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三藩之乱开始。起初，吴三桂东西两线并进，进展顺利，迅速攻占华中、西南、西北大片地区。然而奇怪的是，握有战场主动权的吴三桂率东线主力攻占岳阳、湖口、长沙等战略要地后，没有直接渡江问鼎中原，反而采取守势，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为后来吴军覆灭埋下伏笔。  别看打了一辈子仗，但吴三桂在看待清军战斗力的问题上却很矛盾。一方面，他率10余万兵马长驱直入华中，清军却“五千里无只骑拦截”（这也与当时驻防长江以南的地方守军多系绿营兵有关），因此助长了叛军气焰。另一方面，吴三桂内心始终畏惧满洲八旗兵。 当手下将领要求渡江北进时，吴三桂竟然说，“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指八旗军）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部下：“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们如何敌得过他？”  值得注意的是，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当年随他降清的关宁铁骑在数十年南征北战中早已损失大半，其麾下官兵主要来自平定川滇贵期间收编的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旧部（原隶属李定国和孙可望）。这些人尽管骁勇善战，但因当年沙场上领教过八旗军的厉害，也普遍对后者存有恐惧情绪。史载，商人乔士增到过吴军兵营，据他后来向清军报告，叛军从将官到士兵，都对八旗兵“害怕得紧”。 搞笑的是，当时清军高层看待吴三桂也如同“战神”一般，宁可在长达数载的时间里与对手“划江而治”，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交战双方都“不明觉厉”，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麻杆打狼两头怕。那么，康熙时期的八旗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呢？  按照清代兵制，清廷将八旗主力集于京师，平时镇守中央，有事调发出征。三藩之乱时，康熙将驻防京师的12万八旗军视作“救火队”和“战略预备队”，不断将其派往最重要的战区。 1675年，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趁三藩之乱举兵反清，兵锋直指张家口。眼瞅着“后院起火”，缺兵少将的康熙只得咬紧牙关，从禁军中抽调3000八旗兵，甚至征召数万家奴前往平叛。可见当时的清廷，真是到了捉襟见肘、后方空虚的困窘地步，不过也说明八旗军在平三藩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俗语道，“三天不练，手生脚慢”。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就如同人的肌体，如果在上升期经常锻炼运动，即可延缓衰老，保持活力。同样道理，八旗军武力衰退也是一个充满起伏的漫长过程。 具体到平三藩时，由于已承平20年之久，八旗军从上至下确实战力减弱不少，特别是中高级将领避战偷安思想严重，比如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度齐、前锋统领硕岱等人，宁可“坐失险要”也不敢“渡江进取”。但随着战况推移，八旗军就如同一把有些生锈的宝剑，经过沙场磨砺后再次变成锋刃。 不可否认，八旗军有其内在的落后性，但作为一个世袭武装集团，八旗官兵（特别是那些祖辈“从龙入关”的“旧满洲”军人家族）普遍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荣誉感，严苛的奖惩制度亦长期行之有效，这在康雍乾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对付吴三桂叛军，大批清朝王公贵族奉命参战。别看都是皇亲国戚，但康熙铁面无私，赏罚分明，对劳师糜饷、坐失战机的勒尔锦等人，毫不客气地予以革爵、革职处理，而对表现不错的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固山贝子傅喇塔，则给予嘉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铁帽子王”济尔哈朗之子、副都统巴尔堪。他在平三藩战斗中因过失被康熙革去职衔，以普通士兵身份发往广东前线效命，多次受伤仍冲锋在前。直到伤重不治临终前，巴尔堪还为自己“不能身死阵前”而羞愧，并禁止家人“以阵亡冒功”。 巴尔堪去世时，其子巴塞尚在冲龄，到雍正年间，后者已官居副将，奉调前往西北与准噶尔部作战。雍正九年（1731年）7月和通泊之战打响，巴塞也率部参加。此役，清军“奋勇冲击……皆死战不退”，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山地连续苦战多日，最终因寡不敌众（准噶尔兵力是其6至7倍）损失7200余人（八旗官兵占比近8成），巴塞、鳌拜之孙达福、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戴豪等多达13位高级将领战死或自刎。 入关后百余年间，清朝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连绵不断，直到乾隆中期，八旗军仍保持着较强的骑射战力。这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发兵5万直捣伊犁，仅用5年时间就先后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两大劲敌即可看出。 实际上，“八旗军在康熙时期即衰弱不堪战”的说法始于民国初年，并无充分文献基础。试想，如果八旗军早在康熙平三藩时就已衰朽，则无法解释为何70年后，同一支军队却能横扫天山南北，威震中亚。 再说八旗军引以为豪的骑射。前者善射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追溯至唐宋年间，满族的祖先靺鞨族和女真人，均以箭术高超见长。史载，唐朝初年，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对抗唐帝国，靺鞨士兵用强弓利矢给唐军造成巨大损失，连唐太宗李世民都被其毒箭所伤。 明末清初，八旗军无数次与拥有大量火器的明军交锋，但他们的应对方式不是废弃骑射，而是在发展自身火器部队的同时，通过加大弓箭的装备数量、密度和单兵防护来克敌制胜。在冷热兵器混用的16至17世纪，非要较真火器与弓箭孰强孰弱其实意义不大，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高层指挥、部队士气、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后勤保障、地形气候等诸多复杂因素。 以萨尔浒大战为例，明军早已不是20多年前那支痛击倭寇的精锐之师，所装备火器质量低劣，部队训练也废弛日久，再加上兵力分散（4路进兵），能打得过如狼似虎、以逸待劳的后金军才怪！史载，当时配合明军作战的1万多李朝官兵，虽列阵以鸟铳（仿自日本铁炮，也就是葡萄牙式火绳枪）拼命射击，仍挡不住箭如雨下、卷地而来的八旗铁骑，最终全军溃降。 从明末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跨越4个世纪（从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到1827年道光帝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漫长岁月里，八旗军依靠精湛射术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不仅转化为心理上的一种集体自豪感，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弓马平天下”“唯冷兵器论”的“迷之自信”。 具体到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虽在战前努力发展骑兵（每年购入西番“勇健”马3000匹），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法跟八旗军抗衡。为遏制清军骑兵驰突，吴军广泛采用“鹿角＋鸟枪”的战术，将鹿角发展为类似拒马、便于携带的随军装备，战时以鹿角居前，火枪手在后面发射枪炮。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火器部队要想战胜骑兵，长期训练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临战克服恐惧感，提高射速（古代火器装填、击发很麻烦）和火力密度。但随着战争不断消耗，吴军经验丰富、技战术娴熟的火枪手缺口日增，越来越难以对抗清军的火炮和利矢。1678年，吴三桂在起兵5年后死去，又过了3年，清军攻破昆明，三藩之乱遂告结束。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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