中从未如此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