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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跋扈的权臣诸葛亮究竟有无篡位之心(3)

 墨香笙樵 2018-04-13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

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两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同上。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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