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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232 篇推送  《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夺首》记录了军吏甲目击士兵丙企图刺杀士兵丁，夺其所斩敌首级抢军功的案件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家能力的缺失，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内乱和经济落后的根源。国家构建是摆脱此种困境的重要途径。如何进行国家构建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来自亨廷根，他基于韦伯关于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对其领土内暴力合法垄断的概念，提出暴力垄断应先于国家能力的其他方面发展而优先建立。这种所谓“政权优先“或是“稳定优先”的策略，被很多内乱国家的强势领袖所青睐。然而，国家能力是多维度的，除了军事控制外，还包括财政、行政、司法等其他能力。单纯强调军事优先，而忽略国家能力其他方面的建设，最终能否形成国家能力，令人质疑。 Acemoglu等人最新工作论文“The Perils Of High-Powere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olombia's False Positives”关注哥伦比亚内战时期的国家构建问题。作者通过使用2000-2010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在总统乌里韦执政时期，政府军内实施的高能激励政策，因受制于国内较弱的司法环境，令急于晋升的军人倾向于杀良冒功，反而加剧恶化国家司法制度和地方安全。 哥伦比亚的世纪内战始于1962年，以2016年政府在哈瓦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为结束标志。其中，2002年至2010年是总统乌里韦的在任时期，新政府摒弃了前政府对国内反政府游击队所采取的和谈政策, 采取以军事进攻为主的策略。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军事重压下，哥境内两个反政府左翼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均受到严重削弱，右翼非法武装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力量也被瓦解。 总统乌里韦成功推行“民主安全政策”的背后，是在军队实施的高能激励政策，即杀匪奖赏制度，杀游击队员，赏假期、金钱、升职等。由于新政府募兵扩军，而军队晋升机制令高级别将领短缺，出现大规模“低配”现象，领上校军衔的军官被授予等同于，原将军军衔的军官所承担的军事职位。从联合国人权组织等调查资料显示，正是这批分布在哥伦比亚各地做着将军梦的上校们，在杀敌记功的晋升激励下，有预谋的组织手下士兵，杀害平民冒充游击队员领军功（见图1）。  图1 2000-2010年累计被蓄意谋杀的平民数量分布图（单位：每十万人） 数据来源：CINEP和DANE 同时，哥伦比亚的司法体系对军队杀民行为亦负有失察责任。国家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检察院的驻地方机构、地方法院、地方律师以及军事法庭，在审理 “误杀平民”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推诿、包庇、腐败等失职，让急于立功受奖的上校们更加肆无忌惮，甚至雇佣黑社会组织，寻找合适的“游击队员”、恐吓威胁证人，破坏国家司法制度和地方安全。 缺乏司法约束的军事高能激励政策，直接导致官方记录的杀良冒功案件数同期激增。直到2008年媒体的曝光，死亡数字才开始下降。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测算，被杀平民多达5000人左右。 作者将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的多重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框架扩展，在本文理论模型中，军队作为代理人能杀匪，助委托人政府建立暴力垄断；也可杀民（杀良冒功），取决于其所在司法环境的强弱程度。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1）关于杀民行为。脆弱的司法体系，让军人更容易掩饰战争罪行，所以高能激励下的军人，会有杀良冒功的倾向；（2）关于杀匪行为。司法制度的好坏对杀匪行为的影响，无法判断，但高能激励下的军人，会剿灭更多的游击队员立军功；（3）关于司法制度。处于弱司法环境中的军人，在高能激励下，能够进一步侵蚀司法体系，便于其杀民，导致地方司法和安全的恶化。 为验证以上假设，作者利用CINEP和Inspector General两个数据库，统计出2000年至2010年（按军队授衔时间以半年为界划分时段）、哥伦比亚各行政区划地区发生的杀民次数或人数，杀匪次数或人数，以及对应时间点的地方司法无效率指数（用司法系统公职人员的投诉占整个司法部门投诉的比例计算）。此外，作者还查阅了哥伦比亚军队网站等公开资料，以获取各地“低配”军职的信息：军队指挥官的军衔身份（区分上校还是将军），或是计算所有上校领军的旅数占地区总旅数的比重等。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哥伦比亚政府军在2003年之后，“低配”军职现象增长。例如，归入上校指挥的旅数占地区总旅数的比重平均从10.6%上升至26.8%。在2003-2008年，总统乌里韦推行高能激励的军事政策发生作用时期，无论以次数还是人数测算，杀民行为激增，而同期杀匪行为却降低（见图2和图3）。  图2 1988年至2011年杀民的次数和死亡人数图 （数据来源：CINEP，图中的实线为次数，实线为人数，均以半年计）  图3 1988年至2011年杀匪的次数和死亡人数图 （数据来源：CINEP，图中的实线为次数，实线为人数，均以半年计） 进一步实证分析，在加入时间、地区、地理、社会、经济、历史等控制因素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作者有以下发现： （1）关于杀民行为。在实施高能激励时期（2003.1-2008.2）的地区，随着上校为指挥官人数的增加，在初始司法环境弱的地区，不论是以次数还是人数计算，杀民行为均有显著增长。 （2）关于杀匪行为。在拥有更多“低配”上校指挥官的地区，受高能激励，杀匪次数与人数都是显著增长的。地区司法无效率指数的系数为负，显示在司法制度差的地区，上校们更愿意采用杀良冒功的行为，而非冒更大风险作战立功，解释了上图3中杀匪数量下降的原因。 （3）关于司法制度和地方安全。实施高能激励的时期，在上校领军较多的地区，地方司法无效率指数显著增长。更糟的是，在上校领军聚集的地区，来自反政府军和游击队的袭击显著增长，甚至持续到2008年之后。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军的杀民行为，导致民众对当地司法制度和军队丧失信心，反而增强了叛军的力量。 最后，作者在结论中指出，长期内乱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先寄期望于高能激励政策，增强军队作战能力，平定叛乱；形成合法的暴力垄断后，再完善行政、财政、司法等其他国家机构，完成国家构建。本文所研究的哥伦比亚内战案例显示，这类国家落后的司法制度，不能对军人的犯罪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导致军事激励适得其反；应当将强军政策与国家其他制度建设同步实施，才能形成真正的国家能力。 文章来源：Daron Acemoglu, Leopoldo Fergusson, James A. Robinson, Dario Romero, Juan F. Vargas,. 2016 , The Perils Of High-Powere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olombia's False Positives, Working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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