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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7、8月间，太平军与清军在湘北进行了会战，在南线，太平军与湘军水陆军大战于岳州、城陵矶一带，太平军屡战失利，因太平军骁将曾天养于城陵矶阵亡，太平军连续败退，汉口、汉阳外围州县均被清军攻陷。 1854年8月25日，湘军水陆环攻城陵矶，太平军作战不利，退回武昌。韦俊、石祥祯奉令带领部分太平军攻击向荣的江南大营；留下石凤魁、黄再兴、陈玉成等守卫武昌。 湘军方面，曾国藩命令水师肃清水道，切断武昌与汉阳、汉口的联系，9月15日，湘军水师进抵金口；陆路由塔齐布、罗泽南率军。9月25日攻占崇阳，30日攻占咸宁，10月6日到达距武昌城50里的纸坊。同时，荆州将军官文部属魁玉、杨昌泗率兵勇4300人到达金口西岸，同知李光荣率川勇1000余人到达金口东岸，杨霈调襄阳兵勇2000人循汉水南下进驻滠口及马溪河一带，至此，清军已形成了对武汉的包围。 10月12日，清军向汉阳、武昌发起总攻。罗泽南、李光荣率4000兵勇进攻东岸花园；魁玉、杨昌泗统4300兵勇进攻西岸虾蟆矶，并破鹦鹉洲；湘军水师从大江中路冲击，隔断两岸太平军，并直扑鹦鹉洲，攻占鲇鱼套。太平军抵挡不住，阵亡1000多人，塔齐布在同日攻占了武昌城东洪山。 10月13日，太平军所设的汉阳晴川阁的木栅、龟山上的木垒以及武昌鲇鱼套的6座营垒，皆被清军烧毁，汉阳、武昌城外据点尽失，已无险可守。 10月14日清晨，太平军武昌守将石凤魁、黄再兴，只留下数百人守城后，率军从东门退出武昌。太平军在途中又与塔齐布遭遇，血战于洪山，童子军数百人浴血奋战，集体投湖而死。同日，太平军汉阳守将古隆贤亦率军退出汉阳，武汉为清军占领，曾国藩控制了湖南湖北。 这次曾国藩攻占武昌消息传回湘乡，湘乡立即沸腾，湘乡县城为此举行了三天“龙灯狮舞会”。 咸丰帝看到曾国藩所上的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于是在10月26日，以攻陷武昌、汉阳之功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并加恩赏戴花翎，署理湖北巡抚，主管地方。 接到圣旨，曾国藩满心高兴，佯装推辞一番，上谕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奏请皇上另授他人为巡抚，说还在守孝期间，不求加官进爵，向咸丰请辞，然而，曾国藩还没高兴几天，咸丰就给他撤了，他的推辞还不曾送到咸丰那里，11月2日，咸丰的不用他当湖北巡抚的圣旨又到了：“曾国藩着领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立即整师东下，不得延误。”曾国藩傻眼了，咸丰帝又免去了曾国藩的署理鄂抚之职，改授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率军东下，另授一向同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为湖北巡抚。 陶恩培在湖南时既怕死又无政绩，在湖北没立半点功却空降成为一省之最高长官，官运竟比曾国藩要好多了。究其因，就是其他人可以当湖北巡抚，就是曾国藩不能当。可是知道，兵部侍郎是个有名无实的官，只有巡抚才有行政权，带兵打仗，首重粮草，如是巡抚，则粮饷的问题能解决，而侍郎只能求助于人。 曾国藩立即明白其中道理：清廷不允许汉人掌握太大的权力，以免引火上身。看来，咸丰帝要维护满清权贵圈子，是不能让一个地方政权做大的，且曾国藩又不是满人，怕那天一不小心把自己皇族圈子得利权益拿来自己用了。据说，当时，中枢决策者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的一番话，吓得咸丰出了一身冷汗：“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 鉴于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担心给其地方实职会如虎添翼，会对朝廷不利。何况湘军也不是朝廷的兵，而是体制外的军事力量，且与皇帝不同种族的汉人。咸丰皇帝如何能放得下心！ 好在曾氏早有预防，在创建湘军时，便将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由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作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即便如此，咸丰帝还不放心。因塔齐布陆军出身，不懂水师，咸丰帝担忧曾氏军权过大，故欲调满人来分之。 曾氏的军权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到处是湘军水师战船，船上挂着斗大的“曾”字帅旗，军威之甚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看到此场面，是不是会有东南半壁江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
咸丰帝此时正需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会削减曾国藩的山头，惟一办法就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不让曾氏一人坐大，以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制衡局面，这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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