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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译者：Issac 校对：朱溥仪 来源：《Chicago Reader》 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纯真时代》原本是为了赢得众多奥斯卡奖项的，电影改编自伊迪斯·华顿1920年的小说，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 但文学界对此电影评价的标题让我震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虽然紧接着还是有很多褒奖表扬这部电影。 不过这些多余的褒奖也没有重振我们的信心——斯科塞斯并不是伊迪斯·华顿最理想的诠释者。 《纯真年代》 不过幸运的是，电影后来有所改进，但是也没有达到让人完全忘了最初的评价的地步。 如果这部电影成功的话，也可以证实斯科塞斯的才能，因为他可以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如果成功它一定比《恐怖角》更符合我的口味，也会比《好家伙》更讨喜——这可能是因为这部电影和斯科塞斯作为导演擅长的风格截然不同。 《纯真年代》 我本以为《豹》的导演维斯康蒂会是斯科塞斯的典范，但看了电影十五分钟后，我发现威尔斯的《伟大的安巴逊》对他有更大的影响。 但事实是不论是威尔斯还是布斯·塔金顿（《安巴逊》的小说作者），维斯康蒂还是吉斯比·汤玛斯（《豹》的小说作者）都比斯科塞斯更能理解伊迪斯·华顿的世界，因为他们都来自上流社会。 甚至来自中产阶级的导演——比如安东尼奥尼——都似乎更能够捕捉到伊迪斯·华顿小说中的微小细节。 可能吸引斯科塞斯的是纽约家庭的种族主义——这一主题也使这部电影成为了《穷街陋巷》《愤怒的公牛》和《好家伙》的孪生篇。 《纯真年代》 至少该电影的编剧杰伊·考克斯是这样认为的。但即使我们接受了华顿和斯科塞斯作为不同阶级间的微小关联，但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对对方的领域评头论足。 如果华顿还活着，且也是一名电影人，那考克斯还能说这部电影展现的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男子气概吗？ 斯科塞斯的才智和他的意大利血统都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这些只能从侧面反映出他的视角。但在华顿看来，他塑造的形象是一个把鼻子抵在窗户上的乡巴佬。 这对于华顿来说是一回事，但对于斯科塞斯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华顿362页的书中，主人公律师纽兰·阿切尔在和他的老板吃晚饭时说：「喝完可口的海鲜汤会有鲱鱼和黄瓜，然后还有烤火鸡和炸玉米饼，最后还有酱汁鸭肉和芹菜蛋黄酱。」 但在斯科塞斯113分钟的电影中，为了强调这些，他采用单独的、光线不同的镜头。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已经很迎合消费者了，华顿的方法是采用亨利·詹姆斯（美国著名小说家，有评论家认为华顿的成就可以和亨利·詹姆斯相提并论）的主流方法，即简化风格，丰富场景设计，但是在电影中这种方式却变成了《美食家》杂志的广告。 《纯真年代》 电影非常靠后的部分，即阿切尔婚后与妻子举行第一次盛宴派对的时候，有一个精心的运镜来表现派对场景，这似乎来自于约瑟夫·冯·斯登堡的《放荡的女皇》——俯拍桌上丰盛的食物，直到阿切尔所坐的首席，然后又退回来拍山珍海味，最后镜头上升，离开桌尾。 在斯登堡的电影中，这样炫技镜头是为了展示影片主角凯瑟琳大帝的奢华奇观。 但在斯科塞斯的电影中，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表现阿切尔无法与自己暗自深爱的女人进一步交流，而这是这位女人回欧洲前的离别宴席。（「他是全副武装的营阵中的囚犯」，画外音说道。） 《纯真年代》 这个镜头既描述了奢华之景，又表现了隐藏的悲痛，但考虑到开始时候的精心考究的夸张手法，前者占了上风，压倒了戏剧上的技巧。正是因为这类强调，观众才会经常感到惊讶，而很少全神贯注并思考后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俯拍镜头。在前面的两个场景中，斯科塞斯切到了这些令人分心的角度，一是舞会，二是另一场盛宴派对，而这两次视点上的突然切换都没有与戏剧性或分析性的点相对应；这是一个通常令人敬畏的导演所少见的紧张不安，他并不完全确定自己要怎样拍与场景相关的镜头，但又喜欢以鸟瞰视角的视觉模式来呈现壮丽的场面。 如果这样的风格主义的拍法是导演有意为之，那就无可指摘，但我认为奥逊·威尔斯和维斯康蒂应该不会这样拍，除非这样有利于推进叙事或戏剧发展。 《纯真年代》 同时，电影里也有着最为大胆、某种程度上最为有趣的叙事驱动：它采用了大量的女声画外音叙述（乔安娜·伍德沃德），以此在电影中加入大量的华顿原著内容。 这样做的好处是提供了所有的背景、社会及心理细节，这些细节很难被硬塞到动作或台词中；另一特别之处则是将华顿自己的声音作为叙事旁白声。 然而，无论刻意与否，这样的驱动都会凸显出小说的局限，这样的局限透露出华顿远远不是她有时候所被吹捧的女性作家那样高。以伍德沃德的叙述表现出来的视角在基础上以及策略上依然存在局限，因为她对十九世纪的纽约社会的内里了然于胸：这些都是主人公阿切尔的观念。 以亨利·詹姆斯式的风格来看，他所不理解的或者仅仅是猜测的一切，都会成为叙事的讽刺潜台词。 《纯真年代》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小说中这样的潜台词指向阿切尔，暗示着他无法追求自己的爱情向往，也即与艾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在一起，因为伯爵夫人是阿切尔的未婚妻/妻子，梅·韦兰已婚的表姐妹，同时这也是社会压力所导致的精神和骨气上的失败。 正如埃德蒙·威尔逊（他偶然将《纯真年代》视为华顿小说的巅峰之作）在1947年评论华顿的传记时所述：「反复出现在华顿小说中的男性类型是富有教养的才子，却不敢打破社会陈规，是改革之人，却在迎娶贵妇时毫无察觉地受贿，是顾家丈夫，却缺乏面对激情的勇气；尽管作者表面上同情这些角色，但她总是以暗含轻蔑的讽刺来处理这些角色。」 但在电影中——片中叙述变成了一系列必要的脚注，而白马王子阿切尔则由丹尼尔·戴-刘易斯扮演——绝大多数的轻蔑元素都缄默无言，直到片末。 白马王子阿切尔 小说同电影一样，都暗示了梅和艾伦之间的女性的「默契」让艾伦和阿切尔之间的爱情流产——华顿选择不去描述这样的「默契」（或者说这至少是一种「串通」），更别说去细致审视这一切了。但换做更为女性主义的人，可能会对女性视角更感兴趣。电影中对这种「默契」必要的暗示显而易见。 这是性别因素导致的。在小说中，华顿的讽刺存在于尽管她可以限制阿切尔的视角，但她自己对阿切尔的世界、特别是艾伦和梅的世界所知道的要比阿切尔本人多一些。 在电影中，这「多出来的」信息，只要它还存在，就会限制伍德沃德的叙述，这不可能等量于作为导演的斯科塞斯的「叙述」：斯科塞斯知道的可能要比阿切尔多一些，但他所知道的仅限于他在华顿小说中看到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对阿切尔痛彻心扉的失落感大量却不置可否的描述。 《纯真年代》 这有一部分要怪小说中明显呈现出来的纽约上流社会的部落主义，但也要怪阿切尔自己没有诚实大胆追求自己所爱的艾伦。而电影没有对阿切尔的躲闪逃避进行任何粉饰。 除了这些疑虑之外，忽略斯科塞斯在《纯真年代》中的创新和精力都十分不妥，即使较之故事中心，这些在故事边缘更加明显可见。 他足够勇敢，在很多场景采用了快切，虽然大多数导演在「镜头」中会为了寻求简洁而避免使用这种技巧，「他通常会在拥挤繁忙的片场创造出一种速记符号的风格，这最大程度地展现出了他不连贯的电影制作方式。比起平常的手法，他更关注颜色、创造出阿切尔遥望的艾伦站在甲板上的画面，精致又充满光亮，这在小说和电影中都是关键时刻，同时也会用引人注目的色彩，比如黄色玫瑰镜头中亮眼的黄色。」 《纯真年代》 电影里还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及其周边引人遐思的外景，部分场景让人想起《伟大的安巴逊》里对时间晚近些的中西部地区的再现，以及精心布置的房间的精彩运镜，这完全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 叙事过程中的历史花絮精彩至极，选择巧妙，就像片中偶尔穿插于动作之中的画作。 我希望我可以说上述的和其他的做法创造了库布里克的《巴里·林登》那样的合乎逻辑的历史思考，无论是关于遥远的过去或者是眼下（以委婉的对比的方式），但如果这部电影真的有这样的意图，那我只能说我并不满意。 米歇尔·菲佛将艾伦饰演得光彩动人、面面俱到，而戴-刘易斯也演出了阿切尔那困惑的优雅气质，达到了所有人的期待。
《纯真年代》 薇诺娜·瑞德饰演的梅·韦兰倒是充满智慧，她的角色甚至在小说中都「缺少描述」，如果说她的表演没有完成得那么好，这也要考虑到斯科塞斯和杰伊·考克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根据华顿的小说将这个角色呈现出来。（电影里阿切尔过去与别人发生关系的短暂镜头也指出一个问题：该电影在这方面大量的沉默都来自于华顿的原著。） 电影里真正缺少的是为小说提供目的统一的景象以及策略——这意味着斯科塞斯从不真正地讲述故事，而电影里所保留的都是对这个故事的评论解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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