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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 顾名思义，岭南即五岭之南，从地理上看，系指五岭（大庾、越城、都庞、萌渚、骑田）以南的广大地区，大抵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全境。由于海南孤悬海外，故岭南一般又多指两广，唐宋时有关岭南的著作，如唐末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南宋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所记录的正是两广的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岭南有时也专指广东及被广府文化幅射影响的桂东南一带，这或许是因为广东、广州和珠三角事实上处于岭南的核心位置，广东（包括香港）在经济与文化上又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而广西西北部的官话地区，虽地处岭南，但在语言、风俗和文化传统上却与北方的文化系统更接近，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以上专指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因着五岭的隔阻，千百年来，岭南偏于一隅，与中原王朝构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山高皇帝远”的宁静与混朴。在历史上，岭南开化较晚，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被称为“南蛮之地”；直到唐代，岭南才出现张九龄这样的能进入国家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的人物，这与北方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新路，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逐步得到加强，“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进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明代学者丘濬的描述，与历史的真实情状是相符的。 可以说，在近代先贤面向海洋之前，古代岭南就是在这样阻塞隔绝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环境固然造成了岭南经济文化的落后与封闭，但也因之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北方文化传统的岭南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形态，独特而有个性。 在语言上，粤语（广州话）与北方的官话（普通话）系统差距较大。语音就不用说了，粤语保留了较多的中古（南北朝至唐宋）汉语语音，因而与元明清数百年间因激烈的社会变革而产生剧变的近代北方汉语语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今天，如果一个广州人和一个北京人用各自的母语对话，那简直就是“鸡同鸭讲”，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沟通的。词语的差别也不小，由于同样的原因，粤语词汇中也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遗存，常见有“食”（吃）、“着”（穿）、“行”（走）、“畀”（给）、“倾”（谈）、“几多”（多少）、“卒之”（终于）、“姑勿论”（且不说）、“终须”（终归）、“皆因”（都是因为），等等，这些古雅的词汇在粤语中常常出现，一般市民都能脱口而出，但在今天的普通话系统中已少见使用，口语中基本上是消失了，个别的或能见于典雅的书面语中。语法方面与普通话也多有不同，状语后置、形容词后置、反序构词、倒装句的情况比较多，如 “你行先”（你先走）、“食多啲”（多吃点）、“唔该晒你”（非常感谢你）、“鸡公”（公鸡）、“宵夜”（夜宵）；比较句的词序与普通话也不一样，如“我大过你”（我比你大），等等。 粤语是一种世俗性和市井味很浓的方言，而且“有音无形”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作为口语使用，粤语可谓生动活泼、摇曳多姿，而作为书面语，粤语就显得力有不逮。其实，从写作实践看，粤语是难以直接转换成书面语的，粤人写文章必须使用普通话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才能将所思所想形诸文字。当然，粤港两地都有以粤语为文的情况，但那样的文章只是将粤语口语直接变成文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面语文本。我们常常说粤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敏于行”当然是优点，但“讷于言”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我想，这“讷于言”并不是指“寡言少语”或“不会说话”，而是指逻辑思维不强，不擅长抽象思辨一类的思维活动，等等，这一缺憾恐怕与粤语以上特质脱不了干系。但事物总是相对的，缺憾有时也可以转化为优势，当年六祖慧能创禅宗南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屏除一切繁文缛节，提倡顿悟成佛，这显然与慧能本人是个“讷于言”的岭南人不无关系。六祖将禅宗往世俗化、简易化的方向引领，开创了绵延至今香火不绝的“人间佛教”，心灵鸡汤，度人无数，这其中，当有“讷于言”的功劳在！ “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心理不但影响了岭南人的语言和思维，还深刻地影响着岭南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粤语有一个词叫“淡定”，内涵很丰富，也很传神，它有点像普通话里的“淡然”、“镇定”、“从容”、“冷静”、“沉稳”、“老练”等等词汇的综合，又不完全是，此词近年来出现率颇高，频繁见于报刊图书，但至今仍未被收进《现代汉语词典》，可见普通话系统对它的稳定性还在观察中。“淡定”之于岭南人，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千百年来，岭南人“淡定”地“揾食”过日子，与岭北的风云变幻甚少交集，对中原的天翻地覆也不大理会，一心一意地过着世俗气息浓重的宁静生活，形成一种追求物质享受讲究生活质量的生存模式。无论是“叹世界（享受生活）”抑或是“讲饮讲食”，都十分鲜明地显示出岭南人对世俗生活的欣赏态度。当然，这样的“淡定”要以一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为前提。岭南地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为一年三熟，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是水网密布、河汊纵横，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岭南人“淡定”地休生养息，他们耕织、养殖、做生意，然后叹人生、叹世界，用李白杜甫的口音读书识字、吟诗作对，用诗经史记的字词指称事物、描摹形态，从而发展出一种重实轻名、重物轻道、重实操而轻玄想的务实文化传统，与北方谈玄说理重道尚名的文化传统迥然有别、大异其趣。 在近代以前，岭南人对政治的热情远没有北方人强烈，岭南不但没有出现过逐鹿中原、横扫六合的政治人物，就连张九龄这样的宰相级别的管理人才，也只如凤毛麟角，实不多见；历史上，岭南地区也建立过一些政权，如南越、南汉，这些偏于一隅的地方政权的创立者，如赵佗、刘龑等，固然都称得上是乱世枭雄、一方雄主，但一看来历，却都是来自北方的移民！这样的状况，当然是与古代岭南的偏远、闭塞有关，但恐怕也与岭南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心态不无关系。岭南的历史不能说不悠久，岭南的中心城市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多年历史的都市，但广州从来就不是那种充溢着森然“王气”与儒家伦理教化的政治城市，而是一座适宜于经商贸易、商业文化气息浓郁的商城。据学者考证，从汉代开始，广州便有商船往东南亚、南亚一带贸易，这或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滥觞；唐宋时，广州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港与商埠，“映日船多宝舶来”（唐刘宾客诗）、“千门日照珍珠市”（宋程师孟诗），这些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广州商业贸易的盛况，千帆竞发，万商云集，各国的商人都争着来这里做买卖，广东人的心思大多放在做生意赚钱上，造反打天下，那是北方人去想去做的事。 岭南历代官宦与文化名人屈指可数，汉有陈钦陈元父子与杨孚，唐有慧能、张九龄和曹邺，宋有余靖，明有丘濬、陈献章、湛若水、海瑞、袁崇焕，等等，不要说与中原比，就是比巴蜀与江南一带，也要差上一大截。由此可见岭南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中的的确确处于后发位置，这种后发不光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体现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但后发也有后发的优势，因为后发，所以传统的因袭较轻，所受的束缚较少，新的思想容易“乘虚而入”，变革的种子容易找到合适的土壤。入清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门户打开，西风东渐，岭南得地利之便，于是思想日新，人才渐盛，渐次出现翻江倒海回旋天地的人物，如洪杨，如康梁，如孙中山。此时的岭南，一改两千年落后封闭之积弊，开始引领风骚，领导潮流，大步走上中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的舞台中心，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在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时空中，岭南人的身影清晰而坚定，他们都是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当之无愧的主角。 阳光雨水滋养的岭南，草木繁茂，四季常绿，奇花异果，四时不绝，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一年到头皆有可食用之材，这与四季分明的岭北地区，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因之，岭南人的生活习俗与饮食习惯，也跟北方人判然有别。岭南人穿短裤、着木屐，喝凉茶、饮靓汤，叹茶楼、食肠粉，吃海鲜、嘬田螺，品烧鹅、尝乳猪，酿米酒、片鱼生，啖荔枝、剥龙眼，拉高胡、弹秦琴，唱粤剧、听粤乐，过冬至、拜神佛，庆春节、行花街，落雨担遮（撑伞）、天晴戴笠，下河游水、坐船出行，食必生猛、味必鲜美，香煎生焗、白切清蒸，夜宿深巷住大屋、朝行骑楼访市廛……如此斑斓繁复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绵延了千年百年。 政治的岭南毕竟很短暂，当激情的狂飙逐渐消退，务实的个性再次回归。岭南人不张扬、不争论、不折腾，埋头做事，抬头看路，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踏踏实实地走一条有着浓烈人间烟火味的路。想当年，当中国郑重地将再出发的起跑点选在岭南，“敏行讷言”终于又一次焕发出睿智的光辉。我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岭南气质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精神或哲学层面的默契，其实，当一位同样敏行讷言的老人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岭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冲锋陷阵“杀出一条血路”的历史使命，就这样被规定了，这，既是岭南的荣耀，又何尝不是岭南的幸运。 善哉岭南！ 本文选自花城出版社出版、作家周伟励所著的《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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