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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唾壶与渣斗是两种造型的器物，但从功用上来说具有相似性，都是用来盛放残渣废弃之物，一直以来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颇有争议。文章从文献资料、墓室壁画和造型三个方面着手，试图理清二者错乱的发展脉络。 唾壶和渣斗的造型截然不同。唾壶的造型为盘口或宽缘，短颈，圆腹，或圈足或平底，是三国时期开始使用的一种器型。渣斗的造型上部属敞口的碗状，下承接圆腹小罐，唐代晚期以后多见，其名称出现于宋代以后。唾壶与渣斗出现的时间不同，造型也有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一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认为唾壶是渣斗的前身。这种认识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器物都多为瓷质材料生产而成，都是承接污秽残渣之物，都属盥洗用具。张东先生在其发表的《瓷质唾壶、渣斗考辨》一文中认为：“唐代中晚期这种瓷质敞口碗状的渣斗，是受到金银器的影响。金银渣斗利用金属的延展性锤揲而成型，某些复杂多变的造型则是上下各自成型后再依靠焊接来完成，而瓷器是将两个已经修坯定型的敞口碗和鼓腹罐器物再组合相接，形成一个新的器型。”张先生推测金银渣斗的对接成型方法直接影响到陶瓷渣斗的成型。同时，他通过宋辽金时期墓室壁画《备茶图》上的渣斗推测，认为唐代晚期兴起的饮茶风尚是渣斗盛行的主要推动力，渣斗敞口的形式与便于茶渣的倾倒有关，渣斗是主要的茶具之一。因此，张先生将唾壶与渣斗分开，成为两个不同功用的器物。本人也赞同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唾壶与渣斗并非一物，而是两种不同的器物。但唾壶也有其发展的延续性，并非仅止于唐代晚期。本人通过对各时期《仪卫志》与《舆服志》中关于唾壶记载的梳理，发现“唾壶”这一名称使用至清代，《皇朝礼器图式》仍然有唾壶的样式图。《仪卫志》与《舆服志》的礼仪制度不仅用于皇室的日常生活中，也在墓室壁画上有所反映。从唐代开始墓室壁画中常绘有《侍奉图》，便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有些可以与《仪卫志》和《舆服志》中关于唾壶的记载相对应。唐代《侍奉图》中，侍从有男有女，手中捧有唾壶、盆、壶、罐、巾、拂尘等物，还有奏乐者相伴，是墓主人生活场景的展现。宋辽时期的《侍奉图》发展出《备茶图》与《备酒图》两种图式，展现墓主人饮宴招待客人的场景，在《备茶图》中经常能看到唾壶的式样。而到了金元时期，墓室壁画《侍奉图》中很少能看到唾壶的样子，这一改变可能与《元史》中唾盂的出现有关。因此，本文将从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两个方面着手，梳理出唾壶造型的变化趋势，辨析唾壶与渣斗的不同。 在《文献通考》卷一百十六《王礼考·十一汉官仪》中记载：“侍中，左貂右蝉，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壶。朝廷荣之。”将记载唾壶的年代追溯至西汉，武帝时已有唾壶之器，主要为洗漱的生活用具，且已经出现有专门掌御用之物的人。之后唾壶经魏晋南北朝、隋代发展至唐、五代。早期出土的实物多为瓷质，大多造型以口沿外敞的盘口，短颈，腹部扁而肥圆，高圈足外撇为主。发展至唐代早期造型变化较小，如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羊头镇李爽墓出土的捧唾壶侍女壁画（图1），高185厘米，宽77厘米，位于墓室北壁，为右起第四位侍女。此墓年代为唐总章元年（668），唾壶造型为盘口，颈部略长，扁圆的腹部，基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唾壶造型一致，变化不大。李爽墓共有25幅壁画，其中16幅保存较为完整，绘画题材主要是男女的侍奉和奏乐者。稍晚一些的懿德太子墓的壁画绘有五十余名宫女手中各拿有盘、杯、瓶、盒、包裹、扇子、蜡烛、拂尘和箜篌、古琴等乐器。绘画题材内容与李爽墓较为相类似，虽未见有唾壶，但都是侍奉与奏乐为主题。在《唐六典》卷二十六《太子内官》记载东宫内官人达一百一十六人，主要负责太子的日常生活，有掌筵、掌严、掌缝、掌藏、掌食、掌医。因此，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宫女应该就是文献中所载的各司其职的“掌”官。李爽虽无著书记载，但从墓葬风格来看，其可能为李氏家族中一员，故李爽有捧唾壶侍女也是正常之事。 图1 唐代李爽墓壁画侍女捧唾图 五代时，冯晖墓中再见有“执唾盂侍女”的图像（图2）。此幅壁画位于墓室东壁东侧室的左侧，侍女侧身而立，面容秀美，外穿红色对襟宽袖袍，内穿白色中衣，隐约露出绣花抹胸，双手于胸前捧唾盂。此件唾盂的形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撇海棠式花口口沿，短颈，圆鼓腹部，圈足外撇，器身装饰团花纹装。从造型来看，此件唾盂可能是银质地，是唐五代时期常见的唾壶材质。《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中有：“左卫副使张元昌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可见唐、五代时期金银材质的唾壶经常可见，也印证了张东先生认为“唾壶的盘口转向敞口之说”。从整个墓室内的壁画和砖雕来看，主要场景中男巫、女巫，弹箜篌、打拍板、击腰鼓、击答腊鼓、弹琵琶、吹笛、吹簫、奏方响、胡舞、跳舞等内容，均生动地反映墓主人生前骄奢淫逸生活情景，此处所捧的唾盂也应为洗漱之具。 图2 五代冯晖墓壁画执唾图 《宋史·志第九十七·仪卫二》载：“行幸仪卫，太上皇仪卫，后妃仪卫，宫中导从之制，唐已前无闻焉。五代汉乾祐中，始置主辇十六人，捧足一人，掌扇四人，持踏床一人，并服文绫袍、银叶弓脚帕头。尚宫一人，宝省一人，高鬓、紫衣。书省二人，紫衣、弓脚幞头。新妇二人，高鬟、青袍。大将二人，紫衣、弓脚幞头。童子执红丝拂二人，高鬟髻、青衣。执犀盘二人，带鬅头、黄衫。执翟尾二人，带鬅头、黄衫。鸡冠二人，紫衣，分执金灌器、唾壶。女冠二人，紫衣，执香炉、香盘。分左右以次奉引。”其中“鸡冠二人，紫衣，分执金灌器、唾壶”可见唾壶仍是皇家出行器物中所备之物，与轿辇、衣物、拂尘、水器列为平常使用之物。 河南省禹州白沙宋代赵大翁墓中壁画有唾壶的图像（图3），造型与五代冯晖壁画墓中唾壶图像变化不大，也是敞口的形式，圆鼓腹部。此幅壁画位于墓室的前室西壁，上有卷帘，下绘绛色悬幔、蓝色组绶。帐幔下男墓主人袖手坐右侧，女墓主人袖手坐左侧，二人皆侧身面东观看东壁之乐舞。两人间置桌，桌上设一带碗注子，两托盏。男女墓主人之后各画一屏风，后一女侍半出，双手捧一黑色果盘。其前一男，双手捧青白色渣斗。左侧屏右一女侍，双手捧一绛色圆盒，其后另一女侍双手持巾侍立。此件唾壶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中有所论述： “又捧唾壶之侍童，为宋元墓壁画中所习见。”“墓室壁画是实际生活的写照。”此墓主人赵大翁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下葬，据宿白先生推测其可能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商人。北宋时期商业发达，商人具有如此规模的墓室、壁画和侍从，可见北宋经济繁荣已使得有僭越之风气，商人家庭生活的侍从数量可以比拟皇家生活。 图3 河南省禹州市白沙宋墓赵大翁墓室壁画 《金史·志第二十二》中记载有天子的出行仪仗：“行仗。天子非祀享巡幸远出，则用常行仪卫。弩手二百人、军使五人、控鹤二百人、首领四人，俱服红地藏根牡丹锦袄、金凤花交脚幞头、涂金银束带，控鹤或皁帽碧袄，各执金镀银蒜瓣骨朵。长行四百人，拳脚幞头、红锦四 袄、涂金束带，二人紫衫前导，无执物，余执列糸骨朵七十八、瓜八十八，镫三十四，在控鹤前，金吾仗八十、金花大剑六十俱垂红绒结子、仪锽斧五十八，在控鹤后。其常朝、御殿、郊庙、临幸，凡步辇出入则有近侍导从，执金镀银骨朵者二人，左右扇十人，拂子四人，香盒二人，香球二人，节二人，幢二人，盂一人，唾壶一人，净巾一人，鐁锣一人，水罐一人，交椅一人，斧一人，皇帝出阁则分立阁门之外，导引至殿，皇帝升座则降阶以俟，入阁然后放仗。”此时，唾壶与盂同时出现，这在宋代未见有。河南焦作老万庄1号金墓东壁壁画上绘有一人头戴软翅巾，身穿桔色长袍，足穿皂靴，双手捧一物。《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中认为手捧之物为捧炉（图4），但从侍从手握的形状来看，这件器物的下腹部圆鼓，未见有炉的三足，因此这件器物并非为炉，是唾壶的可能性较大。 图4 河南焦作老万庄1号金墓壁画 《元史·志第二十九·舆服二·仪仗》中记述：皇帝每出行必别有皁纛、绛麾、金节、引导节、硃雀幢、青龙幢、白虎幢、玄武幢、皞槊、绛引幡、告止幡、传教幡、信幡、龙头竿绣氅、围子、宝舆方案、诏案、册案、交椅、杌子、鸣鞭、鞭桶、水瓶、水盆、净巾、唾壶、唾盂、香球、香合、金拂、大伞、紫方伞、红方伞、华盖、曲盖、硃伞、黄伞等物。每个器物都有较为详细的文字解释其材料与样式，其中唾壶与唾盂记述为：“唾壶，制以银，宽缘，虚腹，有盖，黄金涂之。唾盂，制以银，形圆如缶，有盖，黄金涂之。”其中指出唾壶有宽的沿，“虚腹”可以理解为腹部较小，或者腹部基本与口沿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口沿哪里是腹部，基本合在一起看不出腹部形状。查阅元代瓷器的样式，较少见到唾壶或者渣斗，但在墓室壁画的《侍奉图》中，常见的是被形容为“圆如缶”的唾盂。其中在至元二年（1265），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壁画中，东西两壁南端的两幅图分别描绘备茶与备酒图，东壁备茶图的桌案上有碗和盏托较为常见，其中一盖罐（图5），形状如缶，在宋、辽、金的备茶图中未见有过。同时，在山西大同西郊元墓壁画中，东壁侍奉图中，桌下还有一个装满块状物和水果的斗形器皿和一个盖罐（图6）。与在冯道真墓壁画上所见的盖罐造型基本一致，其位于桌下的盖罐可能便是唾盂这种器物。 图5 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壁画 图6 山西大同西郊元墓壁画 《明史·志第三十六·礼十四·凶礼三》记载：明代洪武二年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水罐、甲、头盔、台盏、杓、壶、瓶、酒甕、唾壶、水盆、香炉各一，烛台二，香盒、香匙各一，香箸二，香匙裹立瓜、骨朵戟、响节各二，交椅、脚踏、马杌各一，诞马六，枪、剑、斧、弩、食桌、床、屏风、柱杖、箱、交床、香桌各一，凳二，俱以木为之。”唾壶与台盏、杓、壶、瓶、酒甕、水盆、香炉、烛台和香盒等器均是实用器皿，属于洗漱器器皿一类。 《清史稿·志八十·舆服四·卤簿附》皇帝大驾卤簿中记载：“金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壶、金瓶、乐器全设。嗣复定仪仗数目，用金漆椅一，金漆杌一，蝇拂四，金唾盂一，金壶一，金瓶、金盆各一，香炉、香盒各二。”清允禄蒋溥等纂修《皇朝礼器图式》中记载（图7）：“皇帝大驾卤簿唾壶，谨按宋书百官志汉武帝世仪卫志唾壶一人，元史舆服志唾壶以银宽缘，虚腹，有盖，黄金涂之乾隆十三年。钦定大驾卤簿唾壶范金为之形圆，有盖，通高五寸，口径一寸五分，盖高二寸五分顶为蟠龙纹下深二寸五分，径二寸一分，座高四寸，径三寸三分，四足镂螭首，虎爪，承以圆珠下周横距饰以杂宝陈设时盘及几如提炉之制。”其中仅见有唾壶的样式，圆形、有盖，与《元史》中所载唾盂的形式较为相近，并非魏晋唐宋时期的唾壶造型，可见唾壶在明清时已发生较大的形制变化。此外，清乾隆时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不同形式的瓷器唾壶，如图8所示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画珐琅牡丹纹唾盂，此件唾盂高9厘米，口长12厘米，宽10厘米。整体成长方形，宽折沿，有盖，器表黄地，通体绘缠枝牡丹纹，内附一屉。外底中部双方框内有“乾隆年制”蓝料楷书款。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帝曾旨令造办处“嗣后烧造痰盂时不必落款”。 图7 《皇朝礼器图式》唾壶图式 图8 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画珐琅牡丹纹唾盂 从上文不同时间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唾壶”一词从魏晋时期一直沿用至清代晚期。魏晋时期盘口扁腹，唐宋时期宽缘鼓腹，元代宽缘虚腹，再到明清时期唾壶与唾盂造型分辨不清的状况，有圆形和方形多种造型，其造型变化较大。唾壶与渣斗常有分辨不清之说，清光绪时寂园叟著有《匋雅》一书，对历代瓷器特征进行详细著述，其中《匋雅》卷上二十四载：“均窑渣斗。亦分青紫二色。式巨而价亦不亷。”《匋雅·卷上三十五》载：“觚之小者曰渣斗，渣斗之小者，则潄具也。潄具亦分二种：一为似觚者，唾水于地，不分两层，或者腹微皤耳，此中西之所通也。一为分两层者，噙净水于小盌，而唾其沫液于下层之小罐盌它安罐上，合而为一。推凿合缝乃成套之物，此则西人之所哂，皆漱具也。”这里所说“渣斗”的功用与我们所指的“唾壶”功用是一致的，都是洗漱用具，从功能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渣斗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的记载：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受五升。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 诸色杂货》：“酒市急须马盂、屈卮、滓斗、箸瓶。”“滓斗”从字面意思理解，为盛放渣滓之斗形器。元人记载：“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瓶、渣斗。”从“滓”改为“渣”，可见作为茶具来使用的器物才可称之为“渣斗”。渣斗出现于宋辽时期，其主要造型也与《匋雅·卷上三十五》中所载：“觚之小者曰渣斗。”觚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宋时金石学兴起，将觚用作插花之器，且瓷中有仿制觚的造型。渣斗的样式最初来自于金银器唾壶的样式，但宋代瓷器仿制青铜器造型成为当时流行的趋势，因此唾壶也受到此种复古风潮的影响，由原来的宽缘鼓腹改变为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渣斗”——宽缘虚腹型。从唾壶与渣斗出土的地域上也可以看出这一改变，南宋时期南方龙泉窑有生产出似“尊”似“觚”的渣斗；北方辽金之地仍然使用唐代的金银质唾壶造型，直到元代在墓室壁画中已不再见有宽缘虚腹的唾壶，而以似“尊”似“觚”的渣斗居多。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整理出这样一条发展脉络（图9）：晚唐至宋时饮茶风气促使“唾壶”衍生出“渣斗”成为茶具之一，而宋代制瓷业受金石文化的影响生产出似“尊”似“觚”的“渣斗”，作为专门的茶具，而至清代又归于漱口的洁具之用；而唾壶依然有，且作为洁具使用，但造型也有了新的发展。 图9 唾壶与渣斗发展脉络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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