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若成功，近代史重写！

令很多中国人骄傲的是，我们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数不清的英雄成就；令很多人感慨的是，近代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缺乏抵抗之力。为什么原本的天朝上国会变得如此脆弱？

众所周知:工商业相辅相成，商业社会发达的消费市场才是工业生产的根本动力。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数百年，四大发明的成就不必多言，缺乏的只是使用这些发明的市场。正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所以指南针只是成了看风水的罗盘，火药只是成了娱乐用的烟花，不是我们的祖先不懂利用，而是不需要用，无利可图自然没人去搞开发研究。于是，商业发达却没能向商业文明转型的宋朝成了我们回溯历史绕不过去的十字路口。

宋朝，是个经济繁荣的朝代，不仅有了最早的夜店娱乐街，甚至还有了现代银行等借贷金融机构的雏形。有学者指出:宋朝城市化水平为中国古代最高，是农业时代里中国最接近商业社会的时候，可以说，宋朝的经济基础已经达到了步入近代的要求。这时，宋朝缺的不过是一场改革。

就在这时，一个人送来了改革，他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才华横溢，官做的也大(丞相)，他的改革针对着宋朝的历史性矛盾(在当时不是主要矛盾，可后人用历史的眼光可以看到的症结)–即消费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矛盾深有认识。什么意思？说白了，消费主义就是国家(包括皇族和官僚)、地主和商人有了多余的资金(农民一般没有)后大多用于享受锦衣玉食和购买土地，而没能投入再生产，因而未能走向重商主义。

这会有什么弊端呢？简单来说，你赚多少钱，花完就完了，可资本的特点就是扩大生产达到钱生钱的目的，大量的财富不投入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只是享乐流失或者滞留在土地上不能流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空谈，更别说孕育资本主义了。原本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走的比英国要早，就是因为没有走向重商主义而最后衰落，成了著名的黄金漏斗。

王安石变法中有关市场的核心新法就是市易法和均输法。市易法通过设立市易务购买市场上滞销货物，均输法通过设立发运使跳过商人直接收购和运输物品。两个新法结合起来，既打击了把控市场的大商人，增加了国家和民众的收入，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商业流通，对于宋朝向商业转型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可惜，王安石的变法思路和中国一贯的重农抑商及祖宗之法相悖，遭到了反对。只有在外国能得到些知音，列宁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罗斯福更是直言1933年新政受到了他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