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第8章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师必须考虑的四个问题

第8 章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师必须考虑的四个问题

 

治疗师在采用客体关系心理治疗这一独特的治疗方式时，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其中有些因素与理论有关。治疗师必须相信施行治疗的前提在概念上合情合理，指导治疗的基本原则应当与关于人类效能(包括人类发展和人类动机）的更广泛的基本原理相一致。

 

治疗师需要认识到:早期客体关系在动机上的重要性及其对后期关系的影响，分裂和投射性认同对于精神病理的发展和表现方式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将客体关系心理治疗作为与个案一起工作的主要方式，要求治疗师坚定不移地相信治疗师一个案关系对治疗效果具有根本性作用。

 

除了理论上和认知上具备以上的前提条件外，治疗师还需要在实施治疗中感到很舒适。治疗师的人格和治疗体系的要求之间需要有一个契合点。任何治疗过程都需要如此。完形治疗的很多技术，如'热椅' (hot seat) 练习和'优势狗一劣势狗' ( topdog-underdog) 情节，都要求治疗师在引导个案体验这些过程时，自己本身也感到轻松自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治疗师都能做到这样。我认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完形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应该有点弗里兹·波尔斯(Fritz Perls) 或欧文·波斯特( Ervìng Polster) 的人格成分。

 

客体关系工作本身对治疗师也有所要求。首先，治疗师应了解成为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目标意味着什么。当治疗师以此方式被个案'利用'时，这对治疗师本身的心理健康又有什么重大意义呢?治疗师如何处理那些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而必定会出现的受挫、愤怒或抑郁的个人感受呢?

 

其次治疗师还需要处理有关反移情的一些重要问题。治疗师如何区分被个案的投射性认同所激发的感受和与投射性认同无关的类似感受?治疗师如何辨别被情欲的投射性认同诱导出来的性感受和源自其他方面的性感受(如源于治疗师生活中的、与治疗关系无关的性感受) ?感受并不会被整整齐齐地打成包，并贴上'治疗'和'治疗外'的标签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超越了与特定个案的工作，并直击客体关系工作的意义核心。由于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治疗师必须利用他们自己作为治疗的工具，因此这样的议题便与治疗师能否有效地开展工作的能力有直接联系。对这些议题的触及可以便治疗师对自己的治疗师身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并最终使得治疗更为有效。

 

如何处理治疗中的负面情绪

 

允许自己成为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目标并不完全是一个意识层面的决定，这甚至并不完全由治疗师来决定。投射性认同在治疗中的进展，起初是源于个案要满足他们的投射性幻想这一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治疗师已经成为投射性认同的目标这一事实是在既成事实之后才被发现的。举例来说，奥格登陈述了这样的观点，对治疗师己经成为投射性认同的接收者这一点的识别，“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回顾性的判断，因为治疗师无意识地参与进个案的人际关系建构中这一过程，必定先于对此过程的认知'。

 

然而，在治疗师这方面需要有一种意识，即投射性认同即将出现，并且治疗师即将成为这些投射性认同的主要目标。治疗师允许自己成为个案投射性认同的接收者的'最初意愿'与个案的需求产生互动，并使得治疗呈现出客体关系的特点。不过，治疗师事实上让自己以这种方式被利用的决定，意味着他将要遭受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之一是内疚。举例来说，我有很多次由于无法满足个案向我提出的要求而感觉非常沮丧。我的一个个案问我是否愿意做她的汽车贷款的担保人。她说我最了解她，并且除非我做她的担保人，否则她便无法买到这部车。当然她的要求是不恰当的，并且我对自己必须说'不'的回应感到苦恼。同时，我为必须拒绝她而感到内疚。这让我感到我就像一个父亲，在拒绝给予自己的孩子迫切想要或需要的东西。虽然在后来我能够意识到我己经成了依赖的投射性认同的目标，但在当她提出这项要求的时候，这一点还不是很清楚。

 

个案做出隐含的自杀威胁时，治疗师也会产生强烈的感受。当个案说他'无法忍受这一切的徒劳无功'时，治疗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个案说出他要离开会谈室等诸如此类的话，治疗师该做什么呢?治疗师应该跟着个案回家，以确保他不会服用过量药物或割腕自杀吗?很明显，治疗师不应该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肯定地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允许自己被个案通过这种方式而'利用'意味着治疗师常常会感到受挫、欺骗和担忧。

 

允许自己成为投射性认同的目标也会导致愤怒。举例来说，使用权力的投射性认同的个案，会一直让治疗师知道，他们并没有受到治疗师的帮助。有些个案威胁着要转向另一位治疗师(他们很少会这么做)，而有些个案对治疗师做的所有事情都要指责一番，并将此作为惯例。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当它们成为治疗的一个常规特点时，很难不让人生气。

 

一些个案习惯将当前的治疗师与以前的治疗师(如果他们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或与他们生活中像领袖之类的人物作比较。治疗师所说的或所做的似乎都无法令他们满意或可以满足他们的期望。我的一位个案几乎对我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如此回应:“我的上一位治疗师不会这么认为。”我记得我变得非常恼怒，并想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他? '如果有一件事必定可以激起治疗师的愤怒的话，那么就是存在一位让你感到似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个案。

 

治疗师成为个案的情欲的投射性认同的目标，也会使治疗师遭遇不愉快的情绪。没有人会愿意受情欲的操控。没有人喜欢在一个不恰当的且不合时宜的背景中处理情欲的问题。情欲操控在治疗中的存在，似乎妨碍了对职业关系中所要发生之事的基本理解。治疗师常常通过表现退缩或是指责个案来处理带有情欲特点的感受。但正如可以想像得到的一样，这样做并不会使治疗变得有效。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工作必定会引起很多不舒服的感觉和忧虑。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常常告诉那些受我督导的治疗师们，尤其是那些刚刚起步的治疗师们，如果顺着这条线走下去，他们将会成为'治疗师虐待' (therapist abuse)的对象。这些治疗师大多不会认真对待我说的话，他们的治疗观点是，如果有人遭受情感骚动的话，那也应是个案。直到他们实际开始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工作，并体验到成为投射性认同的目标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认真地体味我的建议。

 

由于治疗师在成为个案投射性认同的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感受常常超越了治疗过程，因而使得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复杂。治疗师与某一个案的情感交换常常溢出至另一位个案的疗程中，并产生不想要的结果。治疗师可能会对某事过分关注、担忧，甚至伤心难过，并且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些感受是产生自其他地方的。即使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治疗师也可能'储存'其感受直到治疗结束并'把个案带到他的家里'。

 

要处理这种两难困境没有什么简单方法，治疗师必须下决心将他的感受和经历完全分离开。一方面，治疗师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过于陷入投射性认同中去，并且提醒自己不要由于受到操控而变得愤怒并把怒气发泄到个案身上；另一方面，治疗师也不应该在情感上与所发生之事过于疏远，以免反移情在本质上被阻碍。可以说，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工作的治疗师被迫走在情绪的薄冰上。

 

治疗师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应对因成为个案投射性认同的目标而产生的冲突感受。一个方法是将治疗经历看作是自我探索的机会，并将治疗师体验到的负面情感当作是为这一学习过程付出的'代价'。虽然客体关系心理治疗聚焦于个案的各类投射性认同，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依赖、情欲、迎合和权力的成分。与个案在这些维度上的互动可以使治疗师触及并探索自己的这部分，否则这些部分可能永远都是隐藏的。

 

另外一个方法是使自己陷入投射中，并充分利用它，甚至是沉迷于它。如果一个个案使我参与进一个迎合的投射性认同，有时候我就会让我自己懂得感激的那部分享受正发生的事情。我会想，'他(个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还有谁能够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如此善解人意并考虑周到呢? '换句话说，我会逢场作戏，说服我自己相信我值得拥有个案给予我的一切体谅和关照。

 

如果个案使用权力的投射性认同，我会坐回椅子中，默默思考个案对我的批评的价值。我会仔细倾听个案说的话，并思考他的'评价'是否对我真的有益。他采取此种思维模式有助于我将谦逊的态度引入工作方式中。

 

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投射性认同的拉力常常是非常强大的，以至于治疗师情不自禁地就会变得易怒。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一个成功的投射性诱导的自然结果。当出现这些感受时，我会试图提醒我自己，我是自愿选择做这项工作的，并且在这领域中就会出现这类的反应。这种做法通常有效，它使我能够再次投入到治疗过程中去。无论治疗师如何处理，重要的是不要把治疗师个人的情绪发泄到个案身上。那样做等于是由于个案前来接受治疗这一原因而惩罚个案。

 

一旦治疗师接受了自己作为目标的这一角色，就有必要去处理由此引发的感受。要成功地进行治疗，治疗师需要能够利用这些感受为治疗目的服务。这就引发了有关反移情的特质和范畴的问题。

 

如何辨别反移情感受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最为倚重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步骤是反移情的使用。反移情使治疗师能够诊断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本质，并且可以提供有关如何与投射性认同做斗争的线索。它的作用就好像是各种各样的石蕊试纸，产生出的关键信息是个案的反馈最终得以建立的基础。多数客体关系治疗师可能都会认为，一个没有反移情的治疗是不完全的，且是缺乏实质的。

 

随后出现的问题是，治疗师如何知道反移情实际上就是反移情呢?治疗师如何知道在治疗时体验到的感受是被个案的投射性认同引发出来的，而不是被其他的无关事件引发的呢?治疗师想要去'照顾' 一个处于极度需求状态的个案的冲动是被依赖的投射性认同推动产生的，还是被治疗师生活中的一些与个案毫无关系的情境推动产生的呢?

 

这些问题与反移情的真正本质有关。在前面我们简单提及过此术语在传统精神分析中的解释。在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是指分析师自身不受欢迎的、会干扰治疗进程的反应。客体关系中的反移情则大不相同，它是由治疗关系引发的，对治疗中发生的事情起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很显然，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相同的术语被用来指代不同的现象。史波特尼兹(Spotnitz) 曾尝试将'客观反移情'和与它对应的'主观反移情'区分开，以澄清这种混淆。根据史波特尼兹的说法，客观反移情描述的是治疗师体验到的由于个案的'情绪传染'导致的感受。主观反移情基本'等同于弗洛伊德对反移情的描述'。尽管做这种区分的出发点很好，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使事情更加混乱。这两种反移情的反应都是治疗师主观感受到的，并且都非常强烈。称其中一种为主观的，另一种为客观的，意味着治疗师能够区分他在任意时刻体验到的感受的本质，并且能够识别它们的来源。但在实际中治疗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能够进行以上区分只不过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状态罢了。

 

与其谈论反移情的不同种类，倒不如将这一术语的使用限定在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回应个案行为的情绪反应上。这就是格林柏格和米歇尔对该术语的定义'反移情是个案和分析师之间互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分析师婴儿期与驱力相关的冲突的简单干扰物。'该定义迅速成为此专业中的标准。如果通过这种定义来解释反移情这一术语的话，其他情绪影响就可以根据其影响、干扰反移情反应的方式来加以解释。

 

这些影响当中可能有一组本质上真的是心源性的(历史性的)，并与传统精神分析著作给反移情贴的标标签相一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考虑治疗师情欲的反移情是否是对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一种反应，还是治疗师本身未解决的恋母冲突的副产品。尽管可能无法将这两者完全分开，但后者的相对影响还是有可能通过反移情的普遍性、持久性以及治疗师解决它的困难程度来评价的。

 

另一组影响在本质上就更为同期了，它来源于治疗师当前关系中的压力与紧张。当我们与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互动时，与这些互动有关的紧张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会歪曲个案导致的反移情。很有可能是历史性的影响被过于夸大了，而同期的影响对反移情的作用比我们以前察觉到的要大得多。

 

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与我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之间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咨询。她是一位颇有经验的治疗师，一直在治疗一位主要属于分离一个体化问题的个案，但在治疗过程中她陷入了困境。个案是一位成人女性，由于被她的母亲当成幼儿来对待，所以她几乎没有信心脱离母亲过自己的生活。虽然个案己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治疗似乎到达了一个停滞期。会谈中充满了对己谈过资料的无目的的老调重谈，变得相当单调乏味。听完了朋友对此个案的介绍以及对最近几次会谈的描述，很多情况便变得非常清楚了。其中之一是个案的状态似乎很好。导致她前来接受治疗的很多问题己经被成功地处理了，并且她开始像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那样工作。另一个情况是我的朋友和个案都完全避免谈论治疗终止。我的朋友对治疗描述得越多，我就越确信治疗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需要结束了。用客体关系的术语来说，治疗陷入了第四阶段的某个环节。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我的朋友并不是一个客体关系治疗师，但她的工作与客体关系治疗师所做的极为相似。在对她对个案的工作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她们两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就是在早期成为其关系特点的操控（大多带有依赖的特性)已经在治疗中被处理了，如今已成为过去的事。问题在于我的同事仍感到挂念，并有些想保护个案。她将此现象解释成反移情的迹象，认为个案仍需要治疗。

 

因为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偶然得知她最近离婚了。我还知道她过去一直与她的丈夫非常亲密，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她的丈夫非常依赖她。我问她的离婚有没有可能与治疗中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可能她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对她的影响要比想像的大，并影响了她对特殊个案的工作。她看上去有点怀疑，但说自己会花些时间来思考。

 

过了一段时间，我碰巧遇到了她。她告诉我治疗进行得非常好，她与个案都快要结束治疗了。她说她思考了我说的话，并认真审视了会谈中发生的一切。在检查了自己的行为之后，她发现她感到个案需要她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她自己需要感到被他人需要而不是个案的依赖在起作用。一旦她明白了这一点，她就可以提出结束这一议题，而使治疗结束。

 

在治疗师的生活中，除了离婚之外，还有其他感情事件能够影响反移情的本质。其中之一是治疗师直系亲属中有人去世或患上不治之症。夏琵罗提到了她母亲的慢性病和过世对她与一位个案的工作的影响。她谈到自己日益强烈的失落感如何与个案要离开治疗的威胁互动着，以及她母亲即将发生的状况如何增强个案要抛弃她的威胁。其他治疗师也写过类似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对反移惰的影响。

 

由于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个人特点，因此有必要确保构成反移惰的感受的确是治疗互动的衍生物。那些不被同事或家人欣赏的治疗师，就很容易将他们的个案看作是更加迎合的一一比个案实际的迎合性更强。在婚姻中或在爱情事件中正经历着性困难的治疗师会突然变得对原来并不明显的性线索极为敏感。那些感到不被需要的治疗师将他们的来访者看得比实际情况更加需要他们也并不罕见。

 

带着所有这些潜在的深层影响，治疗师需要定期仔细审视那些被认为是反移惰的感受。有时候，你可以求助同行，让他在这方面帮助你。举例来说，奥格登写到，'由于治疗师难以察觉自己无意识参与进了个案的投射性认同，因此与督导、咨询师或同事进行的对话，常常是在与非常扰人的个案进行工作时不可缺少的附件。'即使个案并不是那么扰人，能够拥有一个有助于将反移情感受与其他种类的感受区别开来的令人信服的指导者，常常有助于将相对清晰的治疗和混乱无望的治疗区分开。

 

如果无法这样，且别无他法的话，治疗师就必须依靠自己。我会定期监控反移情反应，询问它们的来源并思考古们是否可以被依赖。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时间，且常常是枯燥无味的，但如果我希望将自己作为'治疗工具'来依靠的话，我就需要将此种做法看作是某种必备的微调校准。

 

治疗外的感受可能会干扰反移情的一个指标是，同样的投射性诊断以单调的规律出现的个案数量。如果某一治疗师一个接一个地诊断他的个案属于情欲的投射性认同，那很可能此治疗师的生活中正出现着一些有性意味的事情，这些事情影响了他的治疗知觉力。虽然治疗师的多数甚至全部个案都可能显示出情欲的投射性认同，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如果他们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治疗师便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案群或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转介网络。

 

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反移情意味着治疗师必须对个案进行治疗的同时对自己也做治疗。这保证了治疗中发生的事情对个案及治疗过程都是最有益处的。它也有利于治疗师的个人成长和职业成长。治疗师与其被深不可测的不可知力量所控制，倒不如利用自己的整体经验来增强自己作为治疗师的认同感，并将获得成功的治疗结果的概率增至最大。

 

如何渡过“面质”难关

 

在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有两个环节会对治疗师施加极大压力。其一出现在治疗的第二阶段末，此时治疗师努力引出个案投射性认同的坦白表达。这要求治疗师要有高度的决心，能主动'追寻'病态的元信息传递直到它成为关系中一个可触及的部分为止。

 

另一个环节出现在第三阶段，并涉及面质。正如先前所提到的一样，面质所要做的不仅包括要指出个案的投射性认同的不良层面，还包括要攻击个案赖以建构其关系的前提。如果治疗师没有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触及投射性认同的元信息传递的基础，则个案的不适应行为就会以衍生的方式持续存在。

 

虽然从理论上说，面质的必要性是有说服力的，但将它付诸于实践却又是另一回事了。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要面无表情地对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说'不'是很不容易的。除非治疗师完全与他的感受分离，否则当他面质被遗弃且处于需求之中的个案时，他很难不会产生内疚之感。如果治疗中有一个地方能够考验治疗师的决心的话，通常这个地方是在第三阶段，也就是需要面质的地方。

 

之所以这么说有很多的原因。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就是面质完全不符合大多数治疗师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作为专业助人者，我们倾向于视我们自己为关心他人的、有同情心的人，致力于帮助他人选择他们的生活，并为他们建构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许会采用不同的心理干预手段来确保成功，但我们采用这些干预手段的原因首先出于要减轻个案痛苦的真诚愿望。

 

面质让人想起拒绝、否认，以及做一些与我们作为治疗师和人所具有的共情敏感性(empathic sensitivity) 相反的事情。我们为我们所做事情的负面含义而担忧:我们怀疑面质是否可能伤害情感；我们是否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好转。

 

我认为这些担忧中的很多是来源于治疗师自己的内在分裂以及要保存一种好的内在感觉的需要。从某一层面上说，面质的必要性是有效治疗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治疗过程顺利结束，并确保自己是一个'好的'治疗师，治疗师需要去面质。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说，面质与坏的感觉相连接。面质意味着拒绝和潜在的伤害。为了应对这些相互矛盾的拉力，治疗师可以修正或改造面质，使个案不会对治疗师有不好的印象。

 

一些伴随着面质或先于面质的内在信息可能会采取诸如'我必须这样做，但我不希望你不喜欢我'或'我必须这样做，但我不希望你冲我生气'这样的方式表露。治疗师以或轻或重地来修饰面质，以确保个案不会认为他心怀恶意。通过分裂和内在世界的逻辑，治疗师试图使坏的变成好的，以作为使重要关系保持完整的一种方法。

 

引发治疗师在这方面做努力的担忧通常与丧失有关。我认为多数治疗师对于丧失都有高度的敏感性，这或许是因为治疗师有与遗弃有关的个人体验，或许是因为他们分享了个案太多这种感受。但是即使治疗师的过去没有复杂的丧失感，并且即便当前的丧失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面质仍存在风险。虽然在治疗的早期阶段己经铺好了情绪联结的基础，但个案仍有可能会逃离并永久终止治疗。

 

因此，治疗师希望通过一些方式来绕过面质，甚至回避面质的做法就不令人惊讶了。引用沙利文的话来说，治疗师是'再人性不过的了'。我们所有人在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取得成功这方面都下了赌注。为了确保成功，我们错误地认为回避面质会导致积极的结果，因此可能极不明智地回避了面质过程。

 

治疗师有时候用来回避面质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求助治疗之外的关系。外在关系的卷入被用来作为软化面质的借口，并从表面上回避面质。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位受我督导的名叫马克的治疗师身上。当时他正在治疗一名个案，该个案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情欲的投射性认同。

 

个案是一位快三十岁的女性，通过酗酒来逃避反复出现的困扰。她的过去显示她的生活充满了肤浅且有些杂乱的关系。她抚养了一个三岁的孩子，却因为无法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没有得到儿童抚养津贴。在治疗的过程中，随着个案将治疗关系日益情欲化，她的投射性认同的本质便浮现出来。个案反复说一些高度暗示性的话，摆出挑逗的姿态，并对马克在治疗之外与他人的关系表示出强烈的兴趣一一她对马克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尤为感兴趣。

 

马克已经结婚了，但他没有告诉个案这一点。有很多次他都没有直接回答个案提出的有关他个人生活的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转回到个案身上。有时候，他会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你似乎对我很有兴趣。我猜想这是否是你不愿谈论你自己的一种回避方式。'有时候，他会简单地将话题转向个案当前的情爱事件上去。

 

但是随着治疗的进展，治疗关系越发成为会谈的焦点。随着个案变得日益具有挑逗性，且在性方面愈发大胆，她的投射性认同的特点也变得越发明显。当她提出要与马克在会谈室外的某个地方会面时，她的这一特点表露无遗。她希望马克将她看作是一个女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这样就可以'扩展并丰富'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马克非常清楚正在上演的剧情。在对他进行督导时，我们详细讨论了个案的投射性认同以及此投射性认同被释放的方式。他也知道自己迟早要面质个案的。但当这一时刻真的来临的时候，他却变得有些慌乱。他支支吾吾，嘟囔着一些有关治疗师与个案接触的规则，以及顺从个案的要求只会如何破坏治疗进展等事。

 

这并没有制止住个案。她继续努力要让马克与她在会谈时间之外见面。她取笑并勾引他，说他是老古板。她越取笑马克，马克就变得越紧张。最后，为了结束这种令人非常不舒服的处境，马克冲口而出:'我不能，我结婚了。'

 

在稍后的督导中，我们讨论了发生的事情。很明显，要马克对他的个案说出他需要说的话'我不愿意与你上床并且也不会与你上床'很难。他的这种不情愿与个案要求的情欲本质无关，更多的是因为他担心会伤害个案的性自尊。他觉得，对她说'不'会让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女人，或者会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此，他利用他的妻子作为挡箭牌来'软化这种打击'。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回应，马克传递给个案的信息是，是某种其他的关系而非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他之所以不能那么做的绊脚石。

 

治疗师普遍用来回避面质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解释。治疗师没有挑战个案的投射性认同在人际关系上的使用，而是向个案说明，个案当前的感受与她对生活中其他人的感受有关。我想这是在治疗需要进行困难的面质时，治疗师依靠的主要策略之一。我发现我自己在与那些处于极度需求且无助的个案一起工作时，会采用这种'面质撤退'的方式。与其面质投射性认同，倒不如去寻找个案之所以通过如此依赖的方式建立关系的'理由'。

 

我并不完全确定为何我会这么做。我想这与我将自己视为'好好先生'有关。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他们一一不管是帮邻居修理坏掉的锁，还是帮我的孩子们应对困难的任务。在我大部分的生活里，我都以积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状况(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是好的)，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这样做是否有其消极的一面。有时候我是如此'迅速地去给予帮助'，以至于人们会认为我是冒昧的。因此我开始思考，或许我的'给予帮助'更多是被要去控制的欲望所推动的，而较少是被要去给予帮助的欲望推动的。

 

不管我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我已经变得对'要去帮助别人'的行为非常敏感了，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它是如何干扰治疗进程的。它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是在治疗的早期(提供过多的建议)以及治疗的后期阶段(当要开始面质的时候)。当我发现自己担忧个案的脆弱，并花费了大量时间'探索'个案早期生活中的出错事件时，我会问我自己，我是否在使用解释作为抗拒面质的手段。

 

治疗师要想成功地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治疗模式，那么就不能回避面质。治疗师需要承认，面质是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工作中更为困难的特点之一，并且治疗师会自然而然地想要回避它。将此铭记在心，治疗师便有可能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自己不会花费过多时间在假装保护个案的掩饰之下来保护自己。对于隐患的了解或许不会完全消除治疗师的这种逃避倾向，但至少可以消弱它干扰治疗进程的程度。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为治疗带来什么

 

正在考虑是否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治疗师，可能会想到是否值得如此努力去从事这类治疗。要了解成为个案目标的意义，就要持续审视治疗师反移情的基础，并且要确保治疗师不会在无意中回避了面质。所有这些必要性似乎给治疗师增加了其他治疗师不必承受的压力。这的确是事实，但毋庸置疑也会有所补偿。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所获得的回报可能无法立即显现，但它的价值绝对匹配它加诸在治疗师身上的要求。

 

这项工作的回报之一是，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很少让人感到枯燥无味。当治疗室中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改变得以发生的媒介时，空气中便有一种创造性的张力。客体关系工作所带来的另一个回报就是改变。改变的发生是明显可见的。关系中出现的变化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并且是治疗师和个案都可以体验得到的。我曾经在很多场合对个案说'看一下你现在是如何回应我的。你能感觉到这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 '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推论出来的，也不是想当然出现的，而是持续进行治疗互动的产物。

 

当然，并不是个案与治疗师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个案对自己的感觉方式以及这对他的普遍关系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一点对所有的治疗来说都是如此。只不过在客体关系工作中，治疗师拥有这样一个机会，即能够在直接体验的基础上，判断个案的变化是否仅发生'在头脑中'，还是在当前关系中也有其基础。

 

顺着这些线索，很多个案在治疗结束后还与我联系，告诉我他们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与治疗中发生的变化是相同的。一个其情欲的投射性认同在治疗中被面质且被处理了的个案，在我们结束治疗的几个月后，写信告诉我她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与地理位置的改变有关:她从新英格兰搬到了新墨西哥，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有关已经实现了的令人兴奋的新工作机会。然而，她真正想告诉我的是她如何处理与生活中的一个新男人的关系的。在接受治疗之前，她会用性将男人'捆绑'进与她的关系中，然后变得受这些男人的操控。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通常会坚持搬过来与她一起住，然后以专横的且令人不堪忍受的方式侵占她的空间。结果她变得沮丧、抑郁，并常常与她的同居男友发生激烈的争执。

 

虽然她最近的交往并不缺乏性的成分，但她感到性是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关系的全部。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当她的新男友也建议他们同居时，她的应对方式。在以前，她只会勉强默认，但现在她告诉她的新男友她还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这样做。她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声明她的立场，并仍然感到关系(以及她自己)是安全的，这一简单事实对她来说，是其自尊的巨大来源，这在其信中也表露无遗。

 

另一个个案是一个建筑承包商，他最初来接受治疗是要处理所谓的自我挫败行为。他承认他蓄意破坏了一场婚姻，与他年老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使得成功的事业着陆搁浅。他抑郁，深受债务的折磨，对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感到迷茫。

 

治疗的主要时间用于处理他的权力的投射性认同以及这一投射性认同是如何破坏他为追求成功而做出的众多努力上。很显然，他的大部分病理与他试图控制别人的企图有关，而这最终成为他自我挫败行为的基础。同样，相同的行为也出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中，这些行为表现为他试图控制治疗中发生之事。

 

治疗时间漫长而稍显停滞，并有很多激烈的交流。但在最后，权力之争得以解决。在治疗的最后，他的运气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他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并与父母和好如初。他和我都同意，他试图破坏治疗的努力和我阻止他这样做的努力是转变他生活的关键。

 

这些成功的治疗经历是治疗师之所以从事此种治疗的部分原因。但是诸如此类的经历是非常稀少的。多数个案在治疗结束之后不会再与他们的治疗师联系，很少有个案会提供证据证明治疗的成功。我认为支持治疗师从事客体关系工作的一个原因(除去谋生的原因），是客体关系工作提供了个人成长的机会。

 

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扩展了一个人作为治疗师和作为人的弹性。它迫使你去探索你自己（你的自体）那些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被探索到的部分。体验个案的投射性认同以及位于投射性认同之下的分裂，会迫使我们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在分裂。我们与我们的个案并无什么不同，处理他人内心中的好一坏分割，也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去考虑我们自己心中的好一坏分割。我们的个案为我们举起了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愿意仔细观察他们，有时候我们能获得一幅关于我们自己更为清晰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