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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及名称变更预告: 本公众号将在两天后将主体由个人变更为“智为天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相应变更方式为公众号迁移。因微信平台有多个同名公众号，在本次主体变更时，为符合公众号名称唯一原则，我们须按规定变更名称。经反复考虑，现决定将公众号名称变更为“阳明心学传习所”。我们已组建近10人的内容及运营团队，未来公众号内容质量会明显提升，并经常组织线上线下活动，发布免费心学课程，欢迎广大心友继续关注、参与、批评与指导！ 国学大师钱穆与贵州山水人文 张新民 丨 文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一度迁入遵义,当地一时学者云集,遵义俨然成为天下学术文化重镇。钱穆（宾四）先生亦在一九四三年（即浙江大学迁入遵义之第三年）春天，应张晓峰之邀请，在遵义浙江大学讲学约一月。尽管时间颇短，但贵州山水及文化留给他的印象却终生铭记难忘，直至88岁撰《师友杂忆》时， 钱先生还专列一节谈及他在贵州的情况。  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是乘汽车由成都赴遵义的，一路颠簸劳累，到遵义稍事休息，安排好住宿后，便出席了浙江大学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欢迎会在浙大临时租用为礼堂的湘山寺举行，由竺可桢校长亲自担任主持。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是理科与文科并重，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兼顾。他认为“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的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是谋道的办法”。在他的推动鼓励下，浙江大学出了一批如《贵州北部地形发育史》、《遵义新志》等关涉地方史地文化的学术成果，而其重视人文科学的作法，更与钱先生长期希望兴起地方文史之风的想法契合。欢迎盛会上，竺可桢的欢迎词除介绍浙大的办学理念外,相当一部分即是赞扬钱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成就。钱先生长达一个半钟头的答谢辞则完全是学术演讲，没有一点虚应故事的客套话，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实际即是他在浙大讲授的第一课。慕名而来聆听演讲的师生很多，座位不够只有站立，几至水泄不通，可说是盛况空前，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西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虽历尽艰难险阻，长途跋涉迁往抗战大后方的遵义，但师生教学求学之志丝毫未有挫馁，即使穷居陋区僻壤，蒙受困顿，也依然弘歌不辍，贞锲弗舍。遵义农村地区本来就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受浙大良好校风的陶冶，当地青年更人人都欣然勤苦向学。钱穆先生授课时，前来听课的人就不仅有浙大的学生，也有遵义地方的好学青年，情况皆始终有如欢迎会的第一次演讲。但最令钱先生感动的，乃是他每次上课时，均常有农人肩挑路过，遂在课堂窗外坐地小休，或伫立在屋檐下，侧耳聆听他在课堂上的讲辞，使他经常联想到明代王心斋为农村人讲学时的情景，甚至设想如果王心斋来此，讲堂会是什么景象，效果又该如何？并发出“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乃人自造，非天地强作限制”的感慨。在钱先生自由驰骋遨游的精神天地里，他在遵义的授课简直就是王心斋当年为农村人讲学情景的再现。  湄潭浙江大学教授住处 遵义市向东行八十里，便是当地有名的乐安江。乐安江畔的沙滩，历史上曾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出版了数量不少的著述，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学术群体，影响当时及后世颇为深远。浙江大学史语所编写的《遵义新志》，将遵义二千年来不断赓续发展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九期——夜郎期、牂柯期、播州期、杨保前期、杨保中期、杨保后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沙滩便赦然为其中之一期，可见其在当时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当地学者群体大多以诗文经学传家，一时人才辈出，天下风闻，流誉遍布海内，不但是贵州大传统精英文化的代表，而且也是享有极大声望的全国文化名区。最能体现沙滩文化之学者，则莫过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三位大儒，皆为贵州学术文化的翘首。尤其子尹尽管长期困处西南边地，诗作却震撼晚清文坛。清儒吴敏树便称他：“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所无。”当代著名学者钱仲联更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 的美誉，不仅视他为清代诗坛的主席，更评价他的创作为有清三百年之第一。  遵义乐安江 钱穆先生在遵义一月，亦常颂子尹之诗，朝夕吟哦，爱不释手。子尹一生受母亲影响最深，亦侍奉母亲最为孝顺。其一生立身处世，交友学文，乃至成为一代通儒，名重当时后世，皆与母体的言教与身教密不可分。故母亲逝世后，子尹悲痛欲绝，遂在葬地子午山筑舍，朝夕守墓，并回忆母亲生前神情口吻，依其语气记录教诲六十八条，成《母教录》一书。《母教录》反映了母亲特有身份角色所具有的美德，说明了家庭环境教育中母亲伦理责任的重要，情感悱恻沉擎，大有晚明学者归有光的风格。钱先生颂读《母教录》，亦颇感动。他又通过他人了解到郑母碑颜体楷书，古朴苍劲，庄重雄健，学者将其推为当地金石第一，誉为难得一见之三绝。郑母碑镌刻有题诗二首，其中一首云：“柴翁长跪山堂下，一笔三钻泪两行，长忆桩桩慈母事，法颜效汉采飞扬。”这些都令钱先生产生了无限遐想，故亟想一游郑母之墓，惜因客居时间太短，未能一偿其愿，留下了终身难忘的遗憾。 郑子尹像 钱穆先生热爱以郑子尹诗歌创作成就为代表的贵州乡土文化，更热爱贵州的自然山水。他在遵义时，恰好北大从学弟子李埏已先自昆明转来浙大任教，遂每日偕李埏出游，每游必半日，亦有尽日游，兴尽始返者。《师友杂记》描述遵义当地的山水美景说：
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蜒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时。余尤爱燕子，幼时读《论语》朱注学而时习之，习，鸟数飞也。每观雏燕飞庭中，以为雏燕之飞即可为吾师。自去北平，燕子少见。遵义近郊一山，一溪绕其下，一桥临其上。环溪多树，群燕飞翔天空可百数，盘旋不去。余尤流连不忍离去。 在钱先生的笔下，不仅贵州的民风习俗是纯朴敦质的，而且自然山水也是秀丽宜人的。这明显与他一贯强调要敬爱珍重祖国历史文化的人生态度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领略山水自然风光的无穷妙趣，而且也透过此领略来感悟宇宙人生的生命真缔。他的学问精神是活泼的，充满了机趣的，既非一般仅在书本上讨生活的迂儒可比，也非一味耽溺于山水之乐的狂者能追。 遵义市一景 遵义当时分老城与新城，大体以穿城而过的湘江为界。钱先生住在老城水响街临时租借的一所木楼内，学校专门为他雇了一位厨师调理一日三餐。除了备课讲授写作外，他最喜欢的户外活动就是散步。通常都是沿着湘江顺流南行，又顺着岸边老城小道返回。为避免摔滑，手边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与同行的学生交谈，大得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山水与心灵合为一体之乐。李埏尽管过去在昆明也陪钱先生游过石林，但真正通过“好游”，看到他讲堂书本之外率性自由的另一面，仍以在遵义朝夕相处一个多月的印象为最深。当时悬在一般学生心中，也是李埏想要代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钱先生的好游何以竞超过一般学生辈？因为过去听钱先生授课，大家都惊叹其学问渊博，以为他必是一终日埋头书斋，只知枯坐用功的威肃学者，撰《国史大纲》这部宏大著作时，钱先生也确实有过寂寞闭关的生活经历。一般学生读书都常恨其不能勤，是否也有必要放下书本去亲近山水呢？这是当时蓄闷在李蜒心中的问题。 遵义山水 钱先生的回答极富理趣。他认为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悦即是指乐趣。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有似游山，则读书自然会有大乐趣，也自然会有大进步。否则以读书为吃苦，而游山是享乐，那二者的乐趣就都丢失了。李蜒在遵义日日陪钱先生蹬山临水，感悟颇深，听了钱先生的话，大受裨益，故又过一步请益说：“今陪先生游，已近一月，然山中水边仅见此二人，殊少见浙大师生也来同游，如此好风光，先生何不为同学一言之。”钱穆先生回答说：“向来只闻劝人读书，不闻劝人游山。其实书中早已劝人游山。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是教人亲近山水，陶然于自然。读朱子书，也有劝人游山之语。如果试以此意再读孔子、朱子书，必然会有新的体悟和心得。太史公著《史记》，岂不就得力于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论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日你能从我读书，又能从我游山，这就真正是我的朋友了。从师交友，也应当如读书游山一般，那就是真乐了。”遵义的山水风光，使他们师生二人终日流连忘返，特别是李蜒更从钱穆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他感慨说：“今日从师游山读书，真是生平第一大事。” 贵州景色 钱穆先生一生好读书，广游历，善交友，勤笔耕，他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应该说与这四个重要原因有关。贵州的佳山秀水，慰藉了他的情志，激发了他的灵思，也构成了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时光记忆。他在遵义时，与张晓峰、谢幼伟、郭秉、缪彦威常往来，相谈甚欢。四人中张晓峰、谢幼伟为旧识，郭秉、缪彦威则为新友。旧友中张荫麟亦曾在遵义浙大，治学路径，人生态度，均与钱先生相得相近，惜先两年患肺病逝世，竟未能晤诀。至于当时同游之李蜒，乃云南昆明人，离开浙大后，即长期执教云南大学历史系，为著名唐宋经济史专家。抗战胜利与钱先生分别后，相互之间曾有四十年的睽离。钱先生以近百龄高寿逝世后，李蜒撰有《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长文一篇，除了回忆与钱先生的交往经过外，更感慨时常相见于梦寐中，未能执拂尽弟子之礼。读之可知语句诚挚真切，处处皆能动人心志，足证师生道义情谊，亦为人间最难得的缘分，是最值得珍惜的记忆财富。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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