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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鲜鱼口天兴居炒肝包子店。当天，住在鲜鱼口胡同的老街坊回到面貌一新的鲜鱼口，寻找过去的记忆。昨日，鲜鱼口重张开市。本报记者 王申 摄
2005年10月，鲜鱼口胡同，拆迁前的街景。本报资料图片 李飞 摄
2005年10月，鲜鱼口兴华园浴池。本报资料图片 李飞 摄 1910年代，赵锡山父亲初到北京，从鲜鱼口开始做起帽子生意。自父亲算起，今年70岁的赵锡山一家在鲜鱼口生活了将近100年。 这位老人见证了鲜鱼口从繁华到冷清，从破落到拆迁，又到今日的重新开市。 赵锡山没有继承父亲做帽子的手艺，他喜欢用画笔画记忆中的老北京，自上中学开始，他便开始画老北京，包括东便门、金鱼池……特别是他生活了70年的前门鲜鱼口。 1930—1940年代 “黑猴”百货店最为著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童年时的赵锡山几乎每天都跟着做帽子生意的父亲，穿梭于鲜鱼口街上，忙着给黑猴、马聚源等多家帽店供货。 鲜鱼口位于前门大街东侧，与大栅栏相对。赵锡山记得，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鲜鱼口商铺林立，人来人往，吃的、玩得应有尽有……热闹程度，甚至一度胜过大栅栏。 其中，田老泉和杨少泉两家帽店，门前都摆放一对木质黑漆猴子，冬天卖皮毡帽，夏天卖草帽，也兼营针头线脑、日用杂货，被称为“黑猴”百货店，在当时非常有名，也是整条街上生意最红火的店。 对当时不到10岁的赵锡山来说，爱逛鲜鱼口，更是因为这条街上不少商户的橱窗里，都有当时最先进的小火车模型，它们还配有轨道，能顺着一个方向开动，非常有趣。 1950年代 公私合营关闭老字号 1949年建国之后，鲜鱼口街既是居民区，又是商业街，这条街还凸显出时代变革的痕迹。 在这条街上，赵锡山还对会仙居炒肝店记忆深刻。他说，当时，父亲做完一天活，喜欢带他去看戏。待戏散场，父亲就带他到鲜鱼口，坐在会仙居，要一碗炒肝，一碗馄饨，那是最美味的夜宵。 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鲜鱼口里的大小店铺有了新归属。赵锡山说，常去吃夜宵的“会仙居”和路对面的“天兴居”合并。 天兴居的门脸小，勾炒肝的大锅支在门口，热气腾腾，香气飘散满街，很容易招揽食客。吃炒肝的人围在炒肝锅前，人手一个小茶碗，红亮的，现盛现吃。那时的价格，赵锡山记得“一毛钱一碗，不用粮票”。 赵锡山说，所谓“吃炒肝不用勺”的讲究，其实就是，那时天兴居食客太多，没有座位，站着吃省事省时。“久而久之，这些习惯成了京味儿文化”。 令人遗憾的是，公私合营后，鲜鱼口路南的商店相继关闭，用作他途。 1960—1990年代 部分老字号恢复 1960年，全国自然灾害严重，肉票奇缺，所有沾腥的东西都不好买，天兴居的炒肝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停止供应。 “文革”十年，鲜鱼口街和老北京的其他商业街一样，铺满了大字报，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兴华园澡堂子，也从鲜鱼口浴池一度改名为劳动浴池。 改革开放后，鲜鱼口由于之前建筑改造，曾经和华清池齐名的兴华园澡堂，也盖成了宾馆。街巷变窄，人气开始输于前门大街西边的大栅栏。 上世纪最后20年，国营企业的效益一度走入低谷，鲜鱼口街的大小国营店铺，也纷纷陷于萧条。再往后，有些店面相继被人承包，转包，开饭店或商店，都不了了之。 只有天兴居炒肝，因为老主顾捧场，一直坚持下来。 除天兴居外，1980年，兴华园浴池恢复。进入90年代，很多家庭条件改善，自家能洗澡，到大澡堂里泡澡的人也渐渐少了。 2005年—至今 老字号商业街重张 2005年年初，肖复兴重回鲜鱼口，他没想到，“会变得这样破败不堪”。 也是在这一年，随前门地区整体修缮，鲜鱼口在大拆迁中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历经6年修缮，2011年春节后，天兴居50岁的炒肝师傅老郑，又回到鲜鱼口街道。郑师傅说，6年前，天兴居随鲜鱼口拆迁，所属的便宜坊集团给他安排个清闲岗位，“相当于养起来，为的就是这一天！” 新的鲜鱼口街在原址重建，其中，街北正中一座宽敞的二层小楼，正是重新开始炒肝工作的天兴居炒肝店。 赵锡山说，鲜鱼口重张，让更多人知道这里曾经是一条繁华的名街，不过他也有遗憾，“更像个游览区，脱离了普通的市井人气”。 本报记者 魏铭言 ■ 回忆 兴华园澡堂 它门口清式的牌坊，是有年头的。牌坊下冬天卖糖葫芦不算新鲜，夏天卖刨冰却是当时冰激凌的先锋。天兴居紧挨着兴华园，清朝同治年间就有了……热腾腾地泡完澡，喝热乎乎的炒肝，成为父亲那时星期天最惬意的享受。 联友照相馆 我有生以来照的第一张照片，是在那里照的。母亲去世后，姐姐为担起家庭的重担远走内蒙古去修铁路，临走前带我和弟弟照的相片，也在那里照的。照相之前，姐姐划着一根火柴，燃烧一半时吹灭，用那剩下的灰烬为我和弟弟涂黑眉毛。以后姐姐每次回来探亲，都要和我们照一张合影，每次都是在那里，每次都用火柴棍的炭描黑我和弟弟的眉毛。 ——作家肖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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