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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本科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时，打破常例，不是从“long long ago”的远古讲起，而是首先辨析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中国历史到底有多久远？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而历史书一开讲，不是“盘古开天地”（如通俗历史读物《上下五千年》），就是原始人、氏族社会。可是，讲中国历史，先得有中国、有“国”啊！ 历史与神话不同，中国史与文明史不同，文明史与王朝史也不同。但许多人将其混为一谈。下面分六节简述之： 第一，盘古开天地以及后来的伏羲造八卦、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等，皆属创世神话，事实并不可信，所以他们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之祖”，是人文精神上的始祖，而不是历史人物，他们的时代更不是“中国历史”。 第二，伏羲、女娲和神农氏（炎帝）都被归入“三皇”，众所周知，“三皇五帝”是上古最早的帝王。然而三皇还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如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神农为牛头人身），只是到了“五帝”，才全部具有完全的人性与人格。“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人对远古时代探索和重建的产物，是真假虚实杂糅的。司马迁撰《史记》，务求雅信，就将“三皇”全部舍弃，仅仅从黄帝开讲，所以《史记》开篇是《五帝本纪》。 （看看炎帝的大牛犄角！/皇帝不称朕） 也就是说，司马迁在汉代时重新建构古史（汉之前的历史），以“五帝”之首的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源头——而黄帝也被视作“中华开国帝王”。但据“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研究，黄帝是迟至战国时代才在东方齐国产生的“人物”。说明战国以来，中国人对古史的探索，想象仍占了很大部分。以炎黄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以不为真）是没有问题的，但以炎帝或黄帝作为“开国帝王”（必为真史），则在学术上没有依据。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确指“炎黄”距今的年代。 第三，在《史记》里，《五帝本纪》之后，是《夏本纪》《商本纪》和《周本纪》，即在司马迁重新建构的中国历史谱系里，是以“五帝、夏、商、周”为序的，而夏之祖“大禹”，则接续在“五帝”中的尧、舜之后。看起来，西汉时期的中国历史就已经编排完整了，能够做到前后衔接。这不是司马迁的创造。早在春秋中晚期，孔子就经常“尧舜禹”“夏商周”连称，说明此时中国历史的脉络就比较清晰了，孔子认为：周承商，商承夏。这也是传统社会讲史的基本框架。夏商周皆为中国王朝，所以夏称夏朝，商称商朝，周称周朝，一路下来，直到明朝、清朝。 第四，以上是中国古人的讲法（主要依靠文献记述，而许多文献实际上是不可信的或非常不完整的），不是近代历史科学的讲法。西方史学不仅重视文献，更重视实证，如果要论定夏商周是王朝，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王朝”是文明的高级发展阶段，否认夏为王朝，并不意味着否认夏文明或夏文化。在“王朝”的阶段，王权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层级分明而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分化，拥有成熟的文字、发达的冶炼业等，才可称王朝，视作一个“国家”。 （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复原图，中间的房屋被认为是“宫室”/皇帝不称朕） 可是拿这个标准一比，周朝是没有问题的，但夏、商是不是王朝就有问题了。西方学术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故意否定中华文明之“悠久”（再说了，说你“更老”就有意义吗？），只是中华文明在某个阶段达到什么程度，必须拿出证据来。可惜，关于夏、商王朝的存在，除了很有限的文献记载，没有其他力证。在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夏商的历史纪年全部不清楚，所知最早的纪年，仅仅是公元前841年，那已到西周末期了。 第五，1898年在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概念，在学术上，有文字记载的才可称“历史时代”，没有文字，只是“传说时代”。自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商朝的存在没问题了，中国的历史时代也推进到商朝中后期，但此前仍然是传说时代。 （武王伐纣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却从来不知道它发生在哪一年？也就是不知道商朝灭亡的年份/皇帝不称朕） 第六，十余年来，政府推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包括夏文明在内的多处上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不少属于夏文化的遗址和大型城池，可以说，夏朝的存在基本可以认定，唯一缺少的，就是文字。也真怪啊，一些属于夏文化，甚至先夏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那么大的城墙、宫殿遗址和冶炼作坊，甚至还发现了天象观测台，可偏偏没有发现哪怕一个文字。您说这怎么解释呢？其后果是，夏文化够不构成夏朝（即夏文明有没有进入王权和国家时代），还缺乏那个时代的文字支撑。历史，是必须要有明确的编年和相对完整的记事的呀！ 历史研究是科学，须有理性原则，不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工具，这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阴谋”。夏文化、夏文明的存在在西方也没人反对，因为它的辉煌已通过考古得到证实，西方主流学术界不承认的，只是“夏朝”，焦点是，中国“国家”和王权的历史，是否应从夏算起。历史的长短于今人并无什么特别的荣耀，但如果今人失去了理性，则失去了当代中国人自立的根基。（皇帝不称朕答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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