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种解释是，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他可能另有图谋。
论者认为，以文天祥之顽强，他决不甘心于引颈就戮，倘能逃出樊笼，登高一呼，应者自当云集，他日之事，则未可料也。欺骗自己人叫说谎，欺骗敌人叫智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为什么他不向自己的故交旧友、方外僧道以及种种色色的劝降者透露这番“心事”，而偏偏向这个无耻的叛徒透露这番“心事”呢？因为其中有另一层用意：他的计划一旦成功，传话者将受到严惩。 王积翁从叛徒心理出发，他认为文天祥确乎动摇了，先当道士，再“备顾问”，岂不是曲线投降了么？他大喜过望，立即向元世祖报告，并联合谢昌元等十人上书，“请释天祥为道士”。 另一个叛徒留梦炎则警惕性比较高，他反对说：“上次文天祥被抓，逃脱后就起兵反元；这次你把他放了，如果他再到江南起兵反元，那我们十人可就得吃不完兜着走了。” 忽必烈一想也对。他要的是奴才式全心全意的投降，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于是把文天祥又送回了监狱。 如果文天祥真的被释，其结果将是不可预料的。 第三种解释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至于备不备顾问，说法而已。其根据是： 其一，文天祥很早就倾心道教，早年写的《借道冠有赋》云： 病中萧散服黄冠，笑倒群儿指为弹。 秘监贺君曾道士，翰林苏子亦祠官。 酒壶钓具有时乐，茶灶笔床随处安。 幸有山阴深密处，他年炼就九还丹。 诗人病中借来道服、道冠，穿戴着非常得意。从字面上看，这首诗似乎是游戏之作，实际上却代表了作者对修道、炼丹等道家生活的向往。 其二，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挟琴至监狱为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汉末著名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亦诗亦曲，叙唱的是她被匈奴掳获后的悲苦生活和思乡别子之情。文天祥听后自然是感慨万千，也写了一首《胡笳曲》，值得注意的是，他序后的署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从文天祥自名“浮休”看来，他其后“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也并非没有思想基础。 其三，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在《敬题文文山先生遗像后》中也说：“黄冠遁世悲无地，白刃飞头毕此身。”可见，这位后世著名史学家也相信，文天祥是有“黄冠遁世”之念的，可惜的是“白刃飞头”，了却了他英雄的一生。 其四，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最初，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嘲笑他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只要能“自尽其义”，不易其心，并不一定就要“杀身”，就像古代的伯夷、叔齐，就像三百多年之后的王夫之。 其五，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长期熏陶，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有个叫灵阳子的道士到监狱中来跟他谈道，似乎让他突然之间大彻大悟，对于功名、生死、忠孝等等，都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他对灵阳子有一首赠诗，题名很古怪：《岁祝梨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题中的岁、月、日，是古代的一种记时法，保留在道家及民间的一些秘密团体里。这时，他既不像许多遗民那样坚持用宋朝纪元，也不像许多投降者那样用新朝纪元，定含有一定的密义。其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 这首赠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可见，在儒家杀身成仁、忠君守义的悲壮精神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在佛道之间徘徊、寻求解脱的文天祥。 污水不掩光辉 另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述纯属编造，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不成，则决心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切“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尽人皆知，但元人统治者决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势属必然。 而对于统治者的这些惯用伎俩，文天祥思想上已有准备。早年，他怀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战斗，他所指的“汗青”，是指胜利的宋朝为他写的史册，决没有指望元人统治者为他树碑立传。他被押解到大都，拒不投降，被投入兵马司监狱后，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之句，他知道即使舍生取义，元人在史书上也不会如实记述，因而也照不了“汗青”了，他的节烈、他的英雄事迹，只可能在“野史”中流传了。 有人把这两句诗理解为文天祥的消沉与动摇，错！ 第二，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零两个月。这段期间，元朝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数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条件之优厚，等待时间之长久，都出乎文天祥的意料。如果他有“动摇”之心，存求生之意，是有许多合适的场合可以表达的。如： 在许多共过患难的旧友来访时，可以推心置腹地谈； 在许多方外僧道来访时，可以引为同道地谈； 在许多元朝高官显贵，如张弘范、孛罗劝降时，可以慷慨激昂地谈(如：投降不可，愿为僧道)； 特别是在已经投降了的宋恭帝来劝降时，他完全可以以忠臣自居，在痛哭流涕中对赵表示：“皇帝在，臣不敢死。”或者表示：“愿以余生为帝扈从。”这样，既保全了名节，又保全了生命，还为今后的入仕或入道保留了宽松的选择余地。 尤其是元世祖亲自见他作最后恳谈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我已看破红尘，愿以黄冠终老。”或许忽必烈会慷慨答应。 偏偏是，他不可能推心置腹地向这个地道的叛徒王积翁谈。 王积翁是什么人？王积翁以荫亲入仕，文天祥以进士、状元入仕，在仕途上属于两股互相拧劲的势力；在仕宦生涯中，他们没有交集点，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朋友；元人兵临临安时，文天祥临危受命，王积翁则南逃入闽；赵昰在福州登基，封王积翁为福建制置使，但元军压境时，王积翁竟献闽图籍降元为内应，活活地断送了新王朝的根基。元兵他去时，在福州的淮军欲杀王积翁以响应张世杰，竟为王积翁所灭。对于这个双手沾满宋人鲜血的叛徒，应为文天祥所不齿，文天祥怎么可能向他推心置腹地谈到黄冠、顾问之说呢？ 要么是王积翁自编自造、自娱自乐，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要么，就是元廷与王积翁编演的双簧，以诋毁文天祥的人格，破坏文天祥在大众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一贯的立场、一贯的言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因为，他人自有他人的目的。 文天祥被执后，降将吕师孟趁机嘲笑他，文天祥斥责他说：“你叔侄都做了叛贼，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要杀我很容易，正好成全了我当大宋忠臣的美名！”——答得尖锐，义正词严。 敌帅张弘范设酒劝诱他，他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答得恳切，正义凛然。 其他如《过零丁洋》、《正气歌》、《绝命词》等传诵千古，尽人皆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夹藏在故纸堆中的私货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第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立国，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以身殉职，以身殉国。正因为他的选择是真诚的，并非装模作样的；是理智的，并非一时冲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史书上的一段未能坐实的孤证来掩盖他人格的光辉。 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他是忠君的；宋恭帝投降后，他则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继续抗元；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劝他投降时，他很体谅恭帝的处境，只是痛哭流涕地说“圣驾请回！”，决不因皇帝的软弱来改变自己的信念。“忠君”和“爱国”这两个概念，文天祥是拿捏得非常准确的。 文天祥有两个弟弟，二弟文璧在元军猛攻惠州时开城投降了，三弟文璋终身不仕。文天祥认可他们的选择。他不是那种为了清誉牺牲一切的道德狂，他自己尽忠殉国，并不要求别人也跟他一样。1281年，他在写给继子文陞的信中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 好一个“惟忠惟孝，各行英志”！这一点，同明人方孝孺多么不同！方孝孺为了成就自己的清誉，竟让他的亲友“十族”八百七十三人一一罹难。 有人感叹地说：“国难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可能更加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而文天祥的宽容体谅，更让我们在他高高的道德圣像之外，看到了一颗有情有欲的柔软的英雄心。”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天祥死前出现一丝犹豫，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向死亡屈服的人。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松动，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无损于文天祥形象光辉，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让人更觉亲近，更加感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