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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随着李文忠追击北元，徐达、冯胜、邓愈西征甘肃两方面战事都告一段落，明朝在中原主要地区的正统地位已经基本稳固。于是，朱元璋像以往一样，进行了一次大封功臣的行动。这次大封功臣，既是论功行赏，也有平衡逐渐激烈的内部矛盾的因素。关于这些问题，从对武臣和文臣的封赏中能够看出不同的信息。
朱元璋一共封了六个公爵。六位公爵中，除了位居第一的李善长是文臣，剩下五位都是武将，明初重武轻文的特殊背景表露无遗。
首先，在大封功臣前，李善长已经获得了“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録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的极高地位，此时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参军国事”。而且李善长因为是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集团的对立面——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朱元璋给予他极高地位就更有一种平衡的味道在里面。 徐达画像 武臣方面，健在的武将中，徐达是无可置疑的头把交椅。在此次封赏前，徐达已经贵为“征虏大将军、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国公”，此时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参军国事”。这绝非一个简单的封号，在朱元璋此次所封的六位公爵中，只有徐达和李善长是“左柱国”，其他四位都是右柱国。明朝以左为尊，徐达在朱元璋出身微末之时就坚定跟随，一路出生入死；李善长则是朱元璋的首席幕僚之一，朱元璋南下滁州即主动跟随。给予这两位“左柱国”的封号，显示了朱元璋对这两人的特别尊崇。徐达的封号全称已经列出来了，剩下四位武将的封号也值得列出来，从这些封号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因资历和军功而划分的等级。位居徐达之后的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常遇春的儿子常茂。因为常遇春已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病逝，所以由常茂前来领受其父应得的爵位，但他的封号短了很多，仅为“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郑国公”，常遇春在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获得的追封则是“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忠武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常茂只是袭得了其父应得的爵位，但并不享受开国功臣才能获得的“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这一尊称，也没有“参军国事”的待遇，朱元璋的封赏可谓非常严格。
常茂之后是“荣禄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文忠，他此时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国公，同知军国事”。其后是“银青荣禄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冯胜，此时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宋国公，同参军国事”。最后一位是“荣禄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此时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卫国公，同参军国事”。这六位公爵的食禄，徐达最高，为五千石，李善长次之，为四千石，其他几位都是三千石。
从这六位国公的封号和食禄，我们能够看出明显的等级。首先，李善长虽然位居公爵第一位，体现了朱元璋对曾在中书省中地位高于徐达的李善长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文臣的尊重，但在具体的食禄上，徐达仍旧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徐达的资历和功绩所应得的。更细致的区别在附加待遇上，徐达和李善长均为“参军国事”，徐达为三公之一的太傅，李善长为三公之首太师，常茂没有这个待遇，李文忠为“同知军国事”，冯胜、邓愈为“同参军国事”，待遇逐级下降。虽然都是公爵，但地位的差异通过这些细节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位追封的公爵，即八月去世于陕州的康茂才，此时获得追封“推忠翊运宣力怀远功臣、光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蕲国武义公”。
六位公爵，都可谓朱元璋的绝对嫡系或绝对嫡系的后人。往下的封爵，仍以武官为多，但成分就更为复杂了。比如巢湖水军健在的两位见证人就都在侯爵里，廖永忠封德庆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而廖永忠的兄长廖永安，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就因为虽被张士诚囚禁但绝不屈服而被遥授为“光禄大夫、柱国、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封楚国公”，赐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称号，很早就获得了朱元璋给予的开国功臣地位。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七月，廖永安卒于苏州。从巢湖水军这三位的待遇能够看出，朱元璋对已经无法对自己政权产生实际影响的廖永安明显比对廖永忠、俞通源更为慷慨，隐约显示出朱元璋的戒备之心。另一方面，随着江南的统一，水军在明军北伐的过程中用武之地较小，廖永忠、俞通源的功绩也注定无法比肩六位公爵，得封侯爵，又可以说是朱元璋的有意照顾了。但倘若将廖永忠、俞通源与侯爵中位列他们之前的汤和、陆仲亨等人对比，则又能发现，他们的功绩是高于汤和的。之所以排在汤和之后，无疑是与朱元璋关系的亲疏之别，这又是朱元璋对巢湖水军系的刻意压制了。关于廖永忠被打压的问题，刘辰在《国初事迹》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永忠论功当封公。太祖谓：‘其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邀封爵，止封为侯。’”显然，朱元璋的理由更多是借口，后来蓝玉北征途中犯了私纳元主后妃的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妨碍他班师回京后由永昌侯进封为凉国公。
在侯爵中，除了巢湖水军的两位，还能看到其他人等，比如朱元璋进攻宁国路时被俘归降的朱亮祖，此时封永嘉侯。洪武中后期崛起的不少名将，此时也在侯爵序列里，比如傅友德封颍川侯；后来成为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老臣之一的耿炳文此时封长兴侯。另外，薛显在十二月封永城侯，沐英在洪武十年（1377年）十月封西平侯，蓝玉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一月封永昌侯等等。朱元璋在侯爵这个序列里纳入了各色人等，仅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所封侯爵就有二十八人之多，后来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人，而这些人不少在后来都迎来了升迁的机会，可谓一个后备人才库。关于他们升迁后的情况，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武臣的情况大致如此，下面我们来看看文臣。因为军功是获得封赏的最重要依据，因此相比武臣，开国功臣中的文臣数量就少了很多。但数量虽然少，里面却包含了两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首当其冲的是在六位公爵中位居首位的李善长。从前面提及封号可以看出，李善长除了在食禄上比徐达少一千石外，在各个方面都高于或至少等同于徐达。李善长为三公之首的太师，高于徐达的太傅，更为重要的是，李善长自明朝开国以来就担任的中书左丞相这一职务，使他在政治上成为权力仅次于朱元璋的人物。徐达虽然是中书右丞相，但长期在外作战，所以李善长才是中书省实际上的最高长官。也正因为此，以李善长为核心，以地域为区分，形成了洪武年间朝廷上两大党派之一的淮西集团。
既然是两大党派，淮西集团就必定有一个对头，这就是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朱元璋手下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刘基。在此次大封给予大臣的待遇方面，刘基可以说是远不如李善长的。在此次大封功臣中，除了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还有两个伯爵。这两位伯爵，其中一位就是刘基，他以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的身份获封诚意伯。刘基仅获封伯爵，实是因为他归顺朱元璋较晚，资历不足，但他作为朱元璋幕僚的地位实际并不比李善长低。朱元璋重要的北伐计划，刘基就是重要制定者之一，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明初的政治格局中，李善长、刘基并为“三大府”机构中的两根支柱。 刘基画像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在中央建立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这三个机构并称“三大府”。其中中书省为正一品衙门，总理政务；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均为从一品衙门，分别执掌军旅和纠察百官。李善长执掌中书省，为中书省最高长官中书左丞相（正一品），中书省中最高为左右丞相（正一品），其下为平章政事（从一品）和左右丞（正二品）。刘基则是御史台位居第二的人物，他所担任的御史中丞（正二品）仅次于御史大夫（从一品），而汤和的左御史大夫，邓愈的右御史大夫，都是挂名，所以刘基实际负责御史台。至于大都督府，在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被废杀后，实际担任过大都督（从一品）的就只有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了，他是以左都督的身份领大都督府。由此可见，虽然刘基获得的封赏不如李善长，但在政治地位上，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然而事物是发展的，朱元璋建立三大府制度是仿照元朝中书省、枢密院对柄政令、军令，御史台执掌监察的体制。但是到了明朝建立后，因为朱元璋对中书省的格外强调，加之中书省分理六部，掌握了极大的行政权力，终于形成“中书，法度之本，有司所禀承，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的中书省独重的局面。李善长在开国后即执掌中书省，这与他在战争年代担任的职务是分不开的。自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成立以来，李善长都是朱元璋的重要辅佐。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李善长就是中书右相国，后来朱元璋改尚右为尚左，李善长又成了中书左相国，“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7”，他在明朝开国后担任中书左丞相可谓实至名归。
但事物都有两面性，皇权与相权是有固有矛盾的，战争年代军事需求占优势地位，这种矛盾并不明显。一旦进入和平时期，这种矛盾就日益凸显出来了，加之朱元璋是一位雄猜之主，就使得矛盾更加激烈与不可调和了。这种矛盾最初的表现就是朱元璋开国后拒绝设立中书令，从而不让中书省在事实上与名义上都形成一个绝对核心。但当时也仅限于这一步了，因为当时明朝还未控制中原，战争还远未结束。到了大封功臣时，大规模战事已经告一段落，而李善长与刘基的矛盾又日趋激烈，朱元璋也对李善长逐渐不放心起来。由这次大封功臣作为发端，终将引发了一系列政局变动。 本文摘自《朱元璋的正面与侧面：侍卫亲兵眼中的洪武大帝与明初史事》 从江淮到大漠，重走成就明帝国霸业的征途；置身军帐和宫廷，亲临朱元璋回筹转策的每一个瞬间；跟随开国的大臣和将领，触摸一个更真实的洪武大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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