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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改革，遵循的是齐国从姜太公时代就实行的方针，即“循其俗”——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民意，因势利导，人民群众最有创造力嘛！最根本的，就是以富民为基础，“以人为本”。国家的富强，依靠的不是从农田、农民身上收重税，而是开发资源、搞活贸易，增加工商税收。他是士农工商“四民”并重。在农业上，他完全废除了过去的公田制，并实施了“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为了刺激工商业发展，他还降低相关税费。在军事上，他实行寓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措施，将重点征兵的地区，按民与兵混编的方式，建立行政与军政合一的体制。所以，他的一系列做法，阻力相当小，不像后来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弄得黑云压城、血雨腥风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管仲新政稍微详细一点的内容： 一是调整行政区划，分而治之：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以生产为主的六个工商乡和以农业、兵源为主的十五个士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督察。 二是将朝政分为三个部门，即制定“三官”制度：朝中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一个个政治、经济、军事统一的整体，彻底打破了过去的分封制。 三是寓兵于农，全民皆兵：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两千人，两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推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这样，居民长期居住在一起，相互非常熟悉，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敌我来。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者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 四是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农田税收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是目前文献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级差地租”制度。此一政策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完全打破公田性质的“井田制”，从而也就间接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 五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上，设“轻重九府”，根据年景丰歉和国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也就是说，在丰收年，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农民利益，在歉收年，则平价抛售政府收储的粮食，以稳定粮价；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矿业和集市贸易，鼓励对外贸易；规定只有国家才能铸造、发行钱币的金融货币政策，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特别要注意的是，此后，齐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商业，而不是农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鼓励商贸业的发展，管仲还在九大商贸中心区设立了“女闾”，就是夜总会性质的娱乐场所，以聚集人气。据说，此一举措，吸引了秦国、晋国等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经营，既活跃了市场，又为国家带来较大的税收。管仲因此被人称为色情业的开山之祖。真是“娼盛”才能“繁荣”。 与此同时，管仲十分重视举贤任能。管仲任相三个月后，就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和东郭牙五位各有专长的贤者，让他们分别担任大司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和大司谏等“五官”之职。此后，又出台了选拔人才的“三选”之制，即乡长进贤、官长选贤、国君考察用贤的三级举贤制度，并规定各地有好学、慈孝、聪慧或者武力出众者，当地官吏都有责任推荐，否则就要追究其“蔽贤”之罪。 管仲的改革与发展政策实施不到五年，齐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就大变样了：政局稳定、政令畅通，百姓富裕、财政充盈，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 “我们要称霸” 对齐桓公个人而言，他“民富国强”的目的，就是一句话：“我们要称霸！” 可是，由于齐桓公性急，在国未富、兵未强的时候，他就急于称霸，结果，这事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史载，齐桓公在上任后的第二年，就以当年鲁国曾收留公子纠为借口，出兵伐鲁，结果，鲁国冒出个民间军事家曹刿来，两国战于长勺，齐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终至大败。 管仲一看齐桓公太想搞扩张了，就出了个“柿子拣软的捏”的策略，建议派兵灭谭，理由是：当年齐桓公出奔时经过谭国受到谭君的不礼貌待遇，而齐桓公继位时，谭国又没派遣使臣来祝贺，很失“礼”。结果，齐国没费力气就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齐桓公一高兴，在外交上，也完全听从管仲的了。于是，管仲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方略，其指导思想是： 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 这就是典型的“大国外交”！ “以方行于天下”，就是对各诸侯国“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利益笼络、以信誉结交、以武力威吓，三者要结合使用，缺一不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让各诸侯国“趋其利，信其仁，畏其武”。 “以诛无道”，就是找借口，恩威并重，在笼络一批铁杆盟友的同时，打击一批不听话的弱小国家。 “以屏周室”，就是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以保卫周王室为由，以便师出有名、名利双收。其中，“尊王攘夷”是管仲的一大创举。“尊王”即尊崇周王室，当时周王室虽然已经衰微，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所以，一方面，周王室是一个现成的“联合国”，是实施霸业最好的旗帜；另一方面，衰弱的周王室，也正热切巴望着有人来保卫它。“攘夷”，就是抵御夷狄入侵周王室分封的国家。周朝分封之初，中国一直是“华夷”杂处，夷是统称，指没有被中原文化开化的民族。春秋时，全国境内主要有东夷（齐国东边）、淮夷（淮河流域）、南蛮（楚国及其南方）、西戎（周王室镐京西北，秦国及其西北方）、北狄（燕国北方）。当时，夷狄不断进犯中原，“攘夷”，既符合周王室的面子需要，也符合各华夏诸侯国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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