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要在坟头上蹦迪

2018-04-07  村上龙


浪潮工作室


在中国,哪里可以光明正大地观赏一场脱衣舞?天上人间和东莞倒是可以,但那已是过去式。现在,想名正言顺地荡漾在肉体中,就到农村的葬礼上看看吧。


与国外不同,在中国农村观看葬礼上的脱衣舞不需要把钱塞进舞女的内衣,也不需要爬上台桌用香槟扫射全场。即便是单身的穷光棍,大可不必担心消受不起这场艳情表演。正因此,每每搭起草台,舞女们还未正式宽衣解带,下边就挤满了双眼放光的男人们。间或有乳臭未干的孩子夹在人群中。


与印象中的肃穆和悲伤不同,中国的部分葬礼被色情表演占据。送别死者的仪式如何变成坟头蹦迪的闹剧?又为何这种恶习在农村地区愈演愈烈?


葬礼原本就很黄暴


死者拥有全部的死亡,但只能拥有部分的葬礼。不是因为操办葬礼离不开生者的帮助,而是因为葬礼意味着太多葬礼之外的东西。


比如葬礼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宣扬家族的社会地位。一场规模宏大的葬礼,与一次成功的演出类似。二者都少不了数目庞大的投资,才能拥有最好的道具(棺材)和舞美(戏班子)。只有颇具实力的家族,才能负担得起。




好戏离不开好演员。对葬礼来说,演技倒是其次,只要找够群演就好。参加的人数越多,就证明主家的地位越高。比如台湾黑帮教父陈启礼,其葬礼上来了近两万人。还有九百多名警察到场维持秩序。


人们把葬礼尽量办得宏大,还因为不少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葬礼越热闹,死者的子孙越有福。就冲这一点,人们也要侍死如生。


但普通人没有黑白通吃的社交圈子,很难享受到万人来朝的场面。以送别死者、安抚生者为名头的葬礼表演,演化出与直播平台中吸引观众的礼物火箭同样的功能。1766年,厦门地区每逢丧礼,“以游手之人……搭台唱戏,取笑男女”。这么做也确实收到了效果,“男妇老幼拥挤观看”。


把流量纳入KPI后,葬礼演出就琢磨着如何吸引更多观众。而人性总是相似的,色情和暴力永远最能挑动神经。于是,葬礼表演开始追求感官刺激。很黄很暴力的目连戏就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着葬礼上表演目连戏的传统。它的剧情简单:一个母亲因杀生食肉,堕入地狱,化身饿鬼,她的儿子拜入佛门,奋力拯救。这个孝道教育片之所以能流传深远,主要还是因为其中的黄暴环节。


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目连戏展示各个地狱的实景。下油锅、上夹板等酷刑轮番出现在人们面前。观众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


同时,目连戏中充满了大量十八禁的内容。戏中有个丑和尚,满嘴骚话。他把乌龟比喻成穿外套的女人,“肉在里面,衣服在外面,衣服是素的,里面才是荤的”。


所有人都默许了这种做法,“丧家以为体面,亲友反加称羡”。明代张岱在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描述目连戏上演时,万众“齐声呐喊”,以致当地太守误以为是海盗袭来而被“惊起”。


出格的表演在中式葬礼中愈演愈烈。在贵州织金县葬礼上常演的“请仙娘戏仙娘”的戏中,扮者戴面具先用一根称为“火草杆”五花竹棍乱戮乱舞,或夹在胯下,同时说些流言俗语,向五方请仙娘。


戏仙娘表演中还不时做些求欢的示意动作。湖南郴州临武傩戏《云长二郎关》中的关云长,不断地向三娘索要过关之物,而且要求越来越过分,从头上的金镜、身上的宝衣、罗裙到脚上的绣鞋,甚至女性贴身的肚兜。古人在执这样的葬礼时,与千年后的脱衣舞遥相呼应。


所以,有着黄暴表演传统的葬礼,在当代遇到脱衣舞后欣然接纳,并非难以理解的事情。


葬礼脱衣舞来自台湾


尽管农村地区的葬礼不避荤腥,但脱衣舞却并非其原生的产物。究其历史,也不过三十年。事实上,大陆地区葬礼上的脱衣舞,其实来自宝岛台湾。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三环帮向国外黑社会学习先进经验,引进了脱衣舞。最早的脱衣舞场位于台北的狮子林新光商业大楼。当时的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没有什么像样的消遣,衣着暴露的脱衣舞就被衬托得刺激万分。观者无不称脱衣舞“有肉”。在流传的过程中,“有肉”读音近似“牛肉”,脱衣舞场也就被称为牛肉场。




厦门帮和竹联帮盘踞台湾多年,自然也不甘放过这个创收的好机会。短时间内,黑社会控制的牛肉场,遍布了各大台湾城市。扎堆开牛肉场的后果,就是竞争激烈,大家都挣不到钱。于是,黑帮对脱衣舞进行了升级。葬礼脱衣舞就是产品迭代的产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黑帮开始染指丧葬业。大大小小的殡仪馆中都有黑帮安插的眼线。哪里有死者,他们就会派小弟上门,推销葬礼脱衣舞业务。


虽然一开始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也有好色之徒好这口。1985年,台湾南部的西螺,有孝子按照家父遗愿,请比基尼女郎在葬礼上热舞一番。葬礼脱衣舞吸引来众多围观群众,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黑帮也适时地推出了组合套餐:购买葬礼脱衣舞可以减免办葬礼借的高利贷。


脱衣舞比传统葬礼表演更刺激,很快席卷台湾。久而久之,普渡法会上跳脱衣舞成了风俗,就连警察也不能多管。




1993年,全台每周办2000场葬礼,其中三分之一少不了脱衣舞女的身影。2017年,主政台湾嘉义二十年的董象去世后,其子组织了庞大的送葬队伍。其中有五十辆越野吉普,车顶各站一个脱衣舞女郎,劲跳热舞。控制舞女的黑帮也赚得盆满钵满。比起美国同行出场一次5000美元的收益,一场脱衣舞葬礼能拿到12000美元。


但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后,台湾黑帮迎来了接连三次的全岛镇压。于是,台湾“竹联帮”“四海帮”等外省人组建的黑帮,为了躲避追捕,四散而逃。不少人选择大陆的福建作为避难地。至1999年时,已有近千名成员窝藏在大陆。脱衣舞也就是这个时候跟着进来的。


台湾的葬礼脱衣舞成为习俗,不过三十余年。大陆也仅用了极短的时间,就让脱衣舞成为葬礼上的标配。有了脱衣舞,葬礼上原本黄暴的目连戏很快败下整来。脱衣舞也不再是黑帮场子的专利,而是民间歌舞团模仿的对象。




从2001年开始,经营脱衣舞的歌舞团在东南沿海泛滥。在从城市到乡村,从房地产商剪彩到饭店开业,到处都能见到衣着暴露的女子载歌载舞。原本就对刺激性的歌舞有需求的葬礼,更是少不了脱衣舞助阵。


山西新荣的一位歌舞团长就坦言,八成收入来自葬礼上的荤腥表演。每参加一场演出,表演者至少能获得两千元酬劳。要是赶上丧事多的时节,一个月能跳十几场。农村的年均收入不过两万,可想而知,众目睽睽之下宽衣带来的羞涩感,根本敌不过真金白银的冲击。




虽然无从统计全国的脱衣舞葬礼有多普遍,但以“地名+脱衣舞葬礼”为关键词,大多数时候不会空手而归。政府相关部门下令严查,但葬礼上的脱衣舞以星星之火,从台湾登陆东南沿海后,一路燎原。


为什么农村更喜欢脱衣舞


禁令一张一张发,舞女一批一批抓,但只见卡车改装的花车开遍了田头地堪,在华北平原的风、东北平原的夜和黄土高原的酒中,留下场场香艳的低俗表演。



为什么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宁愿冒着被治安处罚的风险,也要亲近脱衣舞这样的色情文化?虽然可以把锅甩给有关部门,指责他们执法不力,没法在第一时间制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农村地区天然有着低俗表演存在的良壤。


娱乐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打实的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想要告别低俗的娱乐方式,就要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来支撑。人均月收入500元的家庭中,有六成每月娱乐开支小于百元;而在人均月入5000的家庭中,则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每月娱乐开支超过千元。对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娱乐需求。为了发泄无处安放的娱乐欲望,农村地区便更容易出现黄暴的演出。


就算农村地区的人有钱,但在那里,也没有像样的文化娱乐方式来满足他们。




更不要以为形形色色的视频和文字娱乐软件,填补了农村的闲暇时间。在近6亿农村人口中,仅有两亿人可以上网。而且,其中的四分之三都是40岁以下的中青年。这意味着,有将近4亿农村人口无法通过网络进行娱乐。


那些没有快手看、头条读的农民想要在生活中找点娱乐,只能等到逢年过节的庙会和红白事宴。而像脱衣舞那样刺激的表演,在他们看来更是难得的高级娱乐。脱衣舞的魅力有多大?大到让福建36名老人组队,跋涉两百公里下乡去包场看。




脱衣舞葬礼的兴盛,也从侧面描绘了一个性匮乏的中国。中国女性在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35.3%,农村占58.3%;中国男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56.8%,农村占80.6%。过早的停止性生活,让他们只能在生活中找机会发泄欲望。葬礼为观看色情表演打好了掩护。


而对举办葬礼的人来说,脱衣舞不仅能为葬礼装点门面,更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葬礼是人情捞金的重要手段。尽管雇佣脱衣舞女郎的钱不算少,但把来宾礼金变相当成门票钱来算,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举办一场葬礼至少要2万元,只靠亲友送来的礼金肯定抹不平这笔账。虽然请脱衣舞团要用八千至一万元,但能吸引来几十上百人。这些看热闹的人碍于情面,也只能在礼官处送上五十、一百的礼金,才能获准进入葬礼现场。


二十一世纪初,一位台商就对厦门的葬礼脱衣舞表示了异议:“要花十来块钱才能看”“比起台湾,太没有人情味”。但对那些性生活匮乏的农村中老年来说,花点钱抚慰内心又有什么错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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