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赵襄子出行经过一座桥时，突然坐马受惊，嘶叫起来。赵襄子预感有人行刺，下令搜索。卫士在桥下抓住豫让。当赵襄子得知眼前怪模怪样的哑巴乞丐竟然是豫让时，既怜悯又愤怒，于是不仅揶揄其所谓“不事二主”的谎言，而且进而指责其“在智伯灭掉其范氏、中行氏时，不仅不为旧主报仇，反而为智伯出谋划策，这种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令人不齿；更好笑的是，如今智伯已死，豫让执意为其报仇，的确令人不可思议”。豫让对赵襄子的挖苦数落毫不在意，振振有词地反驳道：“君臣之间所重视的就是一个'义’字，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为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过去为范氏、中行氏效力，他们以对一般人的礼遇来对待我，我因此以一般人的方式去回报他们。之后，我事奉智伯，他解衣推食，以国士的礼遇来对待我，因此我也以国士的方式去回报他。”赵襄子对豫让一心报仇、不肯回头而感到愤怒，于是下令将其团团围住。豫让知其不免于死，于是恳求赵襄子道：“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不埋没别人的好处，而忠臣自有为名而死之道理。过去蒙君王宽大赦免了我的罪过，因此天下人没有不称赞君王贤德的。如今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的确应当伏法就戮，然而我死之前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恳请君王将所穿之外衣脱下，让我用剑击斩它几下，以表我报仇雪恨的心意。那么，即使我死了也不遗憾！”赵襄子被豫让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所感动，于是满足其意愿。豫让拔剑而起，三次跳起来挥剑击斩赵襄子的外衣，然后自杀。 一个家臣“为主殉节”的事迹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少见，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眼中，豫让的事迹是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绝妙题材，豫让是一个为维护封建统治输诚尽忠的典型人物。基于以上考量，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无不对豫让的事迹大肆吹捧，粉饰炒作，以期达到愚民驭民的目的。这样一来，天下“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人人争相效仿豫让的“死忠”…… 针对以上荒唐宣传，历代文人尽管不以为然，然而却很少有人敢于诉诸文字，指斥其荒谬可笑。明代洪武年间，浙江宁海人方孝孺，对豫让的“忠烈”大加痛斥。谈起方孝孺，想必读者并不陌生。这位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因拒绝为朱棣（明成祖）篡位登极起草诏书而被“诛十族”的骨鲠之臣，在《豫让论》中，方孝孺秉持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指斥豫让不是什么“忠臣”，而是一个“不能扶危于智伯未乱之先，而徒欲伏剑于智伯既败之后”的“伪国士”刺客。此论一出，犹如一枚震撼弹，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豫让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忠臣，果真如此吗？为了揭露豫让的虚假谎话，方孝孺以事实为依据，反驳豫让的严重失职及对主不忠。方孝孺指出：“当智伯侵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应竭力忠告：'诸侯大夫，各安其分，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方孝孺认为：如果豫让为此诤谏而死，即令智伯顽冥不灵，也会感其至诚，幡然悔悟，与韩、魏和睦相处，解除围赵的军队，从而保全智氏宗族，守其祭祀。那么豫让尽到了家臣的责任，可谓功德无量，虽死犹生。难道不胜于斩衣而死吗？ 方孝孺严厉批评豫让“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于殒命于既败之后”，是一种“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的卑劣行为。其依据是：当智伯野心勃勃、骄横跋扈、贪残不仁、鱼肉百姓时，豫让何以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见智伯不断犯错，朝着死亡路上奔去时，豫让何以袖手旁观，坐待其败？而智伯死后，豫让一心为主报仇，这是痛感到自己的靠山垮了，富贵荣华亦随之破灭，于是“不胜血气之悻悻，自甘于刺客之流”。 读者不难看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豫让是一个朝秦暮楚的势利之徒，独夫民贼的知己帮凶，无视天下苍生苦难的佞臣，一个“不足道哉”的“伪国士”刺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