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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内阁 内阁的形成

 金色年华554 2018-04-06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大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明代大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参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大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明《杏园雅集图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后来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通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而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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