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心路历程

2018-04-12  alayavijn...

撰文:马勇



武昌起义第二天是袁世凯农历生日。那一天,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旧友新朋云集洹上为之祝寿。


大家正兴高采烈议论风生时,传来武昌的消息。这自然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袁世凯究竟对武昌事变有何反应,过去的说法五花八门,各说各的,其实很多都是猜测:


有的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后来的说法,以为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后心怀不满,与孙黄有过联系,试图反清,加入革命阵营;


莫里循甚至推断说,他们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


甚至还有人如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麟、袁克定等希望袁世凯趁乱而起,黄袍加身,重建汉人帝国;


还有一种貌似阴谋论的看法是,袁世凯一开始就对武昌局势有过清醒判断,以为瑞澂、张彪均无能之辈,不可能平定叛乱。


而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妒贤嫉能;庆亲王奕劻昏庸贪鄙,更没有处理危机,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终于有机会重出江湖叱咤风云。




1


化危为机:推动君宪主义落实


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合乎逻辑,但并不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帝制自为之类事,那么起袁世凯于地下,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分析判断就是他的看法。


作为传统体制受惠者,袁世凯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及太老师曾国藩一样,打死了也没有僭越想法,他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个小火星就想着要夺取大清两百年江山。此其一。


第二,君主立宪是自1901年新政开始后,袁世凯和那一代中国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场立宪运动,方才使袁世凯在平庸的清末官场异军突起,成为大佬。


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大致轮廓已经划定,只是由于皇上和皇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中央政治中心发生些微偏移,摄政王载沣在随后两年间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


特别是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发布,确实有考虑不周不密的地方,但这些政策也不能说有什么明显过错。第一届责任内阁不用这些人还有人可用吗?铁路不果断国有,还有机会纠正问题加快发展吗?


要不了几年,各省筹集的资金真的都像川汉铁路公司那些被消费掉挪用掉,那可真的要出大问题。袁世凯对于这些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认为有其合理性,给予相当支持。


第三,对于武昌事变,袁世凯起初并不认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变,他清楚看到军中不稳,主要是因为朝廷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后,使军队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相当失望,他们因此失去分享权力的机会,所以袁世凯此时的反应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帮助清廷度过这个难关。


当然,他也希望利用来自武昌的压力,稍后还有来自独立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早点觉悟,纠正在责任内阁上的失误,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中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促使清廷接受一些宪法方面的改革,如此则武昌叛乱以及各地骚乱将失去继续恶化的理由。这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事实的本能反应。


基于这种判断,袁世凯重出江湖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寻求与武昌方面和解,答应南方政治改革的要求,充分照顾立宪党人和军队将领的利益;


二是对朝廷,袁世凯则是利用武昌和南方各地压力,促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重新制定政治变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真诚而不是虚情假意地糊弄人民,一定要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轨道。


至于其他,正如袁世凯当时对王锡彤所表示的那样:我袁世凯不能作革命党,我更不会同意我的子孙作革命党。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表态,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的策略性考虑,他就是要东山再起,就是要重登政治舞台。


其实,设身处地替袁世凯想想,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多年来的政治理想,都使他没有任何必要不这样想,他就是要为朝廷分忧,就是要用智慧去化解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优秀政治家最亢奋的事情。所以不必以太小心胸去揣测袁世凯重出江湖的用意。


基于这些考虑,袁世凯在接到朝廷任命后立即回复,一方面表示武昌事变确实是关乎我朝安危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表示这几天正是换季时节,旧疾复发,容稍加治疗,即当力疾就道,藉答朝廷高厚鸿慈于万一。


在袁世凯回复朝廷电报第二天即10月15日,奉命前往武昌平息叛乱的陆军部大臣荫昌途径彰德府,专门停留拜访袁世凯征求意见。袁世凯语重心长告诫荫昌不要轻敌,不要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新军无人,要妥协处理,争取和解,但也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


袁世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对荫昌的叮嘱也是对的,不存在传统研究所说袁世凯有意让荫昌鲁莽扩大事态,加重自己出山砝码这样的雕虫小技。如果一定要说袁世凯在用智谋的话,他的智谋大约就是金庸武侠小说所说的“无着胜有着”。


袁世凯信奉的是大智慧,那就是请求朝廷尽快推进政治变革,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要求,平息各省怨气。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张謇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变革去消弭南方各省军事叛变的压力。


袁世凯认为,根据他对目前时局的观察,解决湖北及各省军事问题并不是难事,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


政治上的办法就是这些绝对君宪主义者一直渴求的宪政。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朝廷只有向这个方向去用力,才能将压力转变为动力,化危为机,推动中国政治由此上一个大台阶。这才是袁世凯的大智慧。


根据袁世凯的提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谈政治的梁士诒重新活跃起来,与唐绍仪等相互呼应相互配合,从事政治运动,原先混乱不堪的北京政界逐渐向袁世凯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袁世凯重出后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武昌前线。


他在组织了一次有限但非常有力度的武装反击后,就兵临城下按兵不动,利用各方面关系施展政治诱降,希望湖北新军将领相信他一定会说服朝廷下诏罪己,开放党禁,实行立宪,皇族一定不会在未来的责任政府中担任要职,过问国政。


通过谈判化解危机是袁世凯既定方略,也是当时最可行的一个步骤,因为袁世凯和他的幕僚还有清廷中的许多人都清楚,武昌的政治危机主要是因为朝廷的倒行逆施。


假如不是将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假如不是那样不合时宜发布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政治危机或许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与南方进行和平谈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袁世凯的判断是对的,10月29日的滦州兵谏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滦州兵谏发生后,朝廷终于低下高昂的头,下诏罪己。


宣布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


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查办,意味着将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宣布接受滦州将领的《十二条政纲》,为尽快制定公布宪法,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为蓝本。


清廷的转向为政治解决由武昌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提供了可能。11月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建议袁世凯对南方要适可而止,不要强攻,应该尽快派员往见黎元洪,面对面谈判,和平解决。


孙宝琦的建议其实就是袁世凯的想法。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刘承恩致信黎元洪,强调朝廷已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大家的目的差不多都已达到了,大家还是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和平了结,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袁世凯的橄榄枝,黎元洪确实有意接受。这不仅因为黎元洪是被迫参加革命,而且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目前还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国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在黎元洪等新军将领看来还是君宪主义,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建议并不反感,更不反对。


黎元洪


再加上清廷发布了十九信条,未来的政治架构已经大致描绘出来了,君主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再拥有实质性权力,新的政治架构与革命党人的共和理想并没有多大差异了,所以黎元洪发自内心对刘承恩的传话表示欢迎和理解,并不反对南北双方坐下来谈谈。


如果按照黎元洪或湖北军政府的意见,南北和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此时的武昌毕竟注入了新因素。就在袁世凯向黎元洪发出和平倡议同一天,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拜将典礼,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革命党人的加入使南北和谈增加了新因素,也使袁世凯的和谈计划遇到了新困难。11月7日,黎元洪向北方信使王洪胜坦率说出自己的忧虑,以为朝廷尽管现在已同意进行重大改革,但可能已经太晚了。


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宣布独立了,如果现在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如果还归皇上,那么皇上一定会比过去更厉害。因此黎元洪开始考虑筹组新政府的可能性,和平希望日趋渺茫。


黎元洪的担心是真的,清廷确实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只是和平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前,袁世凯并不愿意放弃。11月10日,袁世凯接受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建议,修书一封,委派亲信蔡廷干、刘承恩往见黎元洪,表明只要南方承认君主立宪为解决危机的惟一出路,那么其他什么问题都好说,秋后算账云云,也就不成问题。



2


在坚持中犹豫徘徊


袁世凯不希望此时抛弃朝廷另起炉灶,这不仅有个道德底线无法突破,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那一代中国人毕竟在过去的十几年为君宪主义而追求,现在眼见着机会有了,为什么还要放弃转而走上过去十几年大家一致反对的共和呢?


在内阁总理大臣就职之初,袁世凯曾向各国公使表示,他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大清王朝既有体制同时又要进行体制创新,既要留存本朝皇帝,又要施行人民多年来期待而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


至于从前的满汉歧视,自当在此次变革中一扫而空。更为重大的问题,则在于保存中国,避免中国因此次动荡而导致分裂。他期望各党在这个大目标上能够建立起码的政治认同,能牺牲小我,为保全大我作贡献。


很显然,袁世凯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达成南北和解,所以对各种方式和手段,他都不会拒绝尝试。11月20日,袁世凯通过俄国驻汉口领事,再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俄国领事馆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等人谈判,向南方介绍新内阁的情况,表示皇族已完全退出政府,不再与闻国政,所以将来的政治改革必将能够顺利进行。


刘承恩等人还重申外交危机,忧虑外国干涉。南方的态度依然很坚决,表示已不会重新回过头来承认清政府,清政府的历史已成为过去,南方执意建设一个新国家新政府。


南方革命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在这一天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以武昌为中心的南方各省临时政府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面对这种情势,袁世凯并没有立马转变既定立场。他在11月21日答《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时一再强调,如果一旦灭除了清政府,中国必然发生内乱,而内乱发生,又必须引起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保全中国,发展中国。


按照袁世凯原先计划,既然和平对谈这条路走不通,走得不顺畅,那就来点武力吧。刘承恩、孙发绪谈判失败次日(21日),袁世凯示意清军加大对南方的进攻。李纯第六镇直攻汉阳,守卫汉阳的民军在黄兴指挥下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失利严重的民军只得退守三眼桥。


南北开打引起了列强不安,俄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罢兵和谈,刚刚发起攻击的北洋军当然不会就此罢手,清军在此后几天发动一连串进攻,相继占领一些战略要塞,稳步向前推进,逐步取得了绝对优势。


27日,清军占领了汉阳,武昌局势已十分危急,滞留在武昌的革命军士气低落,总司令黄兴愤不欲生,痛恨自己无面目见一班死去的同志,发誓唯有一死以谢同胞。


袁世凯的军事目的当然不是要踏平武汉三镇,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绝对优势的军事进攻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在政治上让步,重回君宪主义谈判轨道。应该说,袁世凯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27日,湖北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黄兴在会上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情形,提出在目前兵力根本无法与北洋军对阵的情况下,应该主动放弃武昌,进取南京。


黄兴的建议不可能获得湖北军政府的同意,但是坚守武昌也不是湖北军政府的选择,不得已,黎元洪准备接受袁世凯先前的动议,将君主立宪作为解决危机的一个备选方案。


如果仅从军事战略角度说,北洋军此时已占领战略高地龟山和整个汉阳,军政府所有的那些残兵败将全部撤退至武昌。这个时候,如果袁世凯接受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的建议乘胜追击,渡江作战。


那么即便有相当牺牲,也一定会扫平江南,占据武汉三镇,进而平定湖北。然而,袁世凯没有这样做,他在接到冯国璋的请示后,直接打电话制止冯国璋渡江作战,指示他只要保持军事上的高压就行。


第二天(11月28日),段祺瑞抵达汉口,接任署理湖广总督。同一天,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战争终归不能永远打下去,军事进攻原本就是为和谈作准备。然而当袁世凯真的这样做了,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普遍批评和后人广泛质疑。后来的研究者从权谋视角认为袁世凯此举就是要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压制清廷,攫取更大权力,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铺路。


而当时人特别是满洲贵族以及那些保守汉人则自作聪明以为洞察了袁世凯的奸谋,以为袁世凯在龟山大捷,汉口收复后不愿乘胜追击渡江作战,一定隐藏着和南方革命党人合作的巨大阴谋。


实事求是地说,研究者是以后来的语境回望前事,而满洲贵族也只是站在非常狭隘的立场上去猜疑袁世凯,这种猜疑究竟对袁世凯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好评估,但毫无疑问不会是正面激励和信任,而是引起袁世凯的反感和愤怒。


袁世凯当时就不软不硬回敬那些满洲贵族:


是的。汉口已收复,但是你们可知道南京又告陷落?南京的地位有多重要,你们知道吗,你们能想到黄兴为什么弃守武昌赶往南京吗?南京的地位倍于武汉。


革命党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不稳。重开和谈,稳定军心,重回君宪主义,这才是我袁世凯为什么不去乘胜追击渡江作战的根本原因。


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要收抚那些反叛党人,这是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自武昌事变发生后的决策是一致的。


目前的叛乱已经传遍全国,如果以天下为孤注,殷鉴不远,噬脐何及?平定这样全国规模的大叛乱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如果你们这样疑神疑鬼,前方将士如何安心坦然作战呢?


袁世凯的这段话,你可以说他是义正词严,也可以说他是花言巧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清廷整体利益进行考量,重开和谈是最好选择,强攻硬打可能适得其反。北洋军能够踏平武汉三镇,能够平定湖北,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平定全国吗?答案显然不乐观。


不论从政治战略还是军事战略上说,袁世凯此时停止对武昌的进攻,重开和谈都是对的,因为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全国的形势在急剧变化,特别是东南各省相继光复,宣布独立,清军对武汉对湖北发动强攻是没有出路的,袁世凯的唯一选择就是谋求与南方革命党人坐下来谈。


而且足够信息表明,全国许多省份的新军之所以那么迅速发动起义,宣布光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支持革命党人,而是担心革命党人插手本省事务,所以急匆匆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政府。


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同意停战,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重回君主立宪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这次和谈攻势开始后,并没有放弃君宪主义,并没有摆脱清廷的想法。这不是袁世凯刻意要这样做,而是形势使然。


对于黎元洪来说,停战议和确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后,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的知识、经历和修炼,都使他继续在君宪主义理想中空转。


他觉得朝廷的君宪主义确实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驱逐了政治上的障碍,君宪主义依然是中国最不坏的选择。


所以他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获知停战消息,但他获知后还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所提高,因为清廷毕竟将他视为谈判对手,这就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后就很容易顺着袁世凯君宪主义的思路走,一步步离开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作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


所以在停战开始后,湖北军政府就向独立各省征询意见,询问各省可否照政府条件结束战争,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的想法不必怀疑,他们同意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主义,是因为他们确实面对北洋军的巨大压力,但是正如许多人都已看到的那样,黎元洪只能代表湖北发言,无法代表其他已独立的十几个省份,无法代表全国民军。


而更吊诡的是,其他独立省份虽然有一些省份的政治权力并不掌握在革命党手里,虽然还是立宪党人或军界将领掌权,但是他们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他们的态度就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软弱了,就不那么容易向袁世凯屈服了。


袁世凯和朝廷将黎元洪作为谈判的主要对手,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并没有节制独立各省的权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凯、北洋军与黎元洪和军政府停战的那几天里,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


特别是随着革命党人占领南京,南方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军队也相继出发,这为南方革命党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气和谈判筹码,然而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认为存在重回君宪主义可能,只是条件越来越苛刻,难度越来越大而已。


南方逐步向革命方向转化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内阁总理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


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


袁世凯极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由此可见,至少在袁世凯此时心目中,君主制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按照袁世凯定的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君主立宪依然是供讨论的方案。根据随团代表严复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然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绝对拒绝。


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似乎对袁世凯严重不信任。南方党人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大约他们担心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南方是对清廷不太信任,那么清廷要想重建信任,就必须拿出诚意来。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举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


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南北和谈开始时,就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优劣发表了一通看法,大意是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共和政体。


就个人政治立场而言,唐绍仪确实是清廷内部比较倾心于共和的开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诉过黄兴,也告诉过伍廷芳的那样,当武昌起事发生后,他就向朝廷上过一个折子,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


他对伍廷芳说,他个人现在还是持这种观点,以为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袁世凯接受,也才能将军队解散。开国会以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所以唐绍仪认为和平解决未来国体政体问题,只有这条正路。


唐绍仪的表态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来自革命党方面的代理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都有留学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对民主共和体制与君主立宪体制的优劣,当然也较一般人认识的更清楚。南北双方选择他们去对谈,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其实,唐绍仪的这个表态是有深意的,是对舆论的一个公开测试。因为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此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另一场更为机密的谈判也在上海秘密举行。


其南方代表是顾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他们分别代表着南方革命党的黄兴和北洋新军前线指挥官段祺瑞。经过谈判,他们达成五项秘密协议:


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传统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


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考虑的?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答道: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


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



3


顺势而为:从君宪到共和 


当然,生气归生气,事情还得接着往下办。北方谈判总代表唐绍仪将与伍廷芳第二次谈判情形报告朝廷后,其情形与靳云鹏所说大致相似。


伍廷芳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清廷如果不能承认共和的话,那就不要耽搁功夫进行什么谈判了。言下之意有谈判决裂的意思。唐绍仪当然不愿意谈判决裂,所以他答应向北京请示,希望朝廷能够同意回到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还是民主问题。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后,清廷内部强硬派总是慢半拍,总是不愿一次性让步,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思想渐渐深入人心。


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廷毕竟是一个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两百年来的罪恶到了这个时候更显得格外突出,历历在目,因为清廷在关键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王朝本来不应该有的自私狭隘:


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汉人开放政权,铁路国有化就是与民争利。


这两项新的罪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已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战争与谈判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这种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时中国人非去不可的两个东西了。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一味坚守,即便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指责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但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你能把那些汉人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所以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在各地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时候,袁世凯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遂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袁世凯终于顺势而为,开始倾向于共和了。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


袁世凯说,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


到那时,列强的抱怨,南方民军的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民军行动呢?


袁世凯和隆裕皇太后谈完这段话从宫中出来,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路口时,意外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等人炸弹袭击。袁世凯侥幸逃脱,但他的护卫管带袁金标被炸成重伤,袁金标的坐骑被当场炸死,另外还有两名亲兵被炸身亡。 


意外的炸弹当然没有阻止住南北和谈的趋势,清廷本身也在评估究竟应该怎样善后。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


隆裕皇太后


但在连续几天密集讨论中,主张主动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观点有,但并不占上风,逐渐占上风的反而是那些宗室王公中的强硬派,他们不仅纠集起来大闹庆王府,指责庆亲王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勾结出卖朝廷,而且主张为保卫大清不惜焦土抵抗,鱼死网破。


然而,清廷中的强硬派能够利用的资源太少了。1月19日,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各使电请清帝逊位;22日,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呼吁朝廷从速宣布共和;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以为举国趋向共和,建议朝廷驾幸热河,以全皇裔而保国境。几天时间,体制内官僚纷纷向朝廷表达了同样意思,清廷能够作出的选项越来越少。


官僚们的言辞威胁尚不足以吓倒强硬派,真正使强硬派低头的还是新军将领。1月23日,正在湖北前线的段祺瑞向朝廷发了一份电报,报告前线军心不稳,官兵多与南方革命军有勾连,甚至有相约反叛朝廷等情形。


段祺瑞表示,共和思想现在已深入军队将领脑髓,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他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决策,以稳军心。


军心不稳可能还不止湖北前线,于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发布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秩序。


朝廷的御旨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实在没有办法平息混乱稳定军心。就在朝廷御旨发布的同一天,段祺瑞又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以为朝廷先前曾表示将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付诸公决,这使新军将领非常感动,只是现在共和已渐成大势所趋,用强硬手段已经很难压制。


为了皇室尊严,段祺瑞希望朝廷尽快决策,不要拖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段祺瑞顺带指责那些想法阻挠共和的皇亲国戚不负责任,表示如果这些皇亲国戚继续这样做,他将和其他将领一起联衔奏请。


段祺瑞


段祺瑞的电报引起了朝廷的恐惧,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及王士珍等第二天联衔电复,劝说段祺瑞谨慎行事,不要轻举妄动,以为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


徐世昌、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并没有打消段祺瑞的念头,同一天(26日),段祺瑞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名义率清军将领姜桂题等四十七人电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誓中外。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致命一击对于清廷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廷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体面,实现了段祺瑞等将领所期待的“巩皇位而奠大局”,以一种非常规办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梦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万世一系。假如废帝溥仪后来不是受到外界蛊惑从事复辟,相信“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一直那样美丽。


在段祺瑞呼吁书上签名的,囊括了清军几乎所有将领,这就将清廷逼到了一个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弟子早就被长期执政的优越环境给腐化掉了,早已没有努尔哈赤时代的英气和智慧,王公贵族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几个懂政治懂军事,更没有几个能够上马提枪为皇上卖命。


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作为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当家人,隆裕皇太后大约不是因为幼主太小,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两百多年的统治怎么就养了这些无用的人呢,怎么突然发现稍微能干的大臣,都是汉人呢?可惜这一切觉醒都来得太晚了。大清国的终结只剩下一个程序了。


1月29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对一直主张君宪主义的杨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从原来的君宪主义立场向民主共和的立场转变,这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袁世凯在转变,整个中国恐怕都在发生巨大转变。


杨度强调不能以党见之私召瓜分之祸,先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手段推动政治改革,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


现在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君宪良机,南方革命党起义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想拯救中国,保全中国,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条件,走向共和。


杨度等文人的发言只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或许还不足打动清廷特别是清廷中的那些顽固派保守派,他们或许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某种侥幸。然而,段祺瑞的北洋系再次向朝廷展示肌肉,告诉朝廷不要再存在什么意外的幻想。


2月2日,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电各路统兵官,盼北方军界联合团体,集体发声,以厚武力。同一天,段祺瑞的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等密切磋商退兵办法。


双方达成妥协,如果朝廷不能在旧历年之前即2月17日之前转向共和,那么段祺瑞的北洋军将挥师北上,直捣龙亭,而湖北军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作为后援予以支持。


孙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都承诺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军走向光明投诚反正,决不会在段祺瑞军队挥戈北上时袭击后方。于是,清廷终结的时间表从这时开始倒计时,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结束,满打满算也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南方的武力威胁当然也不是说到就到,鉴于当时的特殊困难,清廷当然也知道南方民军的力量并不是那么想象的大,再加上时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朝廷在获悉段祺瑞与黎元洪、孙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后,不是立马宣布安排善后,而是由隆裕皇太后于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御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


准备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得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虚君共和政体应对南方及部分清军将领所要求的完全共和。


这个主张当然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了。清廷的拖延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内部特别王公贵族实在不愿就此罢手,不愿就此丢弃两百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面的压力和不满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发布了皇太后懿旨,对两天前的决定再作让步:


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待,皇室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应豫为筹画,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责成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


这又将皮球踢到了袁世凯的脚下。说句实在话,开创一个王朝不容易,结束一个王朝也很难。


袁世凯在接到皇太后的命令后,当天(2月3日)迅即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取得联系,并按照先前数次谈判的结果,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清帝退位条件,尽最大限度为旧主争取一个更好的优待条件。


至此,袁世凯也就从先前的君宪主义转变为“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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