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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盛唐的诗，中唐的散文，都达到相当的高度，特别是诗，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晚唐，诗和散文都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宋初，形成了西崑派，诗文已经沉沦到形式主义的泥淖中，因而历史和时代便提出了诗文革新的要求。这一任务是由欧阳修作为领袖而完成的。 至于词，它产生于隋唐，但直到中唐才为文人所染指，在晚唐逐渐发展。五代时，词在南唐词人手里得到较大发展。至宋初，五代词的成果被继承下来，柳永对词作了开创性的发展。但柳永对词的发展，并未使词达到一个质变，“诗庄词媚”的信条在柳永手里不但不会打破，反而会使人们对这种传统认识更加牢固。那时大家都有一个看法，词就是娱宾遣兴“佐清欢”的东西，它就是一种音乐文学而且是给轻音乐写的歌词，内容太严肃了，就会像在闹房时唱国歌，有煞风景的感觉。 我们就看欧阳修吧，在诗文上，欧阳修对浮糜绮丽的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但当他提笔填词时，他写的无非是伤春悲秋、离愁别恨、男女之情。是不是欧阳修是二重人格？不是。主要是一种非常顽固的传统观念“词为艳科”在作怪 。 词在宋初，就是这种现状。词还要不要有一个质变性的发展？是不是就在“艳科”这个框框内不能逾越？当时大家的认识好像就是这样，词就是这种不严正的玩艺儿，它可以脱离一个人完整的人格而存在，就如同我们大家开会发言、发号召、表决心，这属于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公之于众的东西，你可以记录，可以照像，可以登报。但当他下了班，回家和老婆说私房话，这就是另外一类生活了，这些生活内容，请不要录音，不要照像，更不要登报。作动员、发号召、表决心，相当于诗文，是严正的；和老婆说私房话，这相当于词，“词为艳科”，如果回到家里和老婆开口一讲话就是社论上文件上那些话，就不伦不类，就是“以诗为词”了。所以宋初不少文人写的词，都是随写弃，编集子的时候，词一般都 不往进收。 当时文坛上的这种认识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历史的惰力，时代和历史都提出了打破这种历史惰力的要求。如果永远停留在这种现状，词的生命力便就此结束了。如果是这样词就不会成为宋代一代之文学了，我们把词就不会叫“宋词”了，就不会和唐诗、元曲并列起来取得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所以，词必须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要求。 我们在谈范仲淹时，曾说他的词中已孕育着词进一步发展的消息，预示了词境进一步扩大的机运。后来王安石的《桂枝香》写怀古的内容，感慨良深，气局也比宋初词人的作品开阔；柳永发展的只是词的形式，都没有改变词坛的基本状况，这个挽狂澜于既倒的艰巨使命，只能落到苏东坡的肩上，其他人的才学、见识、魄力，都 不足以负荷如此大的历史重任。 苏轼对词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彻底打垮了词的旧清规，在他的手里，词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题材，词不再是一种轻盈柔婉的歌词，而是一种新型的诗，凡是诗能写的内容，词都可以写。词不特可以抒发那种婉柔感情，也可以抒发各种深沉的、博大的感情，也可以写深刻的哲理性的情思，可以讲道理，可以纵横发议论。词的写景，可以不仅仅限于朱簾翠幕、游丝柳絮、风花雪月，也可以用写实的笔触描绘大江浪涛、乱石崖岸，可以描绘醇朴的农村风光、乡情乡景、山水田园。我们翻检苏轼的词，可以看到他的词作包括着各方面的题材，有怀古，有咏史，有思亲，有记游，有感慨身世，有人生观的表达，有生活情趣的抒写，有农村风光的描绘。 只看到题材的开拓，这对苏轼对词的发展还只是从浮浅的表层着眼的，如果深入到深层看问题，应该更强调苏轼对词境界的提高。因为按照之前词人对词的观念，词仅仅是一种小摆设，不能成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更不能成为为人生为正义而抗争的武器，不能成为伸张美和善的艺术形式，而墮化为使人消沉、墮落、退缩的精审鸦片。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得好，他说苏东坡对词的主张，“指出山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可以说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形象高大的一个人物。胡寅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左传.昭公七年》：“士臣皂，皂臣舆，舆臣僚，僚臣隶，隶臣仆，仆臣台。”】所以，苏轼在词坛上所开辟的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苏轼对词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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