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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乎晚明，民歌的声势愈盛，民歌纵情声色的特征也愈明显，因而其“刺激”旧规则下诗文创作的力度也愈大，与晚明文艺革新思潮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娼妓题材的广泛介入是一个尤须注意的现象——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娼妓的影子在，明代民歌才焕发出了别样的风采。
有明一代，特别是万历以后，民歌呈现出相当兴盛的态势，故而卓珂月以为《挂枝儿》、《罗江怨》、《银纽丝》一类民歌堪称“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引)。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发生、发展、壮大之人文背景。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以为“促成有宋词的黄金时代，‘词人’‘妓女’均有莫大的勋劳”，考察明代民歌的成长史，我们发现其中妓女的影子也是无处不在，或者说妓女在其间的作用极值得重视。本文试就此情形作一梳理。
一 明自嘉隆而后，南都坊曲中娼妓，能诗者接踵，在这样一种吟风弄月气象极盛的潮流中，以抒发“男女情致”(褚人获《坚瓠集》之十)为主要特色的民歌能够得以流行，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明代民歌中，与妓女有关的篇什所占比重极大。以冯梦龙辑录的《挂枝儿》为例，关德栋先生统计，“反映男女爱情生活的约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反映男女爱情的篇什中，与妓女有关的，虽然不能说又占其“百分之九十左右”，但是也确实是为数众多。 与妓女有关的明代民歌，分为几种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描摹妓女对爱情的渴望，尽管其中多有代言的成分，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曲中人物的心声。 现在一般以为是流行于万历年间的《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残卷卷一中层，收录时尚小曲计八十四首(有残缺)，其中《琵琶记》、《西厢记》、《投笔记》、《破窑记》等篇，由于重在吟咏史事故实，因此发挥的余地较小，似乎与私情无涉，除此以外，几乎每一首都有很有意思的情致在。如开篇是《风》、《花》、《雪》、《月》，从“不周山，怒气来何骤”说下去，说到《棋》，情况忽然起了变化：“闷来时，且把棋来下，棋儿好一似的冤家。”那么这是什么样人在思念自己的冤家？答案在《走》里：“俏心肝，咱和你难丢手。终日在秦楼，却不是良谋。今宵准备双双走，打破牢笼，脱离虎狼口。”原来是“秦楼”里的姑娘。在《新增杂调北腔》中，二十八首“歌”，更是字字出彩，而且全是烟花巷中姑娘口吻，或是与此中姑娘打情骂俏的人的“作品”，也就是说，与妓院脱不了关系。 第一首云： 俏冤家，口应心不应。想当初说话儿，水里点灯。到如今，闪得干干净。欲待要开言骂，难舍我旧恩情。说在我舌尖上重，乖，忍上又加忍。 第二首云： 想当初不相识真个妙，也无忧也无恼，也不心焦。我如今做事多颠倒，薄情明心歹，也是我病儿招。半世的交情重，乖，并不说我一声好。 为什么说与妓院脱不了关系？消息尽在字里行间。如又有两首明白说道： 临行时，不用你重嘱咐，再来的人儿难得见奴。王孙公子无心顾，若要奴心变，石烂与江枯。送旧迎新重，乖，除非是第二世。 俏冤家，情性儿生得傲，见人来，身不动，好似木雕，装模作样把嘴儿翘。落在烟花巷，纵好也不高。有甚么声名重，乖，你要与万人搞。 另外还有一类以咏妓为名行嘲妓之实的民歌，在有明一代，也成为一个很大的“流派”。郑振铎先生以为，嘲妓的曲子，在明代甚为流行，但郑先生以为其中不少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且文辞也极非上乘，以可怜人为嘲讥的对象，根本上是有伤忠厚的”。时间又过去了若干年，郑先生的仁义心肠，如今想来仍然让人觉得感慨不已。今举其大端，略加陈述。 一是极其轻薄的人身攻击，也即郑先生所言“有伤忠厚”者。《山歌》卷五中，收有《瘦妓》、《壮妓》、《大脚妓》，对“小娘儿”的生理进行冷嘲热讽，如说大脚妓“一双鞋面还要贴换两三遭”。《精锲汇编杂乐府新声雅调大明天下春》卷之六则收有《新编百妓评品》，规模之大，描摹之细，言语之轻薄，堪称惊人。“百妓”者，乃孕妓、月妓、产妓、醉妓、睡妓、肥妓、瘦妓、矮妓、长妓、麻妓、跎妓、眇目、跛足、黑斑、黔面、秃妓等等，举凡生理、长相、残疾、习性乃至妓的不同类别，如酒妓、船妓、店妓、私妓、村妓，都有罗列。相当多的作品，除了让人想见妓女命运的悲惨之外，恐怕于审美上，没有另外的价值。以例证之。《秃妓》有云：“云鬓已全稀，晓来妆倩麝煤。钗头鸾凤簪还坠。髻儿也是假的，髢儿也是假的，欲盘龙髻浑无计。”《疮疥》有云：“玉体遍成瑕，叹红颜变黑麻，眠来坐起多尴尬。痒时手扒，痛时药搽，暗中只把冤家骂。”前者拿残疾作笑料，为仁者不齿；后者则以疾病为由头，信口“发挥”，极为无聊。 二是呼天抢地式的骂世。《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卷之一》中有《时兴骂娼妓一封书带过雁儿落》，就是一个代表： 你姐姐真个乖，子弟进门来，低头远接深深拜。真个乖，吃了清茶换茶待。则见她有客时，欢天喜地同饮酒，无客之时，恼了妈儿，打得肉绽骨如柴。哭哭啼啼思量母亲，母亲今何在？老来时运又衰，病来时无人睬。就死在地没棺材，草席卷，便把竹杠抬，叫着鸨儿送到了南门外…… 这样的东西，似乎应该是回荡在妓院外面的诅咒，因为凄惨结局，又哪里是当事人自己能够选择的？轻轻地以一句“前生不修”作结，未免太草率了些。 另外还有一类，语多沉痛，意在悯人，与一味调笑者有一定的区别，也可看作骂世一种。如《新增杂调北腔》中有一首，控诉老鸨的罪恶勾当，其中有云：“老鸨儿，爱的是钱和钞，有钱的，那看你低和高。向人前用尽了□圈套，口里甜如蜜，心下狠似刀。”《新编百妓评品》中辑有《病妓》云：“薄命粉骷髅，闷沉沉簾下钩。颠狂惹得朱颜瘦。对花儿也愁，对月儿也愁，等闲花月空相守。泪双流……”《老妓》云：“强作倚门羞，感新妆忆旧游，绿荫成子婴啼后，年华似水流。鬓花容易秋，当年舞袖知存否？问江州琵琶写怨，谁是泛茶舟？”《妓亡》云：“泡幻影中花，向东风空自嗟。春蚕到老丝方罢。昨日呵门前闹哗，今日呵门墙冷耶。浮生花月光光乍，恨铅华孤坟何处，香骨委泥沙。”流落风尘，倚门卖笑，朝不保夕，何问生死？是曲中人自叹还是局外人旁观，不得而知。 在明代，与妓女有关的篇什，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流行于妓院中间、出诸妓女之口、具有一定“行业特色”的小曲。《挂枝儿·欢部》卷二有《愿嫁》云： 俏冤家进门来，我和你从长计较。我和你好一场，没个下梢，倒不如嫁了你，终身有靠。闻知你大娘狠，这也是奴命招，只为你的温存也，愿做你的小。 需要指出的是，晚明娼妓业的发达，照现在的说法，固然是毒害了社会风气，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但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文人与娼妓的来往，却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民歌的创作，或者说使得明代民歌呈现多姿多彩的气象——以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娼妓还是沉溺于妓院的文人，此际都具有双重身份，即既充当了接受者，也扮演着创作者的角色，如冯梦龙在《挂枝儿》中，就直接记载了一些来自青楼中人物的歌曲，加上有的还交待了背景，可视作典型的案例。且举两例。 《挂枝儿·隙部》卷五有《扯汗巾》云： 这两日松了你，你就有些作怪，衣袖里洒出条汗巾来。小字儿现写着，你还要赖，快快的说与我，莫讨我做出来。就扯做个条儿也，这冤仇还未解。 汗巾儿，汗巾儿，谁人扯破，快快说，快快说，不要瞒我。若还不说应有天大的祸。汗巾儿人事小，汗巾儿人意多，作贱我的汗巾也，如同作贱我。 冯梦龙有一节附记云： 每见青楼中，凡受人私晌，皆以为固然，或酷用，或转赠，若不甚惜，至自己偶以一扇一帨赠人，故作珍秘，岁月之余，犹询存否。而痴儿亦遂珍之秘之，什袭藏之，甚则人已去而物存，犹恋恋似有余香者，真可笑已。余少时从狎邪游，得所转赠诗帨甚多，夫赠诗以帨，本冀留诸箧中，永以为好也，而岂意其旋作长条赠人乎？然则汗巾套子耳，难扯破可矣。 在《挂枝儿·别部》卷四，冯梦龙记下了与名妓冯喜生的一段文字因缘：喜生“美容止，善谐谑，与余称好友，将适人之前一夕，招余话别。夜半，余且去，问喜生曰：‘子尚有不了语否？’喜生曰：‘儿犹记《打枣竿》及《吴歌》各一，所未语若者，独此耳。’因为余歌之”，其中《打枣竿》云： 劝君家休把那烧窑的气，砖儿厚瓦儿薄，总是一样泥，瓦儿反比砖儿贵。砖儿在地下踹，瓦儿头顶着你，脚踹的是他人也，头顶的还是你。 在整个《挂枝儿》、《山歌》中，类似的从妓院中“采风”而得的篇什，占有相当比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民歌的兴盛，与妓业的发达有着莫大的关系。 按考察明代民歌中娼妓存在的情形，还有另外的角度，如从一些个体的词汇入手，也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样的词汇，有两个极有代表性，一是“跳槽”，二是“冤家”。在明代民歌中，“冤家”和“跳槽”这两个词汇出现的频率之高，范围之广，确实是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加以形容的。这两个词汇的漫延，也使得我们对娼妓题材在明代民歌中的宽泛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二 明初，太祖虽有立富乐院之举，但是总的说来，当政者于风月之事，尚有相当的禁忌。《明史·选举志》四有云：“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至正统十四年申明其制而稍更之，受赃、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发充国子监膳夫，各省发充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满日为民，俱追廪米。犯轻充吏者，不追廪米。其待诸生之严又如此。”这是将宿娼者与受赃奸盗一类，作等量观。时过境迁，朝臣禁娼之议虽然不绝，但是到了嘉靖特别万历前后，形势已经大为改观。谢肇淛《五杂组》卷八《人部》卷四有云：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閈。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按谢肇淛的这段论述，有一个地方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关于明代娼妓业兴盛的大致时期。 清人严思慎《艳囮》云：“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杳杳。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郑善夫传”后附谢肇淛传，云其为“万历三十年进士”。而《五杂组》所记时事，大都亲历确闻，是以“尤为学者注意，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有称引”。那么“今时娼妓满布天下”的论述，可以和“明万历之末”“教坊妇女，竞尚容色”的风气相互参看，也就是说，学者们有关嘉靖万历以后，“娼妓最盛”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类似的描述还有好多，如顾起元《客座赘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及极富盛名的余怀的《板桥杂记》，就有很详尽的记载。而我们讨论的明代民歌，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最旺盛的状态。这两者兴盛时期的重叠，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答案是肯定的。 联系就在于民歌的特点契合了娼妓的人生际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宣泄的需要。袁宏道《叙小修诗》指出，“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最大特点，是“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由于各种原因沉沦于生活底层的娼妓，其皮肉生涯最突出最外在的表现，就是情欲的张扬，因此可以说，全无约束的民歌，是她们这一张扬的非常理想的载体，是以《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云：“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离去已远”之说，只是陈腐的评论，可以不作理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歌在娼妓中的流行，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又可分两种情形。 一是带有审美色彩的抒情。《板桥杂记》记寇白门事，言其“娟娟静美，跌荡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粗知拈韵吟诗，然没滑不能竟学”（《板桥杂记·珠市名姬附见》），如此人物，自然会对其时广泛流行的民间小曲产生兴趣，甚至会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冲动，即以小曲表达自己的心声——早期的代表作，陶慕宁先生以为当推《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中“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游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四句，确有令人心旌摇曳的功用，岂只是“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哉？等而下之，明代的所谓咏妓与妓咏韵文，无论是私人的创作还是民歌，都要相去甚远，因此所谓的“表达”，也只能是一种形式而已。 二是纯为生计而进行的“表演”。《梅圃余谈》有一则记载最能说明问题：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还，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 按此处“口吟小词”，尤须注意，概因此“小词”者，与《明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隐逸·陈继儒传》中的“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之“小词”，有些区别。那么“丐女”口中所吟的是什么样的“小词”呢？张岱《陶庵梦忆·二十四桥风月》有极为明确的交待： 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黝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出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 原来只是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里所说“里中恶少燕居必群唱”的《银纽丝》、《干荷叶》、《打枣竿》之类，即“淫艳亵狎，不堪入耳……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李开先《市井艳词序》）的民歌。 娼业兴旺是与商业的繁荣和思想界的空前开放相辅相成的，而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明中叶以后民歌“举世传诵，沁人心腑”这一“真可骇叹”（《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的奇特景观。对此，陶慕宁先生的一段描述很能说明问题：“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长足发展，在南北方都出现了很多商业重镇，各地的盐商、布商、丝绸商、茶商以及诸色经纪人或由水道，或经陆路聚集到这些通都大邑进行贸易。在正常买卖购销活动之余，狎妓征歌就成了这些行商坐贾的重要消遣。为适应这种消遣，各地的青楼业愈来愈兴旺起来。” 而另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娼妓与民歌发生联系，并且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人审美趣味的变化也大有关系。如到了晚明，文人以与名妓交往酬唱为乐事，《客座赘语》卷五《髯仙秋碧联句》条即记载了徐子仁七十初度时“妓女百人称觞上寿”的盛况。与此对应的，是晚明艳情小品大增，文人们以品评曲中人物为乐，梅史的《燕都妓品》，即“用科举取士的方式，来排列燕都妓女的等级，如状元郝筠、榜眼陈桂、探花李增等，并分别摘录唐诗《世说新语》的名句加以品评，此外，如潘之恒的《金陵妓品》、曹大章的《莲台仙会品》、《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的《金陵女士殿最》等，这些作品的情趣不能一概而论，但都颇能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兴趣”。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文人们的眼光转向了妓女这一特殊群体，妓女们身上的文化因子才因此被人为地放大了，妓女们参与民歌创作、传播的行为，才因此具有了广泛的文化色彩。
三 娼妓与民歌的“联姻”，在民歌发生、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讨论词史的时候，我们会强调娼妓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内容和形式的丰富还是作者队伍的壮大和作品的流布，都离不开娼妓的参与，这也是王书奴先生“功勋”说的由来。降之明代民歌，情形也大致如此。妓女题材的加入，使民歌言情、言真情的特征更加凸显出来，为恢复“诗言志”的传统，为反拨文人创作日益严重的滥加雕饰的风气，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因而更能承担突破旧有规则的重任，于晚明文艺革新思潮的形成和壮大，厥功甚伟。 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说，可谓明代民歌的“开山纲领”。鲁迅先生在《致姚克》的信中以为，歌诗词曲，原是民间物，可是“文人取为己有，越作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绞死”的事实既然形成，自《诗三百》以后已经渐渐远离文人视野的民歌，要想再一次进入主流话语的领地，缺少李梦阳这样宗师级人物的大力鼓吹，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李梦阳对民歌的肯定，着眼点在“真”上，真是什么？“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空同集》卷五十《诗集自序》）。那么最能接近“情之原”的又是什么呢？或许弗洛伊德关于人格结构的理论能给我们更好的启发。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处于无意识状态，主要由人的性本能构成，是一股盲目的内驱力。它没有价值判断，也不考虑客观现实的环境，只是追求着直接的满足”。 由于本我实质上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因此最接近真实，最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与娼妓有关的民歌，由于牵扯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本能，因而也恰恰具有这样一种力量，一种本文前面提及的“情欲的张扬”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程朱理学一类本来就是外在的种种约束和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冯梦龙在辑录这一类民歌的过程中，就始终认为，“借男女之真情”，可作“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这种力量也使得前后七子苦心经营的复古成果，被袁宏道以“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答李子髯》）这样的表述给轻轻带过了。矫枉必须过正，比及晚明，吸引文人们眼球的，是充满了情欲意味的民间小曲，也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娼妓题材的介入，即使写情，晚明民歌能否突破《诗经》和乐府以及前代词曲的程式，能否对传统和现实产生足够的颠覆效用，恐怕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娼妓题材的介入，给这些民歌的放胆发挥，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玩味，就是在一些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作者常常会借娼妓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张扬情欲的主题。最为著名者如《金瓶梅》，名妓如李桂姐、郑爱月们“弦索的拨弄、时调的演唱、新奇的妆束和过硬的床上功夫”，都为烘托全书的主题直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至于那些曲子，“无非里巷淫猥之词，内容不外男女私通、幽期密约、调情示爱，正是今日所谓‘黄色歌曲’一流，本身就带有挑逗勾引的性质”。 贺贻孙《诗筏》卷一有云：“近日吴中《山歌》、《挂枝儿》，语近风谣，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真”与“情”，一直是紧紧相连的东西。从时人的众多论述中可以觇知，这些别具形态的张扬情欲的民歌，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全面展开这一论题需要极大的篇幅，而且在众多的关于娼妓（青楼）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论著中，学者们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这个问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更是记录了相当多的晚明诗人“征歌选妓”的风流韵事——也就是说，这些传统道德家眼中极尽淫荡欢娱之能事的民歌，在挑动文人的创作激情上，具有极大的作用，在丰富文学史的内容和振奋文人精神的层面上，也别有意义，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只是放在私人创作对娼妓命运和生活状况的关心和注视上。当然，这种关心和注视，更多地是表现为对这一风月人生的留恋和沉溺。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雍熙乐府》中收有一曲《妓思》： 映斜阳数点归鸦，蘸秋波几缕残霞。珊瑚枕鲛绡半榻，水晶簾玉钩高挂。废寝忘食只为他。他如今远在天涯。想着那月明才上海棠花，却又相约在秋千下。提起来满身儿麻，老夫人知道呵怎肯甘休罢。小梅香羞羞答答，俺则索悄悄央，低低骂。似这般担惊受怕，辜负了俏冤家。 陈大声的《嘲北地唱妓曲》则不无调侃地说： 门前一阵阵骡车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袄棉裤棉裙子，膀胀。哪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不正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哪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鬆髻高尺二，蛮娘。哪里有高髻云鬓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用阮郎？ “开口便唱‘冤家的’”，算是对无数咏妓和妓咏曲所作的一个略为轻薄的总结；“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一问，则问出了伊人的无限心酸。 这也是与娼妓有关的一切民歌的一个宿命：由于带有相当程度的畸形的性质，这一类情欲或者说是情绪的渲染，注定了只能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而且只能以一种非主流话语的形式，来影响和撞击文人的创作实践，这就是梁实秋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所说的民歌对讲究辞藻规律的文坛的“刺激”的原因所在。在言及民间小曲为什么没有成为内涵广博、意蕴深厚的“新诗体”，未能成为曲坛之主流时，李昌集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李先生以为小曲“形式上、内容上的单纯性”，制约了它的“成长性”。李先生所言极是。 要而言之，娼妓与民歌，由于本性上有相通的地方，因而两者的“联姻”，有天作地合之妙。联姻的成功，民歌狂野不羁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终于汇入了声势浩大的晚明文艺革新思潮之中，成为整个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切入，考察和审视明代民歌与娼妓的关系，评价这一关系于文学史、文化史的价值，才有现实的意义。 （文章发表于《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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