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晚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2017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展，展出王国维生平墨迹及师友往来信札一百多件（套）。基于此，本刊特推出“王国维诞辰140周年专题”。本专题分上、下两期刊发，上期侧重于王国维的书法与金石题跋等遗墨，下期侧重于王国维及其师友往来信札，尤其是王国维与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民国学人的往还信札，以藉见王国维与民国学人的学术风采及学术交谊。  “以买卖为旨” ——1916年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信札所涉书画事 谈晟广 罗振玉与辛亥革命后古书画流入日本 1896年，矢志农学的罗振玉与人联合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又参与创办了南洋公学东文学社，王国维就是该社培养出来的学生。为翻译出版日本和欧洲的农学书籍，罗振玉请来了日人藤田丰八（1869—1929）做翻译，后来通过藤田，罗认识了京都大学的两位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和富冈谦藏（日本著名南画家富冈铁斋之子）。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灭亡，在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1876—1948）和内藤湖南的力劝下，经由藤田安排，罗振玉与王国维举家东避日本，定居京都。 抵日后，一方面，罗振玉感叹：“近欧美人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而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之叹。无识之商民，又每以国宝售诸外人，以侔一时之利，殊令人叹惋也。”然而另一方面，罗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他不仅要养活罗、王两家众多人口，还要将自己收藏的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碑碣墓志、金石拓本等考古文物资料做足研究，并整理出版——让他能够安心实现这些宏伟计划的一个经济保证，就是他将为数惊人的书画卖给日本人。到底曾经有多少作品经罗振玉之手而卖到日本，现在已经很难详细统计。据1911年8月的日本《书画骨董杂志》报道，罗振玉在赴日本之前，就寄了一百多件书画到京都帝国大学，抵日后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展览，向日本人展示在他们国家从未见识过的中国古代画作，有所谓宋元画家李唐、孟玉润的作品，也有沈周、文徵明、仇英、陆治、程嘉燧、恽南田和王翚等明清作品。1916年，罗振玉写信给先期回到上海的王国维，透露了他对于书画的真实态度：“购书画本买卖事。” 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说：“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后来，他竟然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1919年，罗振玉在返回中国之前，还将一批书画卖给了大阪的藏家斋藤董盦，均入编藏家后来所编的《董盦藏书画谱》。问题总是需要从两面看。罗振玉通过贩卖书画获得了收益，这是基本的事实，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他向日本人不遗余力宣传中国正统文人画所做的实际工作。1916年，罗振玉的《南宗衣钵跋尾》由日本博文堂出版，该书自序强调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正文中则通过一系列诸如王维、荆浩、董源、巨然、李成、郭熙、赵令穰、二米、宋徽宗、马和之、钱选和赵孟頫等人的介绍，为日本人确立了“正统”的“南宗”。长尾雨山欣然为作《南宗衣钵跋尾序》，表达了他对于罗振玉的尊敬：“老友上虞罗君叔言，尤精鉴识，颇富藏弆……君遭国变……卜居平安……而日抚金石书画，与古相期，自慰无憀，其志可悲也夫。君藏六朝人《雪图》，近获王右丞、董北苑画雪卷，因又号‘雪堂’，岂託焉以寓皎皎之意耶……顷汇其《雪图》及唐宋名画，景印以颁同好，并著《南宗衣钵跋尾》，上溯六朝，而以右丞为大祖，北苑为次祖，荆关为宗，备论画法薪传，了若指掌。世之考究南宗画者，以此为津筏，则讨源不难矣。”罗振玉本人，则在当年写给王国维的信中，自信地将自己与明董其昌相提并论：“弟此次所撰诸画跋尾，自问如与华亭（董其昌）共语，当相视而笑。先生或不以我为诞乎？”
辛亥革命以后大量书画流入日本，罗振玉所为仅仅是冰山一角。正因为有内藤湖南和曾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书的长尾雨山，以及后来成为首相的犬养毅（木堂）这样的中国通的存在，他们得到包括罗振玉在内几乎所有急需资金的中国藏家们的充分信任，藏品纷纷寄到日本，这也成就了像博文堂这样的画商中介。据博文堂的老板原田悟郎回忆：“在我听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不久后，韧（地名）的博文堂接连不断地收到了很多从中国寄来的大货物，而且都是没有预先通知就寄来的，发送者几乎都不认识。不知是些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全是书画，真叫人莫名其妙。于是父亲到内藤湖南先生那儿去请教。内藤先生自我们迁入大阪后，一直关照着我们。父亲对先生说‘我收到了这样的东西’，并请他看，先生：‘哦，已经到了。’他的样子好像知道内情。于是问其缘故，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清朝被革命推翻了，正如日本明治维新时一样，内府高官断了俸禄，生活窘困，于是想先卖掉收藏的美术品，与东京的旧货店商谈，可是对方有点儿冷淡，所以就到有名的中国通——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先生这儿来，请他介绍恰当的人。话说外务省，也有同样事情被委托，外务省为此和犬养木堂先生商量。他们二位都同样地推荐了我父亲，因此中国方面放心了，货物便源源不断地被寄来了。” 一下这么多书画文物涌入日本，也瞬间激起了日本人的责任心，特别是内藤湖南、关西商人阿部房次郎（即后来为人所著知的爽籁馆主人，1868—1937）的共鸣。那些寄到博文堂的书画，在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的推介下，很多都成为阿部氏的私人收藏。阿部房次郎在1937年去世之前，将他的全部（约五百件）藏品再次全权委托给博文堂做捐赠处理，现如今这批作品已经成为大阪市立美术馆中最核心的中国书画收藏。不仅阿部氏，内藤湖南内心所怀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也感染了很大一批新兴的日本商人，他们都受其影响，大量购入中国古代书画，也造就了一大批私人收藏家。《朝日新闻》创办人之一上野理一（1848—1919）捐给京都国立博物馆的约二百件旧藏、现澄怀堂美术馆的原山本悌二郎（1870—1937）所有藏品、创建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第二代黑川幸七（1871—1938）所有藏品，以及创建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的藤井善助（1873—1943）的藏品，均是经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的鉴定意见，大都通过京都博文堂的原田悟郎之手而入藏的。 对于经手者博文堂而言，他们也从这次书画大流转中获益，原田悟郎不禁由衷地感慨：“就这样经历过各种情形……因为有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才有了这样的环境，也才成全了我。”
罗振玉、王国维在1916年的“书画买卖” 1911年，王国维举家跟随罗振玉赴日侨居，长达四年余。此间，罗、王二家数十口人嗷嗷待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很重要的经济支撑，当然是罗振玉的“书画买卖”。1916年2月，应同乡邹安之邀，王国维回到上海，在哈同花园编《学术丛编》杂志，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王国维抵沪后，直至1919年罗振玉回国，王自然就担负起处理罗之大量“书画买卖事”的重要职责。不过，罗振玉早年是如何积蓄起大批量书画收藏的，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下文，我们将从罗、王1916年往来信件中所涉“书画买卖事”，管窥当时罗氏的书画交易并流转之运作过程。 2月4日，王国维启程，罗振玉送之。次日，罗写信给王，表达其怅惘之情：“公行后，岑寂殊甚，念二十年来，客中送客，已成习惯，然未有如此别之惘惘者。”随后，他又说道：“冰泉书来，言在沪上，于时局无所闻。此间亦苦无所闻，两地正相等。”这位“冰泉”，即古董商人程冰泉，上海汲修斋古玩店的老板。在罗、王二人的往来书札中，程冰泉的出镜率非常高，可见他是罗之书画买卖中的重要供货源。 抵达上海后，2月11日，王国维即致信罗振玉，告知其在程冰泉处所观之画甚多。其满怀希望，回到上海，但是没想到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他的合作者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1887—1964）。王国维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自出道以来，基本就在罗振玉的眷顾之下，为人处事少有圆滑。王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多次表达了对姬的不满。2月21日，罗振玉写信劝王，历数其善，以安抚王的情绪：“公恶姬，可免与见面，而得其薪金，一也；薪金足敷公家用（弟意全报以三分之一为古书，可得二百元一月），且略可积蓄，明年如不接续，亦可有一岁之蓄，二也；公可专心学术，日进无疆，三也；弟等考古所得，有发表之处，不必别谋刊刻，四也。”或许算作回应，王国维在2月25、26日的信中，言及《说文》研究事，便趁势说道：“此事唯先生知我，亦唯我知先生。然使能起程、段诸先生于九泉，其能知我二人，亦当如我二人之相知也。至于并世学者，未必以我辈为异于庄述祖诸人也。”二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也许是罗振玉的劝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王在信件中对哈同花园的抱怨渐少，谈论更多的，则是关于编纂《学术丛刊》的细节。2月27日，罗在信中说“弟为弥补去年画债，尚须筹四千五百元，若得半，即可行”，大约从3月起，罗、王二人往来信札中，便充斥着大量王帮助罗处理“书画买卖事”的记录。
王国维帮助罗振玉处理“书画买卖事”，除去一些琐碎的小事，王遇到第一个较大的麻烦，是博文堂汇到上海之款无法取出。罗振玉在3月15日的去信中说：“兹又奉到手书，知博文堂所汇二千二百四十元，不能取出。兹写一名片寄奉，祈检入。兹又由邮局汇奉一千元，求代取为叩。此日币三千二百四十元，祈改龙洋，以二千元交纯伯（陆树藩），其余请付程冰泉（但请交其本人）。费神至感。”3月26日，罗又发信催问：“博文主人来言，昨汇二千余圆及画样题跋稿（题跋稿仍乞迅寄回），不知收到否？若款到，祈付纯伯千元（银洋），并请告以余款后汇；其它则请交纬。若此款已交纬者，祈向索千元，不必告以付陆。至感至感。”罗振玉原本让博文堂将画款汇到上海，以便于让王国维协助其还清旧款，从信中内容可知，罗并未将此事交给自己的妻弟范兆经处理，而是让自己最信任的王国维来办。由于博文堂汇款的额面用的是罗振玉本人之名，其他人的印信皆无效，王国维并不能即时取出。经过一番周折，直至4月1日，汇票才由范兆经托人作保取出。王按照罗的吩咐一一照办，并在4月2日的信中汇报此事，又说银行汇兑不如邮局合算，王经常在信中核算日元汇率，可见其并不是死做学问之人，而是比较善于精打细算：“此次日币二千二百四十元换中币，仅申出六十元，甚为吃亏。由银行汇兑总受此亏，仍不如由邮局汇为合算。又嘱陆用龙洋，据纬公云此间无龙洋之名，凡钞币中西一律，惟另用银货则龙洋每元须贴水十文，大款则无分别，故仍以普通钞付之。”有意思的是，王国维还在信中评论了陆树藩（1868—1926年）：“此人殊可怜，今日出一虢叔钟见示，阳文伪劣不堪，渠犹问当是宋仿，眼力如此，则唯有愈做生意愈穷而已。”陆树藩乃晚清大藏书家陆心源之子，曾从其父学过书画、版本目录之学，在湖丝生意倒闭后，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不得不向日本人变卖家中的皕宋楼之藏书（即日本静嘉堂文库），最终在上海以贩卖古董为生。从罗王往来书信可见，罗与陆的结算款项较大，常以千计，由此可知陆树藩也是罗之“书画买卖”重要的供货源。 罗振玉在上海购画，往往花费甚巨，然而，罗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书画买卖”，他的诸多出版物，从纸张到印费，皆需从中筹款，罗曾言“弟近以印书故，售去佳画不少，皆前不忍售者”（参见下文8月16日信）。4月14日，罗在致王的信中说：“今年更拟将《殷文存》编印，合以《书契后编》二百部，它两书各百部，须印费、纸费三千元。今年但能卖画，不能买画矣。”尽管话是这么说，但落到实际，有好的书画，王国维还是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推荐，罗也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王国维在去信中，难免经常讨论自己的观画感受，如在5月7日信中，谈到罗振玉收藏的一幅杨昇《雪山朝霁图》，他认为“乃画灞桥风雪”，“恐在中唐以后，未必出杨昇手，此画实于右丞、北苑之间，得一脉络”。不过，第二天王国维就在另一封信中否定了自己的看法：“前函言杨昇《雪山朝霁图》写灞桥风雪意，此语大误。灞桥系平原大道，虽可望见南山，地势不得如此收缩。”很显然，王国维这种对于古画的考据法，尚不得要领。于是，罗振玉便在信中向王国维谈及其书画鉴赏心得。6月5日，罗信曰：“鉴赏一事，非可但凭理想。弟十余年来，皆凭理想鉴定，近二年来，始有根据。盖必见古大家名迹，确然可信者数人，以为研究之标准，则源流乃可寻溯，非仅天资理想优胜，便可得之也。近于山水源流派别，颇自谓能决别无疑，而于人物尚不能。弟于人物，能知二周而止，虎头、吴生不能悉知（虽见《女箴》《洛神》之一斑，不足以为根据），则其源流正变，不能洞悉。甚矣，兹事之难也。乙老（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弟所深信，其经验何如与否，曾得重要之根据否，则尚非与详论，不能知也。”从中可知，罗振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古画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古代大家确真无疑的真品，并以此作为参考坐标，从而确定前后的源流关系，这就已经十分接近后世流行的“风格分析法”，说明罗的确在鉴画上有其独到之处。
王国维回到上海后，往来最密切的学者，大概就是沈曾植。原因是：首先，沈曾植的学问，得到王国维的肯定，二人有共同语言；其次，罗振玉的很多“书画买卖”是通过沈曾植作为中间人购买的，王国维为其处理相关事，必然与沈相过从；再次，沈是前清遗老，声望颇著，沪上有画欲出者，往往首先拿到沈处，因此他不仅鉴画、藏画，也经常替人中介卖画，王国维本人看书画的能力有限，加上其孤倔的个性，他身边所能仰仗的人，也只有沈。现存多件沈曾植致王国维札，多有涉及书画事，其中一件内容就道：“有画数件，待公审定，有暇请过我一谈。” 8月，王国维出售了手中的股票，遂萌生购画之意，“以作将来预备”。8月10日，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维之商务股单已售出，并今年利，约近成数。本拟暂存银行，而出入均须改算银数，吃亏殊甚，因思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预备，而苦于眼力未敢放手。乙老之眼虽就近可以请教，然亦出入颇多。此款公如有用处则可行暂用，如将来尊驾抵沪则为代购书画，此较自购为稳当也。”信中，王国维的购画意图受阻于自己的眼力，从而“未敢放手”，尽管他对沈曾植的眼力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然而，罗振玉远在日本，所以王要观画、鉴画、购画，首先仰仗的人当然就是沈曾植——10月3日，王在信中就曾直言，上海待久了，“除乙老外无可共语者”。 针对王国维本人的购画意图，8月16日，罗振玉回复道：“弟意购书画，须购有价值之品（此弟数十年来之经验），其廉者终不可期，其精善若培老之唐卷，亦十年间不可遇一二者耳。邓秋枚（邓实）处有方方壶小幅，至精，渠索价七百元，又有南田临郭河阳山水册页一片（已装小轴，拟以石谷一片，石谷乃常作，不能似也），索价二百七十元，弟力不能得也。若公愿得者，弟作书与商，请持往可也。弟意公为此事，不难于购入，而难于售出。售出仍有望诸东邻。佳品往往不忍售，此亦吾人一痴性。愿公暂捐此意，展转营运二三次后，即可以所赢之款充营运之用，其本金可收回，以后再有佳品，可以酌留以自娱也。不知公意云何？缘以购书画为后备，不能急切，俟用时方谋售也。若邓画许售，即请寄来，为谋销售也。弟近以印书故，售去佳画不少（皆前不忍售者）。弟以为中国地大物博，宝物甚多，但恨力不能有，不过日益昂贵耳。篋中所储，尽可自娱矣。”信中，罗振玉也认为王在哈同花园的工作不是长远之计，当作未雨之谋；随后他耐心地向王国维传授其数十年来书画买卖之经验，那就是要买有价值的东西，便宜的很难赚到钱；书画买卖，“不难于购入，而难于售出”，要想卖出好价，最终还是要拿到日本；好画不要惜售，要放弃此念想，倒手两三次后，就可以将本金收回而以盈余之款继续经营，这个时候如果再有好画，可以酌情购买一些用以自娱；购买书画的目的乃是备作将来不时之需，卖画不能急切，要适时而卖；信中罗还推荐了古董商邓秋枚处可购的元方从义、清恽寿平两件古画。
接信后，王国维遵照罗振玉的意思往访古董商邓秋枚处，商购罗在信中推荐的两幅画作，并请邓将二画寄给罗振玉。8月27日，王在信中向罗汇报此事，又说：“此二画到东大约有可售之望，则维算见一面耳。一笑。种种费神，至感。”看来，王国维十分期待二画能够在日本售出。几天后，罗振玉即收到二画，随即就将方从义的画作悬挂起来。9月3日，罗致王：“今日博文堂主人来，见壁上悬方壶画，询所从来，弟告以乃公以九百五十元购之（弟定此画价为千二百元，去油谷二成，正得九百六十元也，故先为此伏线。恽画甚精，而不能得厚利），托弟鉴定者。渠问售否，弟答以恐未必售，但此次须留观，并影印入《南宗衣钵》（第四册）（此一机关）。渠乃啧啧叹赞而去。现在售物，非多加曲折不可。若径交与寄售，便不出奇矣。异日若再以售卖之说来，当令渠径遗书商之左右，请答以用九百五十元购得，罗先生欲见让，已允之，请径与罗商可也。如此则弟交渠售之，乃较有力也。”王国维在邓秋牧处购得的方从义画，其价七百，博文堂垂问，罗振玉则告之曰此画乃王公以九百五十元购得，而他心中所定之价更是一千二百元，若此画果售出，真厚利也。而且，罗振玉并未轻易言售，因为他还要将该画印入《南宗衣钵》，此所谓售物需“多加曲折”，罗不愧是“书画买卖”的行里高手。 10月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言邹安有解散之意，但是罗告知王，不必担心将来的生活用度，只要安心做学问就可以了：“公之生活费，请不必虑及，弟昨函询公在沪用费者，即以为此也。以后用度，以今年为比例，则千八百元足也，此款在书画盈余内，足可得之。海宁修志事，请不必运动。公在沪，以长年之日力，研究所愿修之学术，弟之所甚望也。弟以家事劳心（弟之诸弟皆不肖，而子敬实为之魁，可叹可叹），势不得不于我身清厘之，但清厘须六七千元，遂因循至今。今努力筹备，明春先了此事，以后居东，岁筹二千余元，足了用费，此后转从容有余裕矣。公之生计，弟定可代谋，绝无匮乏之虞。公但以著书之暇，于蟫隐（蟫隐庐书肆，罗振玉之胞弟振常与人合开）左近程冰泉、蔡少卿（沪上古玩商）两处，随意五色若此次两处之画，岁得数帧，足办一岁之费矣。将公所用，加入弟用，岁不过四千余元耳。此间售物虽难，此却尚易，放心为荷。弟今年将意中欲刻之书成十之四五，明年印一活字板丛书，从文集始，一岁可得五六百叶，千余元足矣。昨检点藏画，尚得六百余帧，较未售以前所藏，有过之无不及，其尤精者三之一，尚得二百帧，足以娱老矣。” 此信可见罗振玉之真情。罗在信中十分感人地说“公之生计，弟定可代谋，绝无匮乏之虞”，人生在世，遇到这样的知己，夫复何求？罗振玉对王国维唯一的要求是，王在著书的闲暇，到古玩店随意物色一些画作，“岁得数帧，足办一岁之费矣”，而且告诉他放心，不用担心卖不掉。王国维在上海，是孤独的，由于离开了罗振玉，也是没有安全感的。罗振玉的表态，显然激起了王国维购买书画的热情，9月以后，王的去信中谈的最多的即是在某处看画。10月3日，王国维在信中对罗振玉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售画之事不独售事，须由公力，即购时亦须公决定，此与公分惠何异。公既以此自任，而复假维以可处之名，则所以酬公者，亦惟有推公上为学术、下为私交之心，以此自励而已。然处此间久，除乙老（沈曾植）外无可共语者，精神既不活泼，进步亦难如昔，如何如何！” 因罗、王与哈同花园合作不甚愉快，罗不欲王为此呕气，心生决绝之心，拟以书画养活罗、王二家。10月7日，罗致王：“哈园事令人胸抱作恶，弟意不如绝之。弟已作书景叔（邹安），与之决绝（原函便奉）。恐尚有转圜之事，请亦置之不理可也。至公之生计，前寄之画，得价千元，何时需用，即汇奉。明年生计，指此为券，不须它求也，定较今年呕气为少，千祈放怀。若遇佳品，可酌购寄下，可也。此事即从索黄氏画目录始，何如？”王国维寄给罗振玉的方从义画，在日本转售后，“得价千元”，王国维从卖画中获利，可谓旗开得胜，这也让王有更多热情投入其中。罗对王说，只要你遇到好画，就寄来，并言“此事即从索黄氏画目录始”，黄氏画目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早在8月29日，王国维在信中告知罗振玉，晚清官员黄彭年（1823—1891）家有大宗书画出售。其中有所谓巨然长卷约五丈，沈曾植认为是元人摹本，并定价一二千元，黄氏则坚持要五千元；另有宋人《婴戏图》则索价三千元；“明以后画，均带学术性质，甚可宝贵”，其中有王文成（守仁）小像，其后题跋多出自其门人。由于黄彭年的儿媳是前清遗老瞿鸿禨（1850—1918）的姨母，黄家便委托瞿为之经理。但由于黄氏书画非由古玩铺经手，而委之以士大夫，即使索要画目也非易事。10月份至年底，王国维与罗振玉在信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黄氏书画的买卖。
11月6日，王国维下午花了半天时间，看黄氏书画碑帖数百件，初看手卷，后看立幅，最后看册页。当晚，他写信给罗振玉，将所看结果报告：巨然卷，王“窃谓此卷若以画法求之，则笔笔皆是董、巨”“当是宋人摹本，未敢遽定为真”，不过，他又强调，“然谓买王得羊，则无不可”；元商逊斋（商挺之侄商踌，字台元，号逊斋）《山村烟月卷》，“真假不敢定，然觉不佳”；宋拓《化度寺》，“存字不多”；宋人《婴戏图》，“上半残破颇甚，要是宋元人笔”；李寅《栈道图》，“不甚佳”；郭清狂《捣衣图》，“残破”。结论是，除了巨然卷，上述书画“似不必购，欲留则《婴戏》尚可，而码价乃与巨然等，且需装裱，须费数十元”。至于罗振玉之前所开单内“余件皆可，且有至精者”，此外，“全目中之物有特别可选者”，“皆物善价廉”，另有数件“皆尚不贵”，“其余明人与国朝人物殆无甚赝品，且精者亦不少，公可于其中择之”。第二天，王国维又写信，认为昨日所观巨然卷为“宋人摹本无疑”，他说：“其石法树法皆有渊源，惟于元气浑沦之点不及诸图远甚，用笔清润处亦觉不如。”又点评了其他数件书画之作，并再次提到唐寅小卷，说：“维之唐居士画本无留意，亦不能久留，惟虑邮寄费事，故亦暂待之将来。黄画若成，与之俱寄。此卷布置墨法俱佳，惟力量不大（唐本不以力见长，维不敢自信），尚当一质真伪耳（前书及此书所评巨然卷，俟先生见画后亦请批驳无隐为感）。” 12月4日，罗振玉在信中对王国维强调：“购书画，本买卖事也。乃此次弟之购黄书画，则购书画之意与尊贤之意各居其半。”虽然在罗振玉12月17日的信中列出了26件书画作品，最终成交14件。今存瞿鸿禨致沈曾植札，曰：“黄氏书画与罗公已定议者，共十有四件，并原单奉上，乞察收。见复其款，亦请由尊处便中转给可也。” 1916年，王国维在书画市场的实战和历练中学到了什么呢？那就是他对书画收藏的基本态度。 9月初，王国维得知邹安以五十元购得明唐寅横幅小卷，极干净，无款，有“唐居士印”，王有意加二三十元得之。他在9月4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其画石学李晞古笔意，颇极秀逸，如系伪品，恐亦须石谷辈乃能为此。拟借来细观，加渠二三十元可得之。”最终，王国维花了八十元，从邹安手中购得唐寅小卷，这是他的“处女买画”。沈曾植也认为此画甚好，“以为在子畏画中亦为逸品”，不过王国维并不是很确信自己所买是真是伪。10月18日，王致罗：“唐卷请为评定（真赝精否，并其等第），此为维之处女买画……再，画款顷不需用，因此间即遇佳品亦不敢遽购，有佳者仍拟寄东请公鉴定再购也。唐卷维视为笔墨至高，有衡山之典雅而名贵过之，不知此说何如？”一张八十元的画，就把王国维买怕了，即使是他认为自己所购的唐寅小卷有文徵明之“典雅”“而名贵过之”。10月22日，王国维在信中说：“唯寄画一事手续甚烦，故暂缓数日，亦可再披阅若干次也。公前谓既以买卖为旨，则于佳画不可顾惜，维初不甚信此语，于方、恽二幅乃以一面了之，今于唐画留案头稍久，便思多阅数次，始知浮屠不三宿桑下（下句‘不欲久生恩爱’）之语不虚，一笑。”罗振玉曾经所说的“书画本买卖事”，不要太顾惜自己喜欢的画，这句话曾让王国维不是很相信。从中大赚一笔的方从义画，王只是看了一眼，就寄到日本去了，而如今唐寅画已在案头多日，似乎有日久生情之虑，这让王国维十分感慨。 这张让王国维又喜欢又担心的唐寅画作，究竟真伪如何呢？12月17日，收到该画的罗振玉如此回复王国维：“六如小卷，决为未着色之品，乃有数处稍失，故置而不用。古人之矜慎如此，其画则决非赝托。公以为至精，或以为赝品，似皆过也。不知高明以为何如？”也就是说，此画不伪，但也不是精品，平常之作而已。 不过，是真是伪，此时对于王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经过近一年的历练，方从义画的大赚，已经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买卖书画诚不易”，这种不易，并不仅仅是书画真伪的问题，而更多的则是原先专做学问的王国维所不能理解的“价之操纵”——12月24日，王在信中对罗感慨道：“买卖书画诚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赝难以骤决，即于价之操纵亦非易事。如此次方画若知其底蕴，则日币千元或中币八百必可得之。售事亦然。维之唐卷（指唐寅画卷）不知可售否？请公视有机会时脱之，不亟亟也。”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他的“处女买画”唐寅也不要了，请罗振玉有机会时脱手。“书画本买卖事”，大概也最终影响到了王国维在书画研究方面没有任何建树，使得该领域成为其少见的学术短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新媒体编辑：张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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