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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多年前我回北京时，朋友约我去离我家不远的基辅餐厅吃饭。据说是北京独一份的乌克兰餐厅，饭菜印象倒不很深，名传遐迩的是那里会有来自乌克兰的音乐家演出，据说原来都是专业院校和文艺团体的，食客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我去的那个晚上，遇见一位声音本钱相当不错的男高音，身形厚实，脸色红扑扑的像个酒徒。我第一次听到现场原文演唱《德聂泊尔》，而且是在几十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之后，于是我用中文和他一起唱了一段。他似乎也很开心有我这么一个听众，不仅知道这首歌，还能背诵中文歌词。《德聂泊尔》是十九世纪乌克兰歌曲，歌词据说是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作品。
滔滔的德涅伯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梣树弯到了地面 德聂泊尔河上波涛翻滚
你看月亮苍白又冷清 在乌云后徜徉不停 就像扁舟漂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现时隐
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 报晓的金鸡还未啼鸣 林中枭膺遥遥相呼应 断折的梣树挣扎呻吟
这首歌沉郁苍凉，歌词极有画面感。小时候让我困惑不已的是，这首歌似乎有另一个版本的歌词。不过我没有见过那个版本的歌谱，只是听别人唱而且只记住了一段：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亲爱的故乡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这首《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是五十年代初中国排演的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插曲，曲子用了《德涅泊尔》的曲调，由孙维世重新填词而成，所以它其实是一首用外国曲调填词的中国歌曲。这倒也无不可，比如脍炙人口的“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就是用了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而且还是从这首歌的日语改编版《旅愁》转口引进的。孙维世填的歌词颇有时代烙印：第二段里出现了白军“彼得留拉匪帮”、第三段的最后一句是“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
列宁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主要是列宁主义，是暴力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成功的理论。政治革命带来巨大文化冲击的事例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纵观百余年来对外来文化的引进，晚清主要是经由日本，民国时期则欧美渐据主流，英语教育开始普及。五十年代，前苏联文化迅速占压倒地位，虽然不久中苏交恶，其潜移默化影响了几代人。 那时大学生和中学生最熟悉的两本书大概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虽然与此同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止的俄罗斯文学得到承认，但是“白银时代”的作家都被批判从而湮没无闻，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名字当时都是负面的。巴别尔的《骑兵军》如今被认为世界级杰作，然而由于他死于大清洗，直到前苏联五十年代的“解冻”时期才重见天日，翻译到中国又是几十年之后。当年如果有人知道巴别尔的名字，多半是因为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里提到过他。 我记事的时候，中苏关系早已破裂，苏联被称为苏修，天天在广播里被严厉批判，其驻华大使馆门口的那条路改名为反修路，叫了至少有十年。然而前苏联的痕迹还是无处不在的，直到今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卡秋莎》仍然是广为人知的歌曲，文革中最早看到的外国电影也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我少年时更喜欢那些不是每个人都会唱的歌，因为抒情性，也因为歌词写的很美：
透过薄薄的夜雾 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亮着灯光
我是在一次华人社区的小型晚会唱的这首歌，演出后的饭局上，一位带着金丝眼镜满头银发的老先生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你能用俄文唱这首歌吗？”我告诉他我连俄文字母都不认得，他一个劲说太遗憾了。我说“您能给我唱两句听听吗？”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一开口唱，竟然是非常好听，用俄语唱的味道是用中文完全达不到的。老先生身材高大，虽然因为年纪的关系，声音有一点沙哑，但可以听得出来他曾经是一个很好的男中音。 老先生说话慢吞吞的，遣词客气儒雅。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基辅留学五年，拿到了副博士。不过回国以后，他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认清苏修的真实面目，被认为是特嫌，又有些别的问题，被审查了好几年才重新分配工作。饭局上没有细聊，我想当然地以为他是来探亲，或者是子女给办好绿卡的老人，不料散场时老先生自己走进一部很有年头但是保养干净的奔驰，缓缓驾车离去。难怪他有些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他穿着条呢西装上衣，衬衫熨得挺贴，一副老派绅士风度，而且态度的淡定是那些客居此地，生活需要照顾的老人往往不具有的。
二
那一年新世纪刚刚开始，世界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五零后多半已经在新大陆安居乐业，开始有了闲暇，也就有了更多的演出与聚会。在曲目中，前苏联歌曲占了相当一部分。夏天的晚上，野餐结束后，一群人围着一台万利达卡拉OK机唱歌，后来不知从谁开始，也不管有没有卡拉OK伴奏，唱起了听上去很遥远的歌曲：《列宁山》、《草原》、《纺织姑娘》。K 忽然说，我们要能唱俄文就好了。我一下子想起来，就说其实不远就能找到一位曾经留苏的前辈。K问我，“你说的是杨老师吧？” 男人一旦八卦起来往往信息量更大，K 是上天文、下地理什么都知道一些，非常健谈，很少保留的人。他告诉我的故事很完整，但是可靠性如何就无法确证了。杨老师八十年代末到美国，直接进入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开发。据说他在国内有好几项发明，所以虽然已经50多岁，无论在哪里都还是被重用。而且他还会好几门外语，虽然据说英语听上去有点俄语的口音。大多数留学生都要先读几年书，然后就业，苦尽甘来跻身中产阶级，杨老师却凭着自己的本事，一步到位。他很快就把妻子和已经成年的孩子接到了美国，然后买房子安家。不过在我们这个城市没有谁见过他的孩子，听说早早就去了西部，后来又回国做生意去了。 杨老师七十岁上退休后，在中文学校开国际象棋班，偶尔打打桥牌。这样他就重新进入了中国人的圈子，被尊为年高德劭的前辈。K有时去他家打牌，渐渐就熟悉起来。据他说杨老师平常微笑不语，偶尔一开口却相当冷静犀利，显示出对世事的关注。 不久K邀我一起去杨老师家打牌，这一次也见到了杨老师夫人，一位文静温和的小老太太，看上去相当瘦弱，牌局开始后就上楼了。他们住在多半是老人和蓝领阶层的郊区，一栋小小温馨的平房，灯光有点偏暗，家具也有些旧，但是物件摆得很整齐，一尘不染。人们在一起打过桥牌后很快就熟络起来，杨老师和我也不例外，何况还有上一次的邂逅。散场的时候他非常郑重地邀请我两个星期后再到他家来，“你是研究历史的，我很想跟你聊聊天。”长者的请求不敢不答应，我如期而至，在太阳开始西斜时，坐在杨老师家的后院，喝着啤酒，听他讲过去的事情。
男人老去后最容易犯的两种毛病，邋遢与罗嗦，在杨老师身上完全看不到，他的目光也不曾因为岁月流逝而逐渐混沌。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在他眼里依旧清晰：基辅的街道、敖德萨的海滨，短暂夏天里美丽的姑娘。听他讲去苏联留学的流程与细节，感觉相当熟悉，我们当年所经历的程序与规定，似乎正是因应杨老师那一代留学生而形成。走出国门之前的选拔、外语培训、置办服装、思想教育集训等我也曾亲历，只不过听上去杨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当年更加认真，对人对己都要求极为严格。许多规定比如定期政治学习、党团组织活动，不允许单独外出、随意参加社会活动和交友等等，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只不过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执行起来比较容易，到改革开放后，在德国和日本可行性就很低，逐渐流于形式，名存实亡了。我恍然大悟，原来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在长春读过的留日预备学校和设于上海同济大学内的留德预备学校，从名字到体例都是沿循1952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成立的留苏预备部。 如今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前苏联影响深远，浸透到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之中。其中重要的表象之一是，从1951年到1965年，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有一万六千多人。他们归来后虽然命运多歧，但仍然一直被视为同代人中的佼佼者。杨老师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人，而且以我的观察，和我见过的其他人不太一样，当然这也许是因为他晚年在美国度过，习惯了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坐姿，不再看上去沉稳方正，谨言慎行。
“我觉得这还是和性格有关吧，在高中和大学时我一直老实读书，认真听话，头脑简单，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另一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另一面。因为家庭出身没有问题，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好，我顺利考上了留苏预备部，按照给我设计好的道路很平稳地到达了苏联。 我到基辅的那一年，正是爱伦堡著名小说《解冻》里描述的时期。与国内频仍的运动气氛完全不同，大学校园里很活跃，能够感觉到无拘无束的青春悸动。当时中苏关系表面上还很友好，高层会晤都是热烈拥抱，不管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别处，我遇见的人都很热情亲切。我们当时是很崇拜苏联老大哥的，到了乌克兰感觉眼界大开，又遇到这么多好人，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努力和老师同学打成一片，把有关规定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说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也有相似的感受，一个新的国度、新的世界与青春相撞击，迸发出对奔放生活的渴望。刚到日本的头一年，被安排和两名同学住在一起，第二年我决定自己搬出去独自租房，学生会会长和团支部书记上门来要求我改变主意，我很坚决地把他们赶走了。 杨老师说八十年代毕竟完全不一样，再说送你们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想管也多半管不了的。我们当年纪律严，执行得也严，说话做事稍微出格就会被开会批评，甚至被批判、受处分。 “那么您被批评了吗？” “我刚到没几个月就被狠狠批评了一次，说是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内外有别的意识等等，我心里很不服气，觉得我们既然是来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为什么还要经常强调内外有别呢？不过大学时代的耳濡目染已经让我明白，不接受批评一味辩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想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我就都虚心接受，至于该怎么做自己心里有谱就好。” “您这不实际上是阳奉阴违吗？” “呵呵，阳奉阴违也好，说一套做一套也好，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样做的，只是多半也是不自觉不自知而已。” 我沉默了一会儿，“其实在每个年代，人们都或多或少说一套做一套，只是程度不同、话语不同。真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能够自知有多少程度不真诚就已经不容易了。” “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年轻时比我们幸运多了，没有那么多束缚，也没有那么压抑。” 是啊，八十年代初相对令人怀念。清规戒律虽然还在，但是置之不理不一定受到处罚。我离开留学生人群，在山坡上的学生公寓里租了一间屋，周围都是日本学生。这一在当时属于不守纪律的举动不久被默认，想必这样做的远不止我一个吧。 不过和外国人或者港台同学谈恋爱是被严厉禁止的，我到仙台前不久，刚刚发生了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和一个台湾女孩子结婚，跑到台湾定居的事情，那时两岸仍然敌对，这样的行为被严厉谴责。真实的情况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都以为周令飞是中了台湾特务安排的美人计。 杨老师说当年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中国留学生和当地人谈恋爱也是被明确禁止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规定比不许单独出去住还要不靠谱，荷尔蒙水准正高的年轻人恋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旦落入情网又怎么会去考虑对方是哪儿的人呢？”所以，来自不同国度或者来自敌对阵营的人们相爱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因为被禁，反倒更增加了八卦性与轰动性。 我的一位女同学曾经和文学院的一位香港留学生秘密相爱，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也就时不时有些流言地下相传。我有所耳闻，但我早就不信谣、不传谣，而且一向不去关注，也不议论别人的私生活。如此他们反而信任我，在我面前不避形迹。 有一年我去东京，拜访了分管我们那一片留学生的二秘，说起来他是父亲的学生，好像上过大课，我去拜访他应该是为了买两条使馆内部卖的红双喜牌香烟，一包才50日元，仅仅是软七星四分之一不到的价钱。他和我聊天时忽然问起那位女同学和香港留学生谈恋爱的事，我自然是一问三不知，他看了看我，就不再问了。 杨老师告诉我，他留学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大多数结局是棒打鸳鸯散，尤其是在中苏交恶以后，和苏联女孩子谈恋爱是很可能断送自己前途的。 他沉吟了一下，又补充说：“其实我自己就是亲历者。”
这时他夫人来叫我们进屋吃饭，还有两位客人也来了，我和杨老师就没有再聊下去。
三
去年夏夜我又去基辅餐厅，随着时光流逝，餐厅看上去比以前古旧了一些，客人也没有那么多，而且那天晚上没有演出。这样也好，更适合静静聊天。和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就是K，他在年过半百后海归，却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几年不见，看上去竟然比原来还年轻，意气风发，在一个有很多机遇的时代，驰骋商海往往有打吗啡般的效果。 饭局上的聊天总是有一搭无一搭，K突然冒出来一句，“你最近见到过杨老师吗？” “你不知道他五年前就去世了吗？” “啊，怎么会！他身体不是一向很好吗？”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在梦里一下就过去了。” “那倒没受罪，就可惜走得早了点，还不到八十吧？”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我也是杨老师走了一年多后才听说的。” 有位朋友业余在做当年留苏学生的口述史，我曾经介绍过愿意接受采访做口述的前辈，相谈甚欢。于是我想起问杨老师愿意不愿意，一打电话才知道噩耗。死讯经历多了，震痛也就少了一些，虽然电话里不免要说些悼念的话。夫人告诉我，这两年杨老师一直说要写点回忆，还提起过我，说写好了就给我看看，听听我的意见。 “可最后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写就走了。”夫人说话的语气还是那么沉静，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很遥远，她告诉我她就要搬到南方的老人疗养院去了。
K说话时满口新名词，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有“对接”、“投资”、“大数据”、“情怀”等，基辅餐厅虽然位于相对古旧的老城，外面的喧闹与车水马龙也一样无暇停步，倾听远逝的私人往事。我没有告诉K，我也没有对别人讲过杨老师告诉我的故事，也许他生前就是想把这些写出来吧？ 杨老师后来到我家和我又单独长谈了一次，他说起伊莉娜时，目光呈现出迷雾般的柔和。伊莉娜是他在舞会上认识的乌克兰姑娘，黑发碧眼，热情坦诚，不费分毫之力就征服了他。 “她思想简单、愿望明确，她从来弄不清，也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她愿意嫁给我，跟我到天涯海角。对于她来说，这就足够了。然而我尽了一切努力，恳请让她和我一起回国，结果只是越来越明白，这不仅是感情，更是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 除了服从，杨老师别无选择。对于他来说，最后的告别是有意的欺骗，他告诉伊莉娜很快就会回来接她，虽然他心里很清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杨老师并没有对我讲他们的分别有多么悲伤，也没有叙述他当时心里的感受。他只是告诉我，尽管他斩断这段情，可是和外国人谈恋爱这个事实应该是他回国后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有关记录想必也进了档案，如影随形，文革时又成了他的罪状。有十几年他反复交代检讨，一面上纲上线自我批判，一面尽量轻描淡写，否认自己和伊莉娜有很深的感情与交往，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觉得伊莉娜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人，几乎不曾在他的生活中存在过。他早已有了妻子和孩子，生活虽然艰辛，但小家庭是他的避风港也是寄托。基辅与青年时代就好像天边的一朵云，“飘啊飘啊飘得不见了。”
刚到美国的头几年，杨老师周围中国人很少，倒有不少来自前苏联的移民。他很自然就融入其中，时不时还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活动。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人自成一体，与俄罗斯人泾渭分明，杨老师也就跟了过来。他在基辅时的一些同学与同事也先后到了美国，他们在各自的祖国经历了沧海桑田，暮年相聚在大洋彼岸，免不了有时聚在一起喝酒回忆。那些连照片都没敢保存下来的日子渐渐甦醒，在晶莹透明的伏特加中栩栩如生。可以想见，当年杨老师和伊莉娜恋爱主要对自己同胞保密，不那么避讳苏联友人的，所以他的这些老朋友大多知道这一段，只是平常不会提起伤心事。 有一天一个老朋友忽然告诉杨老师，他和伊莉娜联系上了，伊莉娜很热情地打听杨老师的情况。这位朋友告诉他，伊莉娜一直没有离开基辅，已经是一群孩子的祖母。他看到了伊莉娜的近照，当年少女的细腰如今已成水桶，满头银发，神情慈祥，唯一依稀可以辨认的是那双蓝色的眼睛。 老朋友把伊莉娜的邮箱给了他，但是杨老师告诉我他还没有发邮件给她。“我简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虽说是出于不可抗力，虽说我们那时一切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但是无论如何，是我为了自己的前途，迫于现实，自己做出了断。”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劝杨老师把这段故事写出来，“您这代人，尤其是像您这样经历特殊的人，现在写回忆的人还很少，如果不留点记录，许多当时的情景可能就消失了。”据我所知，留学生史还相当稀缺，连回忆录都不多。曾经有一位博士生把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初去日本读本科的留学生作为她的研究课题，在越洋电话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然而她后来发来的论文让我相当失望，里面都是数字统计、政策分析、归纳总结一类，总共不过300多人，在论文里变成了数据，看不到一个个故事，也感受不到个人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在某个夜晚，我想起杨老师，忽觉得有些怅然。他没有留下一份口述历史，多少令人遗憾，我当年真该多去看看他，多听他讲讲。其实那天晚上我是相当被触动的，尤其是当他告诉我，他多半不会写信，但是会录一首歌寄给伊莉娜。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写过邮件，也不知道伊莉娜是否听到了他的歌声。那天晚上是我第二次听到用原文演唱《第聂泊尔》，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杨老师。他的歌声里有一种令人难忘的东西，在那个瞬间，我对最后两句歌词有了更深的感受。
就像扁舟漂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现时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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