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旅港著名文史学者郭伟川先生，应邀将于4月17日下午3时在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演讲《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4月18日下午3时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演讲《孔子儒学的南传与子夏的西播》，4月19日下午3時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演讲《礼学：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4月20日在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演讲《中国古典礼学与现代礼学研究初论》。四日四讲。这是郭伟川先生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他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由此我忆起了多年前为他写过的一篇文章《大河奔流的气象》。这早已成为旧文。但为了祝贺郭伟川先生这次赴京四日四讲的成功，特不揣浅陋，谨由揭阳读书人再上传此文，并祈读者批评指正。 大河奔流的气象 ——我市旅港历史学家郭伟川先生 文 | 黄少青 郭伟川先生，当代历史学家。1948年生于中国大陆，后居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研究涉及文、史、哲诸领域。论者谓其学术成就，熔史学、文学、经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于一炉，考证缜密，融会贯通，为解决中国历史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做出贡献。其论述有思想，其学术有创新，并填补了多项历史空白，为当代杰出学人。著作有《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两周史论》、《先秦六经与中国主体文化》、《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史学与儒、道、释三教论集》、《南阳集》、《饶学与潮学研究论集》及《饶宗颐文学与艺术》等书，撰写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上引文字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一书卷前，对其作者郭伟川先生的简介。郭伟川先生对出版社的称誉，有所谦虚，出版社的回答是：完全切合事实，当之无愧。我是郭伟川先生最老的朋友，可谓了解最多，也觉得出版社的简介实未为过。但因是简介之故，便多未能详之。 郭伟川先生与饶宗颐教授 确切地说，郭伟川先生是1948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揭阳榕城。现在揭阳榕城的红旗小学和真理中学，都是他读过书的地方。学生时代的郭伟川先生，据他小学时的同学谈及，就已经显露出过人的聪慧。我作为他中学时代的同桌，则对他优秀的学习成绩印象尤深。并且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这一届的四中（真理中学）学生，是1962年极“左”政治稍稍松绑而以考试成绩取生的第一年。因此也是被学校有的老教师赞赏为“人才最多”的一届学生。而郭伟川先生就是在这一届学生的一次全年级作文比赛中，以最高分数夺得了第一名。这是他的文才的最初脱颖。但是我以为，学生时代大家在一起学习，学的就是那么几本教科书，学习成绩相差再大，也看不出各人潜能的巨大落差。一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更多的只能是在离开校门以后，有了自由驰骋的天地，才不会受到限制。郭伟川先生便是突出的例子。1965年适逢其中学毕业，极“左”政治的阴霾重新弥散在中国大地上。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使一切人才的成长环境遭到了彻底摧毁。但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郭伟川先生并没有沉沦丧志，而是益加自我珍惜，抱持着贞刚的自信，一方面不放弃自小就在其母亲熏陶下对文史哲知识孜孜不倦的学习，另一方面则萌发了多学一种实用本领以贡献于社会的念头，于是他开始同时学习中医。郭伟川先生自学能力之强，无疑是超群的。学医数年，“文革”后他参加由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中医学院联合出题的中医师、中医士考试，即一举考得了中医师资格。在医疗实践中，他善于辨证施治，治愈过许多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患者。甚至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病危妇女，奄奄一息，家里人广求城中的中西医师，均告无效，已经将其移至厅堂之上，准备办理后事，结果竟让郭伟川先生的几剂中药汤灌下去而积痰尽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一时在左邻右舍中传为美谈。至今仍有人认为，郭伟川先生若一直业医，必成名医，发财致富。然而这实在远非其夙愿。早在中学时代，郭伟川先生就志在千里，朦胧地企望着成就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建树，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80年，郭伟川先生赴港定居。自此，他朝着心中认准的方向，刻苦不懈，奋力挺进。其间，大都市的商海多次鼓动着金色诱人的浪花向他招手，赐以良机，他都不为所动。按郭伟川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屡从商海游向文海”。1987年，他开始出任香港《国际潮讯》总编辑并主持该刊笔政。1994年起，任香港容斋出版社总编辑，编、著愈丰。而众所周知，郭伟川先生是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最出色的弟子之一。这一特殊的缘分，始于1988年。毫无疑问，一生桃李满天下的饶宗颐教授，是以其一代宗师的火眼金睛，发现郭伟川先生出类拔萃的文才和史识，而后才有了他们美好的师生之谊。郭伟川先生并不讳言，他师从饶宗颐教授问学以来，“获其启沃良多，益知治学门径，自此术业益进”。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古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伯谦教授则直接指出，郭伟川先生“得饶宗颐教授真传”。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采访香港著名学者郭伟川 至目前，郭伟川先生的学术著作已经出版了一大批。这些煌煌大著中的文章，多数原已刊发于《华学》、《学术集林》、《中国文化》、《历史文献研究》等国家级的大型权威性刊物，足见它们的学术分量。而在近期，郭伟川先生的著作《两周史论》和《先秦六经与中国主体文化》已被列入国家文献集成电子版，《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史学与儒、释、道三教论集》一书已被国家列为“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表明他的学术研究已经确立了最高层次的品格，获得了传世的地位。新出版的《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一书，刚刚问世就在学术界和大专院校以至海外引起热烈的反响，同样预示着它将是郭伟川先生又一影响巨大的学术研究著作，其重要性将具有超越的意义。 然而这一切决非偶然，更非容易。应该说，郭伟川先生治学的悟性，无疑是极为特出的。但是，几十年来，郭伟川先生为了夯实治学的基础，孜孜矻矻，遍读二十五史和十三经，对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知识深入钻研，其大半生所耗费的精力和备尝的艰辛，以及在纷纷扰扰的尘俗中对宁静的持守，也是少见和可佩的。有一年春节，郭伟川先生为了集中心思赶写完一篇数万言的考辨文章，在到处充满欢乐喜庆的气氛中，他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疾书，待文稿告成，人也几乎累垮了。于此可见其具孤绝精神之一斑。因此郭伟川先生的学术研究往往能够雄据制高点，视野开阔，在旁征博引和缜密的论证中，显示出思想的深邃和不落窠臼的创见，并以逻辑的力量，形成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文采斐然。 作者与饶宗颐教授、郭伟川先生（从左到右） 郭伟川先生到目前所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举其大略：一是对周公称王的历史事实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论证，解决了这一悬疑千载的学术公案。二是对宗周钟为穆王时器的论证，纠正了郭沫若和唐兰分别将其断为昭王时器和厉王时器的错误。北师大周少川教授称郭伟川先生对宗周钟的论证是“所考者左右逢源，所论者剀切中理”。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则说郭伟川先生的论断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响应”。三是对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与《诗经》类序排列问题的论证，纠正了学术界一向认为“孔子未曾作类序方面的变动”的错误观点，并阐明了变动的根本原因。在香港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武汉大学简帛学专家陈伟教授就当场肯定这是郭伟川先生的一个大贡献。四是对上古史中关于“绝地天通”实质涵义的解诂，李伯谦教授认为是“最新颖的阐释，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五是对殷与周非不同民族乃不同宗族和对“儒”字本义的论证，不仅如周少川教授所说，是在根本上动摇了胡适《说儒》一文立论的依据，而且纠正了傅斯年对先秦文献原典解诂的错误。六是对《竹书纪年》的流传无所谓“今本”与“古本”之别的论证，纠正了王国维等的错误说法。此外，郭伟川先生对宋代礼学向主观唯心哲学的发展，最后通过对朱熹集注《四书》的肯定，使社会的政治、文化重新纳入儒家礼治的轨道，为宋代学术归结所在的观点。我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则认为“相当重要，启人深思”。其余不能一一。郭伟川先生大手笔的学术研究，正如滔滔奔流的长江大河，在其未来曲折漫长的行程中，相信必将更加硕果累累，气象万千！  郭伟川，当代历史学家。1948年生于中国内陆，后居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研究涉及文、史、哲诸领域。个人著作有《<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两周史论》《先秦六经与中国主体文化》《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史学与儒、道、释三教论集》《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南阳集》《饶学与潮学研究论集》，及编撰《饶宗颐的文学与艺术》等书，撰写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文章作者- 黄少青，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潮汕文学院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揭阳画院顾问，揭阳市作家协会顾问，《广雅艺术》执行主编。原为揭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长期从事写作，擅长散文创作和文艺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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