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来，中国人不但爱说荤话和风话，也爱说一切性的闲话。在中国人平时爱说的种种闲话中，实际上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闲话，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 这并不奇怪。 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做不成的人说，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说，而且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又岂容大说特说？当然谁说谁是流氓。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是有的：既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说，那就偷偷摸摸地说，拐弯抹角地说，指桑骂槐地说，含沙射影地说。于是就变成了闲话。 事实上，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即？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闲话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因此不怕没人响应，达不到预期效果。再说，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缜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 说闲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闲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这就“合理合法”。其次，闲话说得再过分，也只得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因此仍是“君子”。第三，闲话原本不过是闲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谁把闲话当回事，不是“神经病”，就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会见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 何况，不说闲话，风险更大。谁都知道，“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你既然不“叫”，那就肯定会“咬人”了。谁会承认自己“咬人”呢？也没有。 于是，只好大家都说。 闲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闲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妇，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淫，岂不开心？ 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诉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 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闲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闲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 更何况，性不仅是禁忌，而且是隐私。隐私这个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必须是被遮蔽的东西，另方面又必须是被公开、被暴露的东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为隐私。不公开、不暴露同样也不成其为隐私，因为如不公开暴露，人们就根本不知其存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个东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时成了“必须公开和暴露者”。这和禁忌同时成为诱惑，是一个道理。 闲话，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 闲话使性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的东西，这就是“解禁”；闲话使性成为人人得以知晓的东西，这就是“解蔽”。但是，这种禁忌的解除和隐私的暴露又并不犯规，因为它不过只是闲话，是当不得真的东西。这可真是妙不可言！犯禁而不犯规，被惑而不被责，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得到释放，社会秩序却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岂非大家方便？可以说，闲话，正是社会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开的一个小口子。正是通过这个小口子的调解作用，保证了被规范了的性行为不至于因过分的压抑而失衡和出轨。 难怪中国传统社会对民间四处流传的荤话、荤故事睁只眼闭只眼了。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其实还大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是轻度宣泄；对于社会而言，它是总体平衡。 我们知道，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性就基本上成了一种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下由个人独享的权利。这种独享制度固然为文明所必须，但也并非就没有弊端。无由独享者固然心理不平衡，即便是独享者，也未尝没有把它说出来让人分享的念头，就像一个历险者总是希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非凡经历一样。性既然被规定为保守秘密原则下的个人独享，那么，如果不说出来，又何以从他人那里证实自己独享的光荣呢？因此，性又必须分享，但只能是虚拟的分享。闲话正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在不违背社会对性行为的管理原则的前提下，使个人隐私变成了“公开秘密”，使独享权利变成了“公众权利”，也就使失衡变成了“平衡”。 如此看来，闲话对于社会的性管理，无妨说是“小捣乱大帮忙”。因为它不但是性的宣泄，同时也是性的淡化。试想，当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可以谁也不当一回事地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随随便便地拿来说笑时，它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吗？还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吗？显然不能。因为它的重要性，早已在亵玩嬉笑中消解了，已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至少可以这么说：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规和乱来的事总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与其让少数人去“偷”，不如让多数人去“说”。所谓“窃不如说”，也可作如是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