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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7日，是傅雷诞辰110周年。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翻译家傅雷的书信集《傅雷家书》创造了一个传奇，金庸曾评价，《傅雷家书》是一本“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的书。而关于傅雷本人，他自己曾说，“我本是在矛盾中讨生活的人”。在他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这个足不出户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学者很简单，是个“正正派派的好人”。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1908年，傅雷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今上海市南汇区），家里是当地富户，4年后，父亲被当地恶霸构陷入狱，不久病逝。随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相继夭折，母亲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对他管教极为严格。傅雷的各种传记均提供了一件轶事：一次他逃学去玩，回家睡觉后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被母亲五花大绑起来。也许，傅雷的严格和较真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字“怒安”，取“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意，受家庭、环境和时代的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是儒家的信徒，但是在那个年代，孔孟之道并没有给他生活的方向。他曾就读上海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意大利教会学校，法语是正课之一，傅雷就是在这里初识了法语。但是教会学校的刻板和背诵圣经的强制要求激起了他的叛逆，结果他因为自认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宗教批判行为被学校开除。 随后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傅雷参与其中。1926年，傅雷在校内发起“大同风潮”反学阀运动，因为过于积极，校方一度认为他是共产党，后来被母亲强拉回乡下才避开风头。正如傅雷在1956年的回忆中提到，自己在17到20岁的时候反帝情绪很高，后来的生活没受什么挫折，也就没有了“革命精神”。 1927年底，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但没多久就发现学校的“学风不正”，遂在当年底乘船自费赴法留学。上船时的傅雷虽然略懂法语，但还远不够用，幸而在船上的两个月中与同舱的法国人朝夕相处，整日畅谈，到港马赛的时候，他的法语已经相对流利了。经郑振铎介绍，傅雷在法国安顿下来，并在短暂的外语预科学习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文艺理论。钱锺书和杨绛后来也曾在这里留学。 在巴黎大学，傅雷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曾详细考察卢浮宫的展品并记录下来，在1934年完成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书。这本书直到1987年才出版，是傅雷生平唯一的学术论著。也许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傅雷后来才有底气指出鲁迅翻译工作的不足：“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留学经历令傅雷对艺术产生了很多洞见，比如对于国内文艺界乱谈主义的风气做了澄清，指出西方所谓的古典主义不是古板，而是重视感官，希腊神庙褪了色只剩下庄严，而当年可是涂满了油彩的生机勃勃的建筑；对于音乐，他推崇贝多芬和莫扎特，取前者生命的庄严和力量，取后者生活的乐天；对于美术，他推崇在印象派基础上别开生面的塞尚，这些都表现出傅雷强烈的审美个性和主见。 1930年，刘海粟（左）、傅雷（右）和张韵士（中）在法国巴黎合影 在傅雷的文艺评论经历中，与张爱玲的交集是比较有趣的一段。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在文中傅雷盛赞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金锁记》，对于这篇讲述多年媳妇熬成婆乃至心理扭曲的故事，傅雷报以最大的赞美，称“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中里有了不用说最幸运的成就”。 接着，他继续在同一篇文章中批评张的另一名作《倾城之恋》有六朝遗风，外表珠光宝气内里空洞，对《连环套》则评价更低。张爱玲对于赞美似乎并未领情，而对于批评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称傅雷“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略安稳的一面”，太注重人生的斗争，而没有认识到正是《倾城之恋》里“乏味”的人物为生活中飞扬的部分打下底子。有意思的是，晚年张爱玲回顾自己的作品时，反而有着比傅雷还激烈的否定，称《连环套》“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1936年，傅雷、朱梅馥夫妇下黄山，途经杭州时合影 傅雷就是这样性情耿直而坦诚，在艺术的世界里，赞扬与批评不取决于对象是否是鲁迅或者张爱玲。被划为右派后，傅雷在上海家中的院子里培植了50多种月季花，就像他芬芳多彩的艺术园地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傅雷，为自己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艺术空间，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自称“墙洞里的小老鼠” 因其耿直、严格、犀利，很多人称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向钱锺书剖白自称是“墙洞里的小老鼠”，这大概主要说的是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处世态度。傅雷的次子傅敏追忆父亲称：“他是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 比如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暗杀时，傅雷几天不吃饭，关门不见人。傅雷的关怀是积极的，而行动又是退让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张芝联从傅雷与人打交道的风度上评价他“做一个统战部长都绰绰有余”，不过在政治任务和组织工作面前，傅雷往往避之不及。 早年傅雷曾与马叙伦等人一道在上海筹建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雷以“党派目标已经达成”为由退出了组织。1956年，马叙伦力邀傅雷进入民进中央，傅雷力辞称：“以个人志愿及性格而论，亦难对任何集团有何贡献”，又向好友徐伯昕辩解说：“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到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傅雷对自己的特质有清醒的认识，最后又掏心窝子叮嘱好友周旭良：“马老来了信，我可真睡不着觉了……我缺少涵养，精神上受不了负担，有了名义不能空敷衍，妨碍日常工作，那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折磨。假如敷衍，又时时刻刻存在着犯罪感，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团体，你想想这种生活叫我怎么过呢？因此不得不想你作最紧迫最紧急的呼吁，候选名单上万勿列入贱名。” 傅雷之所以这样评价自己是有早年经历做铺垫的。1931年留法归国后，傅雷在好友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执教，但不到2年，就因母亲去世而辞职，回乡从事翻译。关于这次离职，傅雷写道：“刘海粟对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尽管“他生平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但还是因为理念不合加上家庭变故而离开。 1935年，傅雷应好友滕固之邀，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随后外派洛阳，傅雷很不适应洛阳生活，写信向朋友抱怨：“这地方真是徒负虚名。我这一次的来，大半可说上了滕固的当……几晚乱梦颠倒，无非是你们这些朋友和中风、白板对碰之类……你想看戏只到十点半，算得看戏么。”随后，由于南京方面要求他出具会计手续以澄清账目，傅雷认为用人应不疑，感觉受到了侮辱，做了4个月就离开了。1939年，滕固继续邀请傅雷赴昆明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到任后傅雷发现该校唯一吸引学生的地方就是免收学费，教学质量并不高，因此建议滕固“筛选学生、甄别教师”，予以全面整顿，但是滕固没有采纳，二人又不欢而散，这次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傅雷寄赠罗曼·罗兰的照片，署名傅怒安（1934年2月） 傅雷的办报经历也不顺遂。1934年秋天，友人叶常青约傅雷合办《时事汇报》，傅雷担任总编辑，3个月后就因亏损而停办，作为股东之一的傅雷折本一千元，“卖地十亩以偿”。抗战胜利后，傅雷与周煦良合办《新语》周刊，傅雷开始少见地发表杂文，话题涉及公共生活中大大小小接地气的问题，比如《邮政与铁道加价》《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吾国过去教育之检讨》《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尽管事后傅雷对这份刊物评价甚高：“今日翻出来重看，仍是十数年来文字风格最讲究的一份杂志”，但在当时还是因为“曲高和寡”而出刊4个月即停。每当傅雷在组织中服务，或者承担公共责任，最终总是因为事务缠身、“什么都只能做三四成”而不得不放弃。性格使然，傅雷最终选择了翻译并成为一代大家。 从浪漫的罗兰到现实的巴尔扎克 傅雷重译四卷本、100多万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往往被用来证明傅译的力求完美。而傅雷在1953年给友人的信中却说：“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那几部大作让人读的下去的？……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 傅雷自称让青年中毒的浪漫辞藻包括：“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的幻想的苦难。”“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这些“仿佛是没有领略过黑暗的智者写下的箴言警句”（傅雷语），在抗战中鼓舞了很多人。 青年傅雷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1934年，26岁的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颇受浪漫主义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通过罗曼·罗兰，傅雷向托尔斯泰学到了忍耐和“不抵抗”：“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向贝多芬学到了“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并矢志将其介绍给国人。 傅雷，1961春 傅雷从翻译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作品风格的跨度非常之大，而他对国外作家的取舍不是与世推移的选择，而是自身发展的结果。傅雷在1935年就翻译过安德烈·莫洛亚写的《巴尔扎克先生的过失》，巴尔扎克初次进入傅雷的视野。傅雷开始翻译巴尔扎克始于1944年，并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步达到巅峰，他的译笔“繁而不杂，脉理清晰、层次分明”，被称为“傅译”。 傅雷在谈起自己为什么选择巴尔扎克时说，总感觉莫泊桑“不对劲”，是“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而对罗曼·罗兰的浪漫气息“早已头疼”，随着阅历的增长，傅雷选择了情节繁杂、色彩丰富的巴尔扎克小说。巴尔扎克的辛辣讽刺和对世情入木三分的刻画，也符合傅雷怀疑主义的个性。 傅雷对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一些句子非常赞同，经常引用，比如在家信中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的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后期的傅雷，文学品味上有些许的变化，改变了早期的文风，这个时期的傅雷喜欢看老舍、赵树理的作品，认为自己的文字书斋气太浓。傅雷的转向对读者是幸运的，从此巴尔扎克有了质量极高的中译本，而如前人所说，“有了傅雷，巴尔扎克也算是有福气的了”。 生性浪漫的傅雷终以翻译老辣的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于世，正如傅雷自己所说，“我本是在矛盾中讨生活的人”。而在傅雷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这个足不出户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学者是很简单的，是个“正正派派的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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