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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刘思东 说起牡丹，大凡画者，皆是爱之有余，亦恨之有余，爱之因有雍容华贵之姿、天香国色之特质；恨之，乃因其过于契合世俗审美情趣，易于媚俗；这让无数画家纠结于雅俗的矛盾对立中。之所以如此，其实是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对富贵的认知上，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富贵一意上，我们分离了富与贵，世俗重富轻贵，文人重贵轻富。贵，是一种品格，它无法像富一样昭然外现，只可意会，世俗难以企攀，正如著名作家张抗抗曾说：“……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同人一样，花儿也是有灵性、有品位之高低的。品位这东西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尔不群之姿，方知品位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漠视的美。” 但我们回望文化史，我们会发现，唐人爱牡丹，把牡丹视为富且贵的代表，唐宫贵人多喜以牡丹簪花装饰，尤以红色为上品，以其象征生命力、象征郁勃之气；而白牡丹则少人问津，唯有失意的白居易才想到：“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可见，牡丹在唐朝社会，主流文化里占有着一定的地位；曾及何时开始及至明代，画家徐青藤却喊出了“早知不如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的感言，似乎牡丹就是媚俗的代表，并且越红越俗。为什么在传统文人特别是画家审美观念上会出现如此的变化和反差？究其原因，牡丹花形硕大，张力外显，失却含蓄，逐渐不为文人士大夫所喜好，在进入由文人士大夫主导话语权的中古文化后，被舍弃作为政治伦理立场的象征符号，取而代之的则是梅兰梨菊等。这样的变化在本质上正是文人在精神上把自我与世俗分离、把富与贵分离的结果。特别是中国绘画在历经元代文人画思想的洗礼后，道家的黑白观念广泛被文人画家们所推崇，色彩富丽的牡丹更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媚俗之列，成为媚俗的象征。 当代中国画家，也难以摆脱这一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困惑和难题。他们大多对于表现牡丹，要么媚俗，迎合市场；要么舍弃，以示清高。而岭南画家刘思东，则知惑故行，知难而行，从传统国画的文化内涵入手，文心入格，洗却媚俗，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努力寻找自我的定位，用我之文心，力求牡丹的富与贵有机地结合一体，并以富有神彩的笔墨、韵味和雅俗共赏的富丽画面来为自己笔下的牡丹予以定格。无疑，这也是摆在刘思东面前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这需要用传统国画物象表现上“移神遐想”的“寓兴”功能，打破传统文化上的障碍，甚至是牡丹自身形制及色彩特质上的障碍，全面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无论就世俗意义，抑或是艺术创作、艺术格调问题所涉及的，不唯是雅与俗，还有艺术质量、艺术语言以及艺术内美的深入和现代感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刘思东的牡丹世界里，似乎是很自然的得以了解决，他以现代人的明确认识、现代人的眼光和心灵，在感受生活与自然中直接捕捉“画外意”与“意外妙”，既保持了新鲜强烈的“觅物有得”，又以所养、所崇，升华了艺术境界，创造了姿彩纷呈又洋溢内在贵质的动人意境，自然物象以饱含精神的视觉“符号”构成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这种 “符号”化的世界里，刘思东自由自在地构建着心中的理想境界，尽情地抒发现实世界中所获取的生命体验。品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刘思东画笔下的牡丹，不但以其美形美色的王者风范被戴上“国色天香”的桂冠，而且总领群芳，不欺弱卉，似有祥和瑞气的大家风度，直至内蕴着的绝俗的精神特质，是一种高贵品质的精神符号，以高度“拟人化”的视觉语言，神为物游，思为境幽，用笔墨捕捉精神，以神韵定格笔墨。无论是群芳争艳，还是一枝独秀，无不洋溢郁勃的生机，流淌着花的神韵——或绰约，或雍容，或华贵……任凭世俗褒贬，安之若素，不卑不亢，脱俗而出。 探讨刘思东国画牡丹品格的形成，必然涉及到一个艺术语言和形式技巧的深入和有效更新的问题。传统的中国画，介乎再现与表现之间，具象和抽象之间，写意与装饰之间，而且往往又与书法诗词款识钤印结成一体，这一切，已经约定俗成为一种视觉秩序。而当刘思东真正的面对大自然中的牡丹进行创作时，视觉观念发生了不满足于传统绘画语言和形式、而追求着一种新的秩序以至新的程式。花的浓艳或随阳光怒放，或似秋色欲燃，饱和着蓬勃的朝气和内在的生命力，不失大象、大势、大氛围、大情调地突出了绘画性、书法表现和格律装饰性，被分解开来的依形、线、色的诸构成因素、按现代旨趣被推向极至。在这里，刘思东根据生活的感受，顺应感情趋向，把全部真情和对于自然生命的爱，融化其中。 他在率真的审美情趣的指引下，使观者能迅速获得似曾相识的情感美和亲情感，从而拓展了牡丹画的受众群体，也拓展了观者的审美视野。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的问题。从线条到结构，笔力、笔趣，简繁、厚薄、浓淡，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等等，莫不如是。刘思东也深切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每每作画，力求画面的韵律美。我们从他的牡丹中不难看出，这种韵律的美质无不充斥着画面，在规律中不断变化，在变化中亦有规律，有中生无，无中生有，有中生有，无中生无，妙不可言。在他的画中，一花一叶，具有自在不经修饰的雅逸的风致，具有一种暗含弹性的劲力，同时在变化中呈现出不同的韵律。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富于变化，以速度和力量来达到完美。而正是这些动感、韵律、形态、线条、构图、形式和结构等，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一种郁勃的精神活力。 画乃心画，其生之于心，形之于手，必以笔墨取之。刘思东的牡丹，用笔率真奔放，亦有顿挫、跌宕之感；用墨则干湿、浓淡适宜，富于变化，层次丰富。以色画花，艳而不俗，用墨画叶，随心所欲。我用我法，一笔一墨，或向或背、或张或驰、或显或隐、或枯或润，或长或短，各不相类，潇洒飘逸，不枯不燥，富有生机，富有韵致。看似无意，实则有心，是怡悦性情，是精神的“逍遥”，是“写胸中逸气”。他的这种美学观点正是庄子主张的逍遥游心，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情。是道家思想中的“乘物以游心”，是借助笔墨和所表现的物象，来实现心灵的安闲和自适，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来缓解内心的勘测。 可以说，刘思东是一个笔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画家。这两种自由共同构建了他牡丹国画的品格特质，也是他自我人格的外显。人格是一个包含性格、学养及价值取向的综合体，它决定了一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与体系的形成。刘思东的人格体系在他牡丹绘画初一入笔时便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正契合了黄宾虹在《画法要旨》中所说的“由一画开先，至于千万笔，其用墨处，当无一笔无分明。故看画曰读画，如读书然，必一字一句，分段分章而详究之，方能得其全篇之要领。看画如此，画之优劣，无所遁形。”画由一笔开先，笔笔皆须讲究。一笔出，笔造世界，墨化万机，色分乾坤，画作之优劣，境界之高下，自然显现，这非有文心者不可为之。刘思东笔下的牡丹，正是如此，疏朗本真，一笔开，万物开，笔无定法而恣纵，墨无成规而洋溢，不落俗套，匠心就在无法与有法之间酣畅淋漓地予以展现；用文心洗却尘滓，恣肆、灵逸、深邃地捕捉到了读者的心理，具有浓厚的意趣与艺术感染力，笔墨中蕴涵着一种平和、一种大度、一种贵格，更洋溢着一种文心。亦如清代王昱《东庄论画》所说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显然，刘思东的牡丹不仅显示出了他的人格，也蓄涵着浓郁的中国画艺术精神和纯正的传统文化价值意识，标榜着他对艺术的价值取向及审美追求；这无疑与当下画坛颓废、媚俗的现状拉开了距离。 --------------------- ----------- 欢迎光临高剑父纪念馆 春睡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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