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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14年，畏于成吉思汗的兵威，金宣宗决意放弃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这等于在事实上放弃了金朝在华北、东北的广大土地，而困守中原一隅。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除了平阳（今山西临汾）、河中（今山西运城）等少数据点之外，逐渐全数落入蒙古之手。金国的江山，只剩下五分之一，即南京路、京兆路、凤翔路、临兆路。其范围东抵今天的安徽阜阳、河南汝南诸州；南至淮水、汉水及四川北部；东南与南宋接壤；西至甘肃积石山；北至黄河南岸与蒙古汗国隔河对峙，东西狭长达1000余公里。这样的地形，西南两面是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阻碍军事行动，北面是黄河天堑，对进攻者也是一个相当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只有在桐柏、伏牛两山间，有唐白诸水，汇成南阳盆地，唐（治今河南省唐河县）、邓（治今河南省邓州市）两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豫、鄂之间交通孔道，实在对金国的边防是个致命的弱点。 秦岭山脉 好在此地临界的是南宋，对金人的边防没有什么压力。金军虽然在蒙古军面前屡次败北，对南宋却始终有倚强凌弱之势。金宣宗在位时，妄想失了河北便夺取宋的淮南，作为补偿。1217年起，金军连年攻宋，虽然一无所获，南宋方面也是“连岁被兵，民物萧条，耕稼俱废”，只能自守而无余力攻金。金宣宗死后，哀宗即位，才于正大元年（ 1224年）向宋求和，宣布不再南侵，但在战略上仍旧蔑视南宋。他曾经对扬言“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 因此，南迁之后的金朝将主要精力放在构筑北方对蒙古的防线之上。特别是在1217年蒙古军主力返回漠北后投入西征，中原地区则由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省太师国王”的木华黎全权负责经略，进攻力量大为减弱。金朝统治者顺势“完城郭，备器械，训兵抚民，以为固守之计”，集中兵力构筑“关河防线”。这里所谓“关”、“河”，指的是潼关与黄河，只要这两处不失，金朝的新首都汴京即可保无虞。 西面的潼关扼守关中进入中原大地的要津。这里“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金军“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统以总率，精兵不下十万，民兵不在其数”。由于潼关防守严密，金朝百姓往往以潼关之安为安，以潼关之危为忧，以潼关之陷为惧。诗人云：“红尘一骑报平安，知是元戎小队还。且喜好音来汴水，仍将旧事问潼关”；“谁知自报小关捷，总倚潼关为守厄”便是指此而言。 潼关古城 至于开封北面的黄河，虽是与长江并称的大河，但相比较长江而言，其水面狭窄，渡口很多，夏季断流，冬季封冻。故而突破黄河远比长江为易，黄河的防御难度系数无疑要高于长江，迫使金军耗费大量的军力进行防御。在“自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治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古邳镇)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的黄河一线，金廷“差四行院守御，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冰，率以为常”。如果把金军的布防比作鳄鱼的话，那么（潼）关（黄）河防线就是它的坚硬背甲，为了确保首都汴京开封府的安全，金军以重兵在关河防线严防死守，尤“以潼关为守阨”。相反，金朝的南部边界则是这条鳄鱼的“柔软下腹部”：秦岭一线， “宋人不知守，国家（金朝）亦不能逾宋境屯戍”。 在成吉思汗结束西征返回中原后，这条“关河防线”立即成为蒙古军之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攻克以亡金。1229-1231年，蒙古军对金军关河防线接连发动正面强攻，由于蒙古军战略主攻方向或进军路线失误，而关河防线易守难攻，且金军当时又不乏精兵猛将敢于主动同蒙古军进行野战，故蒙古军在大昌原、潼关、蓝关、凤翔、京兆、旧卫州（河南汲县）等地屡次失利，反倒是金军“王师屡捷，行将尽复旧疆。”就连窝阔台亲自统帅的十万铁骑也只能望潼关而心叹。刚刚从西征战场返回的名将速不台随后受命攻入商州（陕西省商洛市），进而绕越潼关，又被金军堵回，一场大败，“丧万余人及马数万匹”，气得大失所望的窝阔台招来速不台大加训斥，幸亏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为之说情，窝阔台才下令速不台在拖雷军前效力。 眼看蒙古大军攻打潼关失利，拖雷率军转过头围攻关陇重镇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东北），凤翔是秦陇防线上关键的一环，如果失守则陕西不保。拖雷将蒙古军的主力分布在凤翔四周，准备围点打援。蒙古人的这一招很奏效，金军集结在潼关的援军因惧怕遭遇伏击而逡巡不前，虽然在金帝严令下一度出关西进，只到华阴县，和蒙古军略一交手，便缩回去了。他们只想凭着天险，确保汴京的安全。 1231年2月，失去外援的凤翔府终于被拖雷大军攻陷，金军害怕至极，只能放弃了将京兆（今西安）居民撤于河南的计划。而凤翔主将李昌国的被俘投降，也成了蒙军在几年对金作战中取得的最大战果。李昌国投降蒙古后急于表功，马上对故主落井下石，献出了金军防线的致命弱点：“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 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前曾经留下的破金遗嘱“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李昌国所献计策与之正不谋而合，因此立即被蒙古汗廷采纳。但这很可能不是事实。众所周知，窝阔台和拖雷都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成为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拖雷则倍受钟爱，为父汗称为“伴当”、·“常在父亲身边”。当死神降临在自己头上时，成吉思汗特召窝阔台、拖雷兄弟聆听遗命。其后拖雷监国两年。如此重要的遗嘱，聆听过遗命的后嗣之君，岂有不知之理？可见，本来就不存在这个遗命。尤其是蒙古汗国时期几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如《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诸书中间有载及成吉思汗遗嘱者，都只有“黄金家族”诸子弟如何分享庞大的军事帝国的遗命，却无“假道灭金”的内容，只有成书晚至明朝初期的《元史》才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说法，实在是颇令人怀疑其真实性的。 即使成吉思汗真有“假道灭金”的遗嘱，从蒙古军后来从正面进攻“关河防线”的举动看，这条计策也并不受青睐。因为“假道于宋”说起来容易，实际是一个无成功把握的冒险方案，不到不得已是不会付诸实践的。在蒙军主力西征之时，南宋曾一度与蒙古频繁往来，但举措谨慎，不是要助蒙灭金，而是要以蒙制金，从而减轻金朝对南宋的压力。金哀宗即位后，为集中力量抵抗蒙古，着手改善与南宋的关系，曾几次遣使同宋重新议和，并榜告宋境军民“更不南伐”，“屡救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同时，南宋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蒙古的潜在威胁，真德秀、魏了翁等有识之士多次提醒宋廷以北宋宣和年间联金灭辽为鉴。特别是1227年成吉思汗在消灭西夏、经略关中的同时，以武力胁迫南宋臣服。并且遣兵洗劫关外五州，制造了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宋蒙关系严重恶化，使和平假道成为梦幻。譬如1231年初，蒙古“自山东通好，欲假道淮东以趋河南，群臣议不许”。南宋对假道持不通融态度，并非蒙古一厢情愿地“宋金世仇，必能许我”，不管南宋在蜀口的兵力如何，也不管四川将帅贤愚，武力开路总比和平假道的风险大得多，何况是在莽莽秦岭山区跋涉呢！ 但是蒙古方面在关河防线连连碰壁后已经别无选择。虽然蒙古军攻下凤翔，窝阔台汗已意识到金军关河防线难以遽破，面对接二连三打败仗的教训，不得不考虑改变蒙古军攻金战略，以舍坚攻暇，于是借李昌国所献计策，从宋境迂回攻金战略被重新提上议程。1231 年五月，窝阔台汗在官山( 今内蒙古卓资县北)九十九泉大会上，正式议定兵分三路攻金。 计划已定，窝阔台汗将蒙古军部署为三路：中军为主力军，由窝阔台汗亲自统帅，准备先拔河中府，再强渡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南下，而后进迫开封府，战略可谓“拊背”或“捣背”。左军由斡陈那颜为统帅，附以山东、河北原驻汉军，由济南府（今山东省济南市）向开封方向进军，战略可谓“捣胁”或“抵胁”，这一路主要起牵制金朝兵力的作用。拖雷则同速不台一道统率3万骑为右军，由宝鸡（今陕西省宝鸡市）渡渭水假道于宋，迂回到唐州和邓州之间，从金国的侧背包抄开封府。这路军担负着吸引金军主力南调决战以配合窝阔台、斡陈那颜突破关河防线的重任，战略可谓“斡腹”，为灭金的最关键之师。三路蒙古大军约期于1232年正月会师于开封城下。 这三路中，窝阔台主力大军的进攻路线是世人很熟悉的。当年辽朝南下侵宋，迫使北宋签城下之盟由此路线；金朝灭北宋时大将完颜宗望也是由此路线南下太原；即便到元亡后，明代蒙古入侵时也经常走这条路。为什么这条路线如此让人看重?这要从那位“儿皇帝”石敬塘说起。当年石敬塘为谋夺后唐皇位，联络辽朝，出卖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自此蒙古草原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侵时就可以毫无阻拦的轻兵直下。燕云地区地势高于南部地区，异族骑兵可乘势就高趋下直接杀入大同盆地，继而兵进汾河谷地攻取太原、河中。若再南下或东进，又是从黄土高原就高趋下直扑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所以这条路线无疑成为南侵的一条捷径。石敬塘卖国流下的遗毒一直流了几百年，现在窝阔台伐金就再次选择了这条捷径。但蒙古的中路大军由平阳攻河中府时，遇到了麻烦。河中背靠关陕，南阻黄河，地势重要，被金朝认为是“国家基本所在。” 在山西的平阳、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后，河中就成了金朝在黄河以北的唯一战略据点，对河南起了屏障的作用。故而金兵三万在此死守，蒙古大军挖地道、爬城墙，二个多月无法得手。 这样，蒙古攻金的成败就完全取决于拖雷一路军“斡腹”的成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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