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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宋夏和谈持续进行，双方在称谓上发生争议。元昊上书，自称男，尊宋仁宗为“父皇帝”。富弼坚决不同意这样确定双方关系，认为元昊应该向宋称臣。做儿子，对元昊来说无所谓，没损失，还能得到大量赏赐；而称臣，则要遵守臣节，对西夏能产生较强约束，并且西夏是否臣属于宋，关系到宋、辽和夏三国关系的大局。西夏对辽已称臣，如果不对宋称臣，那辈分就乱了，更会造成外交上的失衡，极大增强辽的外交优势和贪欲之心。辽国君臣会唯我独尊，自认为天下第一。这样极不利于宋辽关系的发展，将使宋的外交陷入被动，更不利于宋正统地位的确立。况且此时辽夏关系紧张，西夏才来求和，宋朝没必要让步。于是，朝廷采纳了富弼的建议，拒绝了元昊的使者。迫于压力，元昊最终同意向宋称臣，宋夏关系回归至君臣状态。双方议定举行册封礼，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就在册封使者将要前往西夏时，辽国派使者前来宋朝，朝廷就令册封使者暂不出发，想等待辽使到来，看看他们的态度再决定宋朝的行止，以免因此得罪了辽国。这时，富弼站出来上奏，请求让册封使者速行，“虏使未至而行，则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后行，则恩归契丹矣”。在富弼看来，宋册封元昊，是天经地义之行为，不需看辽国脸色，若等待辽国使者至后再对夏行册封之礼，则元昊将对辽国感恩，有利于恢复辽夏关系，而不利于宋对辽夏的分化瓦解战略。富弼对三国关系的准确把握，说服了宋仁宗，于是“遂遣使行”。西夏与宋因此结束战争状态。 坐观辽夏相斗 随后，西夏与辽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辽国境内党项族人叛乱，投归西夏。辽兴宗派兵征讨，元昊出兵援救，竟然杀了辽国招讨使萧普达。辽兴宗大怒，从各地抽调数十万大军，会于西南边境，准备大举讨伐西夏。 古代情报工作迟滞，宋朝君臣对辽夏变故尚不了然，对于辽国大军异动的原因产生怀疑，很担心他们与西夏联兵南侵。但富弼对辽夏关系的发展却比较了解，他断言这一次辽国绝对不会南侵，“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其中第七条说，“契丹始与元昊约，同困中国，今契丹背约受中国益币，元昊屡出怨言，契丹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呆族屡杀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发兵西伐，必无会合入寇之理”。 但有的大臣还是不放心，认为小心为上，应向沿边地区调兵，以备辽国突袭。富弼笑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这时候，辽国正倾力对付西夏，如果宋朝不明不白大量调兵赶热闹，难免不让辽国起疑，那局面可就混乱了。宋仁宗再次信任富弼，没有调兵。而辽国确实没对大宋动任何心思，他们的目标是元昊。 辽国起兵十多万，分三路向西夏境内杀去。大军渡过黄河，前行400里都没有遇到抵抗。随后在贺兰山北麓捕捉到西夏主力，辽军纵兵进击，把西夏军队打得大败。 元昊与宋军作战习惯打胜仗，这次一战即败，不免有些气馁。他了解到辽国援兵仍源源不断前来，心中大惧，使出缓兵之计，派使者向辽兴宗谢罪请降。兴宗召集众将商议，大将萧惠说:“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亲临，大军并集，如若不将西夏一举征服，将来后悔莫及。”兴宗觉得有理，下令辽军追击。元昊见议和不成，率军急退，边退边施行焦土政策，将方圆数百里地面粮草烧尽。这一招击中辽军要害，他们一向不带粮草，以战养战。如此一来，后勤供应全无保障，因缺少草料，战马病亡大半。此时，元昊再次派人前来请降，辽国君臣计议未定，元昊突然率领大军袭来。辽军战斗素养很高，匆忙迎战，仍把西夏军打得败退。辽军正待追击，突然天起狂风，飞沙走石，扑向辽军。辽人最为迷信，极崇信鬼神，狂风一吹，将士都心惊肉跳，军心大乱。而西夏军对自己地面上的这种风沙早已习以为常，乘机冲杀过去，将辽军打得大败，辽兴宗本人只带了几十个随从逃脱。这场大战发生在河曲，故称“河曲之战”。 第二年，辽国又兴兵大举进攻西夏，仍没占到上风。1049年，辽军再度西征，仍拿西夏没办法。至此，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富弼成功出使辽国，解除了战争危机，为大宋立下一件大功。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对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大宋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正是这些作为，一向拒绝写作碑志的苏轼，爽快地答应了其子富绍庭求写碑文的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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