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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发现2000多年以前如此规模的古墓群实属罕见，这一发现将改写“考古不出关”和东北古代文明的历史，更打破了山海关外无春秋战国时期古迹的传统说法。——辽宁考古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东大杖子古墓项目发掘领队华玉冰。 东大杖子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的西南部，临近河北；背靠燕山余脉，面临大凌河川，地处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上。自“10·28”案后，在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已发掘的43座墓葬中，其中2011年发掘的M40“2椁1棺”大墓，出土了大量的仿铜陶礼器。再加上以往发掘发现的各类文物千余件，使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名列2011“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八次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指在中国境内年度新发现的，具有突出历史、艺术及研究价值的十大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一项竞争激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权威文化评选活动，以往已举办了21届，辽宁省先后有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姜女石秦始皇行宫等7个项目入选。 其中，辽宁省最近一次获得全国考古十大发现，还要追溯到2004年的辽宁朝阳十六国三燕龙城宫城南门遗址。 2003年，辽宁省朝阳市政府对朝阳市老城区内的北大街及周边地区进行拆迁改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改造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从2003年7月—2004年12月，共发掘11个地点，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揭露出多处十六国时期至清代的重要遗迹，出土了包括北燕纪年陶瓮在内的大量重要遗物。其中3号地点即朝阳北大街城门遗址的发掘，是本次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 考古发掘表明，这座门址坐北朝南，始建于前燕，彻底废弃于元代，共经历了前燕、后北燕、北魏、唐、辽和金元6个时期的建筑和改建，历时1000余年，这在我国城市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发现。三燕时期的城门是首次在朝阳城内发现，其门道结构保存完好，建筑风貌独特，为研究十六国时期北方城市的城门形制提供了实物资料。 更重要的是，这座城门遗址位于朝阳老城区的中轴线上偏北处，根据其位置判断，应为三燕龙城宫城的南门，这为研究三燕龙城的布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坐标点。寻找和确定三燕都城龙城遗址，是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大课题，也是辽宁西部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一项主要任务，虽不断有有关遗迹现象显露，但都较为零散。此次考古发掘有较好的解决，为辽宁城市考古积累了经验，是学术上的一次突破。 在此后的7年多的时间里，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都与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擦肩而过。能够再获得这一称号，成为辽宁考古工作者的肩头重任。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申报工作自当年年底开始，获得国家文物局评选的2011年度重要考古发现项目以及在文物报报道过的发掘项目共48项进入初评，经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全国65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参与投票，2012年3月评出终评项目25项，东大杖子墓地排名第四。 4月13日，经过一天半的演示汇报，由国家文物局领导及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光明日报等单位组成的21位评委经过认真评议并进行无记名投票，公众关注持续月余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其中，辽宁省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力拔头筹（公布时按年代顺序排列）。
考古挖掘在艰难中前行 自从东大杖子发现战国古墓后，200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所会同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对东大杖子墓葬群进行了多次勘探，并做了5次抢救性挖掘，共清理出墓葬42座，出土了精美的燕文化铜礼器、铜车马器、铜兵器等。特别是出土的配以金柄套的曲刃青铜短剑以及作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代铜戈祖型的异形铜戈，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考古，这个让当地人感觉生疏的词汇，从此和他们的生活密切地连在了一起。 但是，由于许多大墓位与该村村民居住地周围，有的在门楼下，有的在猪圈里，还有的在大墙下，在动迁问题上出现了与村民无法协调的情况，考古挖掘工作被迫停了下来。直到2011年4月12日，考古挖掘工作才有了新的进展。 这一天，辽宁省文化厅周连科厅长带队到葫芦岛市调研，在谈到葫芦岛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兴城古城、绥中长城、姜女石秦汉遗址等项目时提出，东大杖子战国墓地是燕文化向东北地区发展的中心，墓地发掘工作因占地问题难以解决，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希望地方政府做好考古发掘的配合工作，发掘经费由省文化厅向国家文物局申请。 “葫芦岛市市长都本伟对此事极为重视，当时就要求建昌县政府做好墓地上面民居的动迁工作，并多次召开协调会予以落实。如果没有都本伟市长的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根本无法重新启动。”当时陪同周连科厅长的辽宁考古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东大杖子古墓项目发掘领队华玉冰研究员这样告诉记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7月，考古勘探工作结束后，计划对一座编号为M40的“两椁一棺”大型墓葬进行发掘。用华玉冰领队的话说，建昌县政府自筹资金动迁了四户居民，动迁过程极不顺利，建昌县委、县政府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发掘工作的如期进行。 “凡事抓住关键，一箭穿心，只有把高档次的东西拿出来，才能充分体现价值，展示全貌。这个大墓等级和身份最高，代表性更强，反映的文化信息更多，更能传递出极具价值的各种元素。”华玉冰说。 2011年11月16日，万众期盼的M40号大墓内棺徐徐开启。 “棺内尸骨无存!墓主人只有几颗牙齿残存，墓主人头部位置只有一堆黏稠的黄土。内棺陪葬品现已发掘出的有一把小环首刀、一个暗红色的玛瑙环，还有两个带钩，墓葬东侧的二层台及稍偏西处陪葬有大量的动物头骨，经仔细辨认，种类有牛、羊、猪、狗。葬具为二椁一棺，随葬品多数位于内外椁之间，以陶器为主，有鼎、豆、壶、盘等，多数陶器为彩绘陶。在此之前，‘五牲俱全’的陪葬规格在北方地区从未发现。大墓内椁东侧一朽烂的大木箱中盛满了色彩斑斓的仿鼎陶器及陶豆、陶壶。陶壶红黑相间绘有云纹，制作精美，是难得一见的战国时期陶器。”说起当时的情景，华玉冰仍然记忆如新。 “这是战国时期燕国的一个大墓，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是不是唯一的，只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别的地方没有。建昌古墓数量多、种类全、性质杂、级别高。所以说，大墓传导的文化信号是多方面的，其价值和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华玉冰这样说。
考古挖掘要打一场持久战 华玉冰谈起建昌古墓的发现眉飞色舞，说起保护与开发一脸的严肃。 “当前最主要的困难是动迁问题。”华玉冰说，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东大杖子遗址的重要历史价值，并且也注意到目前构成对东大杖子遗址破坏最大的就是现代村落的发展与建设。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专家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动迁东大杖子村舍，系统规划、全面保护这个遗址，这也是包括秦始皇兵马俑在内的诸多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工作经验。 “东大杖子村舍有300户农家、1000多口人，硬覆盖着200多座古墓群，只有全面动迁，才能全面认识、通盘把握这个遗址的规模、范围、性质以及特点，进而才能制定更为合理的保护方案，才能开发利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才能达到遗产保护与美好生活相统一的和谐局面。”华玉冰说。 2011年11月17日，国家文物局文保司文物处张磊副处长带队，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前故宫院长张忠培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方考古专家徐光冀教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成员王巍教授，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北方考古专家朱延平教授，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著名考古学家、前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研究员等专家现场考察后，对东大杖子墓地的文化内涵、价值及相关保护工作进行了论证。 据葫芦岛市博物馆馆长孙建军介绍，目前通过考古勘探得知，整个墓地被覆压于村落之下，由于硬复盖地面及民居无法勘探，仅在村落空地中发现的墓葬就有137座。为了更好地保护墓地，需要对其上居民进行动迁，地方政府已做出了一个初步动迁方案及经费估算；而后典型示范制定墓地、遗址保护规划及展示方案，设计、完成具有考古发掘研究、文物修复保护、墓地及遗址安保、对外陈列展览多功能的考古工作站。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将村民动迁。今年我们将对已动迁的四座小墓进行挖掘。同时，有墓群，就有城址，目前我们已与吉林大学等单位合作，以此墓地为核心，外延到15公里的半径，在古墓群周围寻找活人居住的城址。这里是燕国在此地的重要据点，寻找到城址后，把城址区、墓葬遗址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进行综合性保护和展示。”华玉冰说。 “这里是个墓地，周围还有窑厂，要坚持对周围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勘探，有窑，有没有城？城的规模怎么样？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高规模的墓地，周围一定有一个高规格的居住地。要搞清这个地方，不是十年八年，就按照几十年来算吧。”从张忠培教授的话里，不难看出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考古挖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但入选“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的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今后还会带来人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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