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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出土两汉简牍墨书（之西汉篇） 文/王晓光 简牍帛是上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已面世的楚秦汉晋简牍中，两汉简牍帛是大宗，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多例汉简出土面世。本文对近十来年新出土的西汉简牍进行粗略考察，简要叙述、分析这些新出简牍情况及墨书特色。 北大西汉简 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得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简，这批简共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约1600枚，残断简1700余枚，简长分三种，长简约46厘米，中简约29.5—32.5厘米，短简约23厘米。北大西汉简内容属古代书籍，不见官方文档、私人文书等，因此又称“西汉竹书。”［1］北大汉简内容有近20种古代文献，涉及《汉书·艺文志》的六大门类。 北大西汉简 北大汉简书法特色：北大简诸篇书写风格不尽相同，墨迹风格不下十种［3］。总的看一派成熟汉隶风范，法度谨严，书写工整规范，不妨作为武帝间隶书成熟化、定型化的标杆墨迹。北大简墨字极尽横扁之形，大小匀整；波势磔角适中，少有过分的笔画延展与夸饰，仅在古意略浓些的《苍颉篇》中存有少量左右下方的弧形笔；点画平行列置现象十分突出，结构讲究均衡有序。其中，《赵正书》、《周驯》、《妄稽》等更接近成熟八分的水准。 水泉子汉简 2008年，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M5中出土一批木简，其中较完整的有700多枚，简长19—20、宽约0.6—2厘米，该墓年代约在东汉中期以后。木简内容分字书、日书两种。字书主要是《仓颉篇》，共130枚（段）、约900字，字体间杂古形、异体，或是刻意复古，有些含篆体结构，抑或是汉代人对先秦古文字的简俗写法，即所谓“隶古定”。［4］日书则为标准隶书，分栏书写，从两栏至六七栏不等，其内容与云梦、放马滩秦简等日书有同有异。 水泉子简 谢家桥西汉简 2007年11月，湖北荆州关沮乡谢家桥1号汉墓出土竹简208枚、竹牍3枚，简长23、宽0.45—0.75厘米，一枚牍长23.6、宽2.8厘米，其余两枚略小。简书内容为遣册，牍书内容为告地书。据竹牍记载，该墓下葬年代为西汉吕后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184年12月26日）。［5］竹牍大者四行墨字，小者分别写两行、一行墨字；每枚竹简书三至二十多字不等，简面空白较大。 \谢家桥简牍 从墨书特色看，谢家桥简牍上距秦代不久，与秦简写法很接近，字形纵长为主，笔画劲挺有力，粗头细尾（钉形）笔画较多，这点与马王堆1号汉墓《遣册》颇相近，但构字较马王堆简更简约。各竹牍风格不相同，字数多的一枚较具草意，且字态右斜明显，令人想起睡虎地M4秦牍。谢家桥、印台简等西汉初简牍其实仍属“秦隶”写法范围，它们与龙岗、周家台等秦简没有太大区别，时间上的相近与写法上的承接决定了这种相似性。不过，细节上——如日见明确的重磔笔、横画及尾笔的波势——也揭示着隶变时刻进行中。 睡虎地西汉墓M77简牍 2006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第77号西汉墓发现2130多枚西汉简牍，竹简长度在26—31厘米，牍长约22—44厘米，较难的是许多简牍还保持着原始编次情况。竹简内容涉及质日、日书、算术、书籍、法律五大类；128枚竹木牍则为司法文书和簿籍两类；其中书籍类文中提到“商纣”、“仲尼”、“勾践”、“伍子胥”等历史人物。M77的时间应在文帝末到景帝时期。［6］简上文字当为此前所书，且写法风格并不统一，秦隶及西汉初的特征在这批简牍墨迹中均表露出来，可谓研究西汉前期简牍墨书的好材料。其中的书籍、法律、日书类简书古意较重，秦隶色彩较浓，与印台西汉简书相近，书写时间或较早些；竹木牍文、特别是簿籍类则写得自如随意甚至草率，体现出更多西汉前期偏晚的特色，其书写时间应近于墓葬年代。 睡虎地M77西汉牍 南越国西汉简 2004年底，广州南越国遗址清理出百余枚南越国木简，简长约25、宽1.7—2.4厘米，除一枚简有两行半字外，其余均为一行文字，每简字数最多23字、少者3字，一般为12字。木简年代约为前178年或171年。［9］南越国木简虽书于西汉初，却显示了某种“超前”的（汉隶）成熟度，不亚于凤凰山、阜阳等西汉早期简简牍，匪夷所思的是南越国木简出自当时割土一方、与内陆几乎隔绝的岭南。 南越国西汉简 松柏西汉木牍 2004年，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村汉墓M1出土木牍63枚，牍长约23、宽2.7—6.5厘米，其中31枚单面墨字，26枚双面墨字，6枚无字。内容有遣册、各类簿册（户口簿、免老簿、归义簿、复事算簿等）、牒书、律令、历谱、墓主功劳纪录及墓主仕宦升迁的相关公文等，涉及当时社会多方面。该墓年代约在武帝早期。 松柏西汉木牍 天长纪庄西汉木牍 2004年11月，安徽天长市安乐镇纪庄西汉墓M19出土木牍34枚，木牍长22.2—23.2、宽3.6—6.9厘米，墨书2500多字。内容有户口簿、算簿、书信、名谒、药方、礼单等。除1号牍为官文外，其余木牍均为私人文书。1号牍正背两面分别题有“户口簿”和“算簿”，为上计文书，属汉代“户口簿”实物形式及汉代县级上计文本的首次发现。该墓主人为“谢孟”，是当时东阳县一位官吏。［11］简牍书写时间当在宣帝间［12］。纪庄木牍之《算簿》、《户口簿》等和连云港尹湾牍（西汉末）之《吏员簿》、《长吏名籍》、《武库集簿》相类，纪庄名谒牍与尹湾数件名谒、木刺牍也相近，这与它们地域、时间相近或有关系。［13］ 走马楼西汉简 2003年湖南长沙走马楼8号井发现约三四千枚西汉简牍，形制分三种：一种长46、宽1.8—2.1厘米，一种长23、宽1.8—2.1厘米，这两种均为两行墨书；第三种长23、宽约0.9厘米，单行文字。经初步考证，这些简牍时间为汉武帝中期（约前125至前120年），内容为长沙国刘发之子刘庸时的行政文书，涉及长沙国历史、法律、职官、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属于罕见的西汉诸侯国王室档案实物。［14］走马楼西汉简牍墨书风格多样，规整、草率兼具，其中笔方势方的写法似占主流，单牍两行书写对研究简牍行款颇具价值，虽仍含少量西汉早期朴拙之气，但也可看作武帝中期汉隶几近成熟的代表实物之一。 印台西汉简牍 2002至2004年，湖北荆州岳桥印台九座汉墓共清理出竹木简2300余枚、木牍60余枚，内容分为文书、卒簿、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遣册等。因简牍出于多墓，墨迹中虽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记录，而从墨迹看也有近于秦简的写法，所以这批简牍书写时间有早有晚。
印台西汉简牍 海曲西汉简 2002年，山东日照市西郊海曲西汉墓M106发现木牍4枚，未见墨迹；竹简39枚，内容为历谱等，简上有“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的年号，武帝天汉二年为前99年，“城阳十一年”是城阳王年号。研究者将其中的《后元二年视日》等简整理后推算，认为该墓下葬年代在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15］
海曲西汉牍 孔家坡西汉简 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西汉墓M8发现一批竹木简牍，内容为三种，其中《日书》简凡700余枚，简长33.8、宽0.7至0.8厘米，其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接近；《历日》简凡78枚，简长26.8、宽0.5至0.6厘米，该《历日》系景帝后元二年的历日，记了全年12个月的月朔及月大小；《告地书》木牍一枚，牍长23.4、宽3.5厘米。该墓下葬年代为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16］简牍书写年代不晚于前142年，三种内容有三种风格，《日书》笔画粗细反差较大，尾笔粗重，书写技术不甚高，《历日》和木牍的书写水平高于《日书》。
孔家坡西汉简
虎溪山西汉简 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出土竹简1336枚（段），推测原有完整简约800枚。内容分三类：黄簿，简长14、宽0.7厘米，详细记载了西汉初年沅陵侯国行政设置、吏员人数、户口、田亩赋税等情况；《日书》占竹简绝大部分，简长27、宽0.8厘米；《美食方》简长约46、宽0.8厘米，记录的烹制食物的方子达一百多条。［17］墓主吴阳死于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简书书写当在此前。弧曲势笔画为虎溪山简主流，右弓形笔画“）”居主导地位；波磔笔较明显，一些简写得有些潦草。
虎溪山西汉简 额济纳汉简（第三批居延汉简） 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共采获汉简500余枚，这是继1930年代初发现第一批居延汉简、1972至1982年发现第二批居延汉简之后的第三次收获居延汉简。
第三批居延汉简 额济纳简大多为西汉中后期物，此值汉隶成熟、繁荣期，尤其是手书体领域（与之对应的石刻用体则相对滞后，东汉中后期为铭石隶书全盛期，而同时的手书墨迹则趋向新格：新隶体乃致新体楷、行、今草）。简中有规范的正体隶书，有随意潦草的隶书，后者占额简的大多数，它们有的仅是汉隶的约省快写，有的则近于草体，大多保持隶体的波磔挑势。正体隶书中，如2000ES7SF1：48简上“居延都尉”四字为典型正体八分，点画粗细有致，磔角鲜明而有节制，用笔方圆并施；2000ES7SF1：52简则为纯圆笔，点线两端均裹毫逆入（收）而圆融浑厚。这两枚简书都与东汉“曹全碑”极相似。可见汉隶于武、昭间成熟后快速定型并普及。额济纳第三批居延简中规范的汉隶，以及北大西、定县简等，都表明西汉后期、新莽间的规范型隶书和东汉后期标准隶体（如碑铭体所示）没什么两样。额简也是西汉后期到东汉初隶书多种变化写法的集中展示。 西安杜陵木牍 2001年西安市南郊鸿固原（俗称杜陵原）西汉墓葬M5中发现一枚木牍，牍长23、宽4.5、厚0.4厘米，下侧边缘处略有残缺，文字隶体为主。 敦煌一棵树汉简 200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在敦煌小方盘城遗址西南65公里处发现一棵树汉、晋烽燧遗址，遗址出土简牍16枚，有一枚编号为09dh—2的木简，长23.6、宽1.9厘米，为西汉通缉令简，对罪犯的年龄、姓名、容貌、犯罪事由、逃跑路线、交通工具和随身携带的装备等都一一详加描述。 武都西汉简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年征集到汉简12枚，据说2000年5月出土于甘肃武都琵琶乡赵坪村。这批简除两枚较完整外，其余均为残简，均为木质；完整简长约23厘米，简宽不等。第10号简是该批简中惟一一枚纪年简：“阳朔元年十一月”，即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年）。［35］这批木简两面墨书，字迹大小有别，风格不尽相同，应出于多人手笔，有规范隶体，也有章草体；宽简书写三行、字径小，其他均为一简一行字；各简字径差别极大，大字约是小字的七八倍以上。
武都西汉简
连云港双龙木牍 2002年7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对海州区双龙村两座西汉墓（M1、M2）进行了抢救性发掘，M1出土木牍13枚，其中有字木牍9枚。海州双龙1号墓为两椁四棺，其中3号棺内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随她一同出土的龟纽铜印说明她叫“凌惠平”，是双龙M1的女主人，这是继长沙马王堆女尸、荆州凤凰山M168西汉墓男尸出土后的又一具汉代湿尸面世。3号棺出土木牍一枚，两面有字，内容为“衣物疏”；双龙M1墓男主人“东公”所在的2号棺出土木牍11枚，其中有字牍8枚，7枚为名谒，一枚为“衣物疏”；另外4号棺出土1枚无字牍。发掘整理者根据M1出土文物器型以及木牍文字内容分析，认为双龙汉墓的时代应属西汉中后期。
双龙西汉木牍 宜都西汉遣策 2008年湖北宜都市陆城镇中笔村一座西汉墓出土木牍一件，内容为遣策，长46.6、宽6厘米，正面书写隶书7栏，凡154字，可辨识的48字。《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29日《宜都中笔墓地一号墓发掘收获》有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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