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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一位在文字王国中找到了精神家园的人 ——说文解字序注疏 施百忍 许慎 古者庖牺氏1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2 【注】 1庖牺氏，即传说中的伏羲，又叫“宓牺”、“伏戏”、“包羲”、“包牺”、“伏牺”、“炮牺”、“虑戏”等。汉代的石刻画像与砖画中，常有人首蛇身的伏羲画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已成为远古人类繁衍、取火、生活等方面的象征性符号。（参袁珂著《中国古代神话》） 2《系辞传下》：“古者包羲（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言：“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疏】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xiáo）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后汉书》中华书局，2001年5月，2588页） 当许慎以博通五经的学识回归到基本文字的探讨研究时，正所谓本立而道生。即便如此，在描述汉字的产生这一事实的时候，也只能转述《系辞传下》的相关内容以咨说明。起初，我与外物两不相干，但人俯仰天地之间，从自身的心理活动，生理变化到外界事物的丰富多彩中觉察到某种意象与法则的可能，进则企图找寻其表达方式，用来再现其意味，传达其思想，承载其感情。于是始作八卦，以其删繁就简，去芜存真，变易不息的特征，将一个大宇宙浓缩为一个小宇宙，在身与物之间构建了一个中间带，使王天下成为可能。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3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4。“百工以乂5，万品以察，盖取诸夬6”；“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7。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8。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9。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10，书者如也11。以迄五帝三王之世12，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13。 【注】 3迒（háng）：兽迹。 4书契：指文字。与庖牺氏—八卦，神农—结绳，仓颉——书契并列为三。《系辞传下》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序》则直接说成“仓颉初造书契”。陈梦家认为，“书”与“书契”不能混同。契是书所约之事于两札，两札文同，并两札而刻其边侧，取者予者各持一札，以后合契时合其边侧所刻之齿以考验真伪。（《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7年4月，250～251页。） 5乂（yì）：治理。 6夬（guài）：六十四卦之一。明法决断之象。《系辞传下》：“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7 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君子通过文字来宣明教化，俸禄加身，同时，君子更需要以内在的德行来提升自己，切勿以文字欺人。 8文，指象形字。 9字，指形声字。 10著于竹帛谓之书：李学勤先生在《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古人说‘书于竹帛’，竹木质的简与丝质的帛，是古代中国人书写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时期，才逐渐为后发明的纸所代替。因此，‘简帛’长期被作为书的同义语，源出自简帛的若干词语，如‘编’、‘册’、‘篇’、‘卷’等，甚至延用至今。” 11书者如也：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结合10、11的看法，“书”兼具了书写的实物性与艺术性。 12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禹、汤、文武。 13《史记·封禅书》载齐桓公既霸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封禅，是古代受命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的大典。祭祀中的具体仪式，虽有专门的规定，但在形诸文字之后，文字本身并没有统一的规范。 【疏】 随着社会的发展，王天下并不能仅仅满足于八卦的洁净精微，社会需要一种更为方便的沟通方式，结绳记事遂应运而生。八卦与结绳虽然具备了形、义的功能，但由于它的高度概括且不能表音而无法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一种兼具了形、音、义的文字在酝酿中产生。中国古代的文字正符合了这个特征。追溯封于泰山七十有二代的千年历史，刚开始的时候文字的形音义并不统一，到了五帝三王的时候，也还在为文字的确立寻找规范呢。总结提炼古代典籍中文字的构成，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阐释，并确立一套通行的造字方法，看来直到东汉许慎的时候才得以完成。然而，研究文字与修习儒学有何关联呢？即如饶宗颐先生指出的，中国语言方音复杂，但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文字不作言语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汉字这一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文字、文学、艺术（书法）三者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引人入胜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说文解字》如同典籍的辅翼一样，使圣人一时一地的言传身教借助于文字的载体传播久远。章太炎先生说：“童蒙稚呆，岂有不教本国文字，而反先学外国文字哉！”（见《小学略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14。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15，“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16，“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7 【注】 14《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许慎言“先以六书”，与上面将《易传》中“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转化为 “……仓颉……初造书契”是一样的手法，意在显彰文字的重要。 15诘诎（jié qū）:曲折；弯曲。 16指撝：同“指挥”，此处指意旨，意向。 17在许慎看来，《周礼》中所言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关于“六书”的详论，见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传统的六书说》。 【疏】 因此，古代士大夫的子弟们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文字方面的训练。《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六艺之五即“六书”。许慎认为六书指的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好比是文字王国中的根本大法。陈梦家先生指出，“六书”这一种说法，是战国晚期人所定的，是后人对于文字的性质和结构的一种归纳的解释，并不是造字以前预定的条例。因此不能用它来解释最古文字的性质和结构，更不能用它来解说全部文字自古及今演化的迹象。（见《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95～96页。）事实上，中国文字的发展变化与朝代的更迭息息相关，王国维先生将中国文字发展至西周之后分为西土与东土。东土的文字，即秦所灭六国的文字。六国之文，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已遏而不行，汉人称之为古文。若较西土秦使用之籀文，名虽异，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王国维，《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87页）即便如此，后来中国文字的变化却沿袭了西土秦汉的线索绵延至今，而战国时六国古文，则成了近代考古学的一个重大发现。譬如简帛文字，更是有待探索研究的新领域了。由此可见，许慎指出的“六书”尽管并不周密完全，却是西土秦系文字的根本法则，说它是进入中国文字王国的梯航也不为过。 前文言“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而“六书”中的指事、象形与会意正好表达了“物象之本”。可以看出，这三者对于《易传》中提出的“观物取象”和“立象以尽意”有了进一步的感悟与发挥，从而诞生了基本的元素“文”，并为后来运用更多的文字交流创造了条件。形声，则进一步化解了这一问题。“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如此看来，许慎描述文字的产生及发展在其理路上的确与上古时代的八卦及结绳相关联。至于转注，是说明不同文字之间意义相通的方法。我怀疑这是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造成的，不同地域间因方言不同文字不同，就需要把意近文异的字放到一起对照，如同翻译一样，便于接受。虽如此，随着时代的转变，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也在分离与融合中更替着，因此形成了后世见到的“老”、“考”的相互转注了。假借，则是本义的延伸。章太炎先生认为，“令之本义为号令，发号令者谓之‘令’；古之令尹，后之县令，皆称为‘令’此由本义而引申者。‘长’本长短之‘长’，引申而为长幼之‘长’。成人较小孩为‘长’，故可引申。再引申而为官长之‘长’，以者在幼者之上，亦犹官长在人民之上也。” 据清代文字学家王筠统计，《说文解字》一书，部首540部，共计9353字，重文1163字，合10516字。其中，指事字129字，象形字264字，会意字约1254字，形声字约7701字。 及宣王18太史19籀著20《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21，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22意可得而说。 【注】 18宣王：周宣王，厉王子，前827—前782。 19太史：史，是经过一种专业训练，专门从事著述、抄录、阅读及保管官书和档案的政府官员。（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3月，第8页）太史：官名。西周、春秋时掌起草文书、策命臣下、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重臣。（《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6页。） 20籀著：籀，读书。“籀著”犹言“撰写”。 21《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22厥（jué）：其。 【疏】 王国维先生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指出，此二条所云“古文”，虽似谓殷周古文，实皆据壁中古文以为说。即下文“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乃至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于山川得之鼎彝之铭文，均为战国时东土六国的文字。而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即西土秦的文字。秦居宗周故地，在文字上秉承殷周古文的遗绪是没问题的。汉承秦制，对于“六书”的总结，正好通过文字的构造体现了某种稳定的思维结构，这就难以解释东周时期因列国争强而产生的文字变异的趋势了。我们发现，“六书”的构造与某种稳定的心灵世界相契合，“六书”未能解释秦所灭六国的东土文字，好比如周王朝制定的礼乐未能在诸侯列国中实现一样。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23，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4。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25。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26。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27，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注】 23七国：齐、楚、燕、韩、赵、魏、秦等战国七雄。 24言六国差异之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字上的差异。 25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诸种新制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秦相李斯将统一之后的治理落实在文字的规范上。也可以说企图以一元文化代替了多元文化。 26秦篆，又名小篆，从史籀大篆改易而来。 27按照当时使用文字的场合，陈梦家先生称秦隶书为“低级官书”，秦篆则为“高级官书”。 【疏】 “礼乐”为维系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它的核心是内在的“仁”，与之相应的政治被称作仁政，也称为王道。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是位正心、诚意的修身者，同时以推己及人的方式通过礼乐的形式将这一精神落实到百姓的日用生活中。但人的存在有其精神信仰的同时也受制于其生物本能，当食色之性成为主流的追求之时，以仁义之性建立起来的政体必遭到不同程度的变异。许慎在这里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指的当是这种情况。《孟子》一书，则对建立在“利”的基础上的政体提出质疑，并企图恢复与仁政相应的井田制。但社会的变化已不可逆转，软性的文化阻挡不住暴力的趋势，最后，只能以强大的武力来终止各方暴力，这就是秦的统一。但以暴易暴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短短15年的时间，秦的统一即在一片战乱声中被推翻。许慎这里记述的，是秦统一之后在文化上采取的“书同文”与“烧经书”的策略。秦统一之后烧灭经书，并未延长了秦的统治，反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书同文的推行，大体说来，一方面是秦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经过了一番努力，在太史籀大篆的基础上，整合改造成小篆，颁布《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从上层官方的立场统一文字；另一方面因基层公务繁忙，也允许以书写较快的隶书来提高办事效率。看来，小篆与隶书在平时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不然的话，要推行这样的方案将缺少相应的人才。若以秦统一的公元前221年，至《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来计算，中间已历321年近十一世，而汉承秦制，六国古文自是慢慢失传了。 自尔秦书的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疏】 这里进一步说秦书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关于秦书八体的说法，王国维先生于《桐乡徐氏印谱序》中指出并非是八种书体，秦书八体实有体、用之分，“大篆，小篆、虫书、隶书者，以言乎其体也；刻符、摹印、署书、殳书者，以言乎其用也。”（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182页）陈梦家先生也于《中国文字学》中再次论证了这一观点，并将之分为三类： 甲类 时代先后的官书：大篆（古文、奇字），小篆（篆书），隶书（佐书） 乙类 器物相异的官书：刻符，署书，殳书，摹印（缪篆）【此四种指书写的应用。】 丙类 特种器物之特种字体：虫书（鸟虫书） 另外还指出，大篆、小篆、隶书虽同属于官书，但大、小篆却是高级官书，而隶书则属于低级官书。 虽如此，我们也看到了此后中国字体的演变，高级、低级的成分已逐渐褪去，留给后人观赏学习的只是一种成熟独立的字体了。 以上言文字发展至秦的状况。可以看出，文字的发生变化与治理天下国家的微妙关系。 汉兴，有草书。 【疏】 根据现存世的汉代简牍书以及石刻，乃至赵壹《非草书》的情形来看，隶书和草书在当时的运用显然超过了小篆，即便有《袁安碑》、《袁敞碑》这样精美的篆书，相较于当时大量运用的隶书以及正在兴起的草书而言，可谓是雪泥鸿爪，而许慎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小篆。 尉28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29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30移大史31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32。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注】 28尉，官名，秦在朝廷设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后汉书·百官志》）殿最，指考试的首名与末名。 29讽籀：讽，背诵。籀，读书。讽籀，言讽诵其文而抽绎其义。 30郡：仍。 31大史： “大”即“太”。太史见注19，“官名，西周、春秋时掌起草文书、策命臣下、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重臣。”（见《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6页） 32尚书：官名。秦属少府，为低级官员，在殿中主发布文书。（同19，第199页） 【疏】 前汉承秦制，学僮自八岁开始学习六书，十年之后考试。怎么考呢？序文说要能认读九千字，再看看能否书写运用，过了这一关，将被太史录取进一步深造。成绩好的授予尚书史，算是踏上了文官之阶。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可以想见史之重要。对于那些录取之后而“书或不正”者，“辄举劾之”。许慎接着感叹，这些规定仅仅是作为条文而存在了，东汉时小学不修，不能通达‘六书’者由来已久了。 许慎之世，约处在东汉明帝（58年）至桓帝（147年）时。明帝之后为章帝、和帝、殇帝等，而东汉自和帝以后至桓帝之间，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汉兴之时的阳刚之气早已蜕变为阴霾之气。这时已不见武帝之时太史公司马谈向其儿子司马迁悲慨交待遗命时的文化担当。许慎以博通五经的学识，置草、隶于不顾，唯独致力于秦、前汉的高级官书小篆。而小篆这种字体，在许慎的时代，大概只有为数尚少的庙堂或重要典册才见使用。例如前面所说的《袁安碑》（立于东汉永元四年，即92年）、《袁敞碑》（刻于东汉元初四年，即117年）。袁安、袁敞二人为父子，《后汉书》有传，位至司徒、司空，乃朝廷重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 【疏】 如果要追溯汉兴小学的历史，当与李斯作《仓颉篇》，推行“书同文”的文化专制相关。除此之外，民间私学也遭禁止，学术成为贵族的专权。据许慎在前文中的叙述来看，一般学子想得到更好的深造，只有在通过了第一轮测试，即“讽籀书九千字”，“又以八体试之以后”，才能进一步求学于太史。至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策略，便导致了古籍的复兴，特别是代代相传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主要是以先秦的大篆或秦篆书写，这就迫切需要能够解读前代文字的学者了。汉武帝离秦始皇之时，不到三代，当时还有遗老可以释读前代文字，到了孝宣帝时，去李斯作《仓颉篇》大约五代，孝平帝距孝宣帝大约二代，这样已经过了两百多年，约七代了，可见能够释读前代文字的也只能是当时从秦代遗老那里学来的再传弟子了。从许慎的记录推断，自秦相李斯推行“书同文”的专制以来，到汉孝平之时，能使用这种文字的也在少数。尽管新莽时还有甄丰等人的在校对文书，但当时能读通秦篆的人已显不济，这恐怕是战争直接造成的吧。 时33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34也。 【注】 33时：指王莽之时。 34幡信：传达命令的信物。 【疏】 社会的变迁，古文字人才的凋零，也使试史的制度有所改变。前汉试以八体，到了亡新、后汉，则以六体试史。列表如下：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秦、前汉之时的大篆，系西土殷周一脉文字，而新、后汉的古文、奇字，乃东土六国文字。东汉之时，正当代表了高级官书的篆书逐渐式微的时候，隶书与草书却在此时蓬勃发展，从出土的大量东汉碑刻与赵壹《非草书》的记载中，可以证实这一观点。赵壹，据《后汉书·文苑列传》，其事见于桓、灵二帝间，在许慎之后。《非草书》中指出，“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若再参照他所写的《刺世疾邪赋》，可以感到时政黑暗混乱给有良知的士人带来的精神剧痛。而仓颉、史籀一脉的篆书，承载着儒家经典的因子，可见赵壹写《非草书》的真正用意旨在提醒世人将主要精力用于恢复经典的精神，如其结论中提出的“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从对赵壹的简述中，大概有助于理解许慎作《说文解字》的意义吧。进一步看，社会的混乱首先来自于人心的失范，其次是社会结构的离析，纠弊之方，需要具有博厚悠久的文化认同，可以说，许慎的文化认同是以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文字王国为行动的。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於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35说律，至以字断法，“苛36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注】 35廷尉，官名。秦置。掌刑狱。 36苛，音hē，谴责，责问。通“诃”、“呵”。苛人受钱，言以强迫的手段索人财物。 【疏】 这么看来，当年秦相李斯虽极力推行“书同文”的政策，但在经过了二百年之后，到了东汉初期，文字已趋失范。原先的高级官书篆书少有人问津，人们选择了书写更为便利的隶书与草书。在传世的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等碑中，其工整谨严不减当年，可谓是理性的极则。相对而言，隶书与草书或许更能体现人对自由的追求吧。综合来说，社会的中心思想正从集体意志向个人“谈论”发展，（东汉中期“谈论”的确实存在，见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谈论”可谓开魏晋“清谈”之先河，在书法方面，则分别以隶书与行书、草书为代表。 不过，在某个时候，作为“为往圣继绝学”的学者而言，则需要对承载古典精神的文字作一番总结整理，据许慎的处境而言，这种情形已经迫在眉睫，人们使用文字“迷误不谕”，文字已从“王天下”的地位下降到“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的任意篡改。可以说，许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期为后来者守住了通往古老文明的隘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说文解字》乃经典中的经典。 以上言文字发展至汉的情况，以下申述自己撰述《说文解字》的立场。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37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38及史之阙文39，今亡40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41。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42而不可乱也”。 【注】 37遵修：依照遵循 38犹：言谈 39阙文：残破或亏缺的史料。 40亡（wú）：通“无”，没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不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第三》） 41问：考察；过问。 42至赜：幽深玄妙的道理。 【疏】 《尚书》上说“予欲观古人之象。”这是说一定要依照遵循原典而不能随意穿凿附会。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这是讲对于前代亏缺或者残破的史籍不敢妄下结论，任意虚构，而是详细考察过问。简言之，面对前代文字典籍，不能任意曲解。可见，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借助文字的载体，可以领悟古今一体。通过对文本世界精确的阐释，再结合对现实世界深邃的透视，可以领悟天下至深的道理不是可以随意动乱的。其中根本，在于文字的规范，使文字重新焕发经天纬地的精神。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43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44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盖阙如也。 【注】 43稽撰：核实之后再撰述。 44厕（cì）：间杂，插置。 【疏】 这里说明自己叙篆文之所本，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盖阙如也。 2008年3月7日于和风书塾 施百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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