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发展的礼县封建社会教育

封建社会教育

（公元前221-1840）

   秦汉时期一直到元明清时期的礼县教育，历时两千多年，历史漫长而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先秦时期的西垂秦人迁都东进以后，礼县历史上一直地处封闭的偏远山区，又屡屡历经战乱和人口迁徒，当地生产力水平发展受限，教育的水平，规模发展同样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了秦朝统治时期，秦王朝虽然实行法治，但也注意向人民进行教化工作。礼县当时称为“西县”，和其他地方一样设有“三老”以掌教化，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

   自西汉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在礼县无论是官学和私学都得到发展，并逐渐建立了学校制度，汉代对地方学校从教师设置、教学内容、学校礼仪等方面，都当作一项制度来贯彻执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礼县汉代私学教育也颇为繁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甚至比官学发达。当时礼县红河乡杰出的人才、“一赋压两汉”的著名词赋家赵壹的脱颖而出也反映了西汉时期礼县教育兴盛的状况。赵壹与蔡邕同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辞赋家，《刺世嫉邪赋》作为他的代表作流传千年，至今为我国高校文科教材。赵壹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当时家乡礼县教育沃土的培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年代。长期的割据战争，封建政权的频繁更选，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学校教育也深受影响，官学教育衰微，处于时兴时废状态，礼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教育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由于战争频繁，冲击正常的学校教育，中央官学一直处于时兴时废状态之中，礼县地方学校也难例外，时局稳定则开设，时局动乱则停闭；其二，本县地方学校是否开设，兴衰如何，关键在于地方执政长官，如有地方官吏重视和倡导地方教育，则能促进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时期人。隋朝统一全国，不仅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历史局面，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体制及人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促进了官学尤其是地方官学和私学的发展。唐代的中国，封建文化教育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礼县县学一方面贯彻唐王朝“崇儒兴学”的政策，进行系统的儒家经学教育，一方面实行庙学制、即在学校内建置孔庙，庙内举行各种学礼。当时，孔庙已成为学校内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凡校必有庙”。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便是儒家经典如《礼记》、《左传》、《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论语》、《孝经》等。礼县隋唐教育的余脉，一直沿续至五代，至夏金时期。这期间先后涌现出的礼县籍官至宰相、精通典章礼仪的大学问家、隋朝开国重臣赵煚，礼县籍的五代“诗窑”王仁裕等俊才。公元599年，北魏天水郡西县（今甘肃礼县）人赵煚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赵煚生于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在当时既是精通典章礼仪的大学问家，又是官至宰相的隋朝开国重臣，是一位隋朝开国时期兼学者、政治家一体的著名人物。他不仅精通典章礼仪，熟悉治民之道，而且深研兵法，对军事谋略颇有心得，曾撰有《战略》一书，共计26卷。赵煚死后，隋文帝十分惋惜，特恩准其子赵义臣继承了他的爵位，旋迁升至太子洗马，为东宫太子杨勇的侍从官，承担太子的教辅和规谏职责，也属朝中重要大臣。王仁裕（公元880年至956年）字德辇，甘肃礼县人。生于唐僖宗广明元年，卒于周世宗显德三年，年七十七岁。少孤，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荣。年二十五，始就学。为人俊秀，以文辞知名。唐末，为秦川节度判官。后仕蜀为翰林学士。唐庄宗平蜀，复以为秦川节度判安官。废帝时，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晋高祖时，为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复为翰林学士承旨，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仁裕尝梦剖其肠胃，以西江水涤之，由是文思益进，乃集其生平所作诗万余首，号西江集，凡百卷。著述之多，流传之广，唐以来少有其比，被时人誉为“诗窖”。赵煚、王仁裕等人，他们也是这一时期礼县教育沃土上成长出来的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教育家，他们也成为礼县世世代代学子们学习的榜样。。

元明清三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和稳固时期，形成前所未有的统一大局面。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治，各朝统治者都把朱程理学作为教育的基本理论，使教育同科举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礼县教育有所发展。元代礼县官府设有官学、教授“四书”、“五经”，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朱熹的注疏。明代“教化以学校为本”，在礼县设有县学，设教师1人，训导2人，掌教诲所属生员。县学生员数额规定为20人，教材仍以儒学经典为主。清初至鸦片战争的近200年间，学校制度基本沿袭明制。据《清史稿·选举志一》记载：“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员额时有裁并”。自隋唐至清末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因分科考选举贤得名，它的创立与发展，对封建时代的教育文化，官僚政治，社会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元明清时期的礼县官学主要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基本模式——书院教育。只不过清以前的书院教育记载不清，可以说书院教育为礼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一时期除书院外，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礼县在启蒙教育方面同样出现过社学、义学、私学。社学形成于元代，盛兴于明清，带有“普及教育”的性质，其教学内容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学》、《论语》、《孝经》等，元明清三朝所颁布的有关社会法令，规定了社学的学习对象，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社学有自己的学田，学生人数一般不太多，教学也因时而定。地处西北陇南山区的礼县社学建立较晚，发展缓慢。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春，礼县知县孙文镜“始捐俸钱，兴修社学”，地址在县城东北隅，其匾曰“天嘉书院”。义学也称义塾、学会，是为同族子弟或同一乡里子弟设立的启蒙学校，带有扶助同族、同乡穷苦人家子弟性质，礼县义学出现于清朝，起补充书院设置不足的作用，但规模不大，数量也较少。雍正元年（1728年）清朝廷“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此令颁布23年后，于乾隆十年（1745年），礼县县令方嘉发于县治之西建立义学1处，四乡设义学5处。同治九年（1870年），礼县知县容养正设义学2处（乡、县各1处）。光绪二年（1810年）礼县县令陈廷桢于乡下设义学2处。光绪五年，礼县知县卢泳清（湖南宁乡附生）增设义学1处。光绪八年，知县张汝学（江西萍乡举人）增办义学3处。当时，礼县县城内有义学3处，一在文昌宫（今小南街武装部），一在白衣巷（大南街城门内），一在考院（原东关小学）；礼县乡间有义学5处，为红崖、崖城、大潭、洮坪和岳平。私学也称私塾，是个人或民间所办的学塾，也是实施启蒙教育的场所。礼县私学设立的情况一般是塾师在家中招收学童就读。称为“私塾”亦称“门馆”、“设帐”。私学的教师称“塾师”、“先生”或“西席”，一般只设一名，由老童生、生员、贡生、举人、落弟儒生来充任，校址多设在祠堂庙宇。塾师的酬金称“柬修”，主要由学生负担，学生在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等节日，还要向塾师馈赠钱、粮食品，不过数量一般不多，塾师收入还是比较微薄。私学通用的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私学管教学生主要是体罚，从打手板、罚跑到鞭打，这种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方法，使学生见了老师有“抬头怕见先生面，宛如老鼠见狸猫”之感。

元明时期，在礼县历代教育的沃土上，人才辈出，名闻遐迩。曾经“历事九朝”、担任过礼店文州蒙古汉军两番军民氏元帅府元帅的赵世延，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礼县人，也是元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书法家、教育家。他晚年曾参与主持篆修《皇朝经世大典》，去世后被追封鲁国公、谥文忠。元代礼县人赵浒心以武功事元世祖，累官汉阳督元帅，时称边将之良；礼县人石吉连曾任礼店文州汉番军民元帅，以功迁至行省右丞，封秦国公。到明朝时，礼县人门克新官至礼部尚书，闻名史册的《万里长江图记》就是门克新的作品，门克新一生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的同时，也是一名教育家，他在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入朝前，本身就担任着秦州教谕一职，而且因为教育工作出色，他才得以升迁。在明朝，还有洪武初年被授予荣禄大夫，继又加封光禄大夫的礼县人杨清；有去世于万历年间，疏庆元年恩加奉议大夫的礼县人赵孟乾；还有明万历已卯（1579）举人礼县人赵赏瀛等杰出人才。礼县除元朝有进士1人外，明朝有进士1人、举人1人、贡生73人。

礼县清代教育比元明时期有明显发展。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知县万世伟“重修文庙”，易地在县城西南。清乾隆四年（1739年），县令程鹏远大加重修，建筑宏伟。其地址移在“文庙在旧所城东街”（今秦都大酒店院内）。殿内悬有“万世师表”之扁，正中设孔子牌位，左右为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礟（pào），亚圣孟轲牌位，称为“四配”。两列设春秋时间闵损、冉雍到宋代的朱熹等12人的牌位，称“十二哲”；殿前两厢设“七十二贤”牌位。孔庙前东街左右建有两座牌房，牌房扁额曰“道贯古今，德配天地”。清世祖顺治十三年（1657年）知县欧阳瑊择地修建学署（负责全县教育事宜的行政机构）“在文庙之东”（原东关小学西侧）。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知县万世伟加以重修。雍正十一年（1746年），县令程鹏远“捐俸重修学宫（学校）”，对学署大加补茸，宫墙焕然一新。道光十九年（1839年），县令彭番云又加重修。学署修建阔绰，座北向南大门，进大门三院，中院有尊经阁，上层藏书，下层为大堂，后院为训导（百姓称“学里老师”）办公的地方和住房。训导除管理教育外，还负责祭孔活动。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知县萧良庆创建礼县考院。《礼县新志》载：“旧无考院，每县试，童生列坐署内堂下，风日暴露。创修考院，堂厩房廊，号舍厨房皆具，应试者至今感焉。”其建筑规模，“考院大门三楹（三间），门内差房（东西房）各三楹，仪门三楹，厅一，东西号舍（考生住房）各七楹，堂三楹，东西耳房各二楹，内院房三楹，东西厢房各三楹。”礼县各私学学生进行童生试的第一试——县试，就在礼县考院进行。清代后期礼县有影响私学越来越多，当时有影响的私学如：郭人灵，字秀升，品端学粹，以明经设帐（私人设馆办学），门生居多，栽成者众，著有《稿末集》；马昭，字子明，设馆教书，“诲人必以规矩”，门下考中秀才，入县、州、府学肄业的生员甚多，著有《诗抄末集》；王笃本，字实之，不趋时势，设馆教书。与王彭龄（道光时举人）为友，咏歌结社，著有《荫古精舍稿末集》；楚凌云，字汉章，增生，设馆教书，启迪众生，成者广；王彭龄，字仲钱，道光年间举人，县城王府之子，为礼县一名士，考授内阁中书候选知县，因清淡仕途，设帐教书。著述甚多；陈子情，附生，能文，下笔千言，不易一字。赴乡试不中，设教乡里，毕生教书，成者众；张文藻，庠生，不求荣利，设教乡里，门生成者亦广；王怀熙，庠生，设教乡里，造就甚多；黄品特，庠生，设馆教书，身居私塾，常年不归家，后精力毫尽，死于私塾，“门生如丧考妣而厚葬之”；杨选清，附生，设教乡里，成者众；田作霖，增生，设教于固城，教书循循善诱，成者众；刘照书，廪生，学识渊博，不慕仕途，在固城卢家山设馆教书，造就人才，从教几十年，累计弟子几百人，辞世后，门生刻碑于墓前，以志纪念；陈槐荫，监生，未出仕，在家乡固城街设馆教书二十多年，门徒数百，成者众，寿终后，门生刻有石碑，志其功德，纪念名师；田获霖，落选生员，在固城万河家乡设教多年。

礼县清代教育比元明时期有明显发展，科举人数也有明显增长。清朝礼县共有进士4人：1823年，礼县永坪乡平泉村人黄大奎科举中武进士，名列鼎甲第三名探花；1876年，礼县城关镇人李应紫试中试式丙子科进士；1888年，礼县城关镇人焦志贤乡试中式戊子科解元，十八年中试式壬千辰科进士；1894年，礼县城关镇人梁士选试中式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会试过科及弟，中试登乙未科进士。同时，清朝礼县共有举人30人（包括武举14人）、贡生270人。

清代礼县涌现的重教人士和教育名师比前朝更多。如重教人士有史书记载的1681年担任四川督标副将的镇国将军、礼县红河乡花石村人吕锦参加进剿吴三桂叛乱的战斗后返回故里，出资创立义学，请名师教授穷人子弟；清初任甘宁抚标营宇备的礼县人杨体元，他“待人谦逊雍客，礼教师儒”；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谢世的刘韻设帐课徒，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虽年事已高，朝课夕惕，勤之不己，其逝世前几天，已是力不从心，犹带病批阅文字；咸丰十一年辛酉科（1861年）选拔为生的蒙颁赐，主讲礼兴书院，门生成名者甚众（进士二人、举人二人、岁贡三人、例贡七人、廪、增、附生五十七人）；1905年，礼县知县穆腾额就“礼兴书院”改设为“礼县高等小学堂”，设教习员，学生正额30名。这一时期的教育名师还有“以儒为业、主讲书院、因材施教、勤于课业、严格要求”的元代中书平章政事鲁国公赵世延后裔赵伟业、赵勋业、赵桂林、赵东阳等；“以教学传业、对一县文风振兴颇有贡献、为礼县教育世家”的郭履泰、郭人杰、郭人灵、郭祖荫等；“下笔千言、不易一字，毕生教书、成才者众”的礼县名师陈子情；身居私塾，常年不归家，后精力毫尽，死于私塾，“门生如丧考妣而厚葬之”的礼县名师黄品特，“主讲礼兴书院，门生成名者甚众（进士二人、举人二人、岁贡三人、例贡七人、廪、增、附生五十七人）”、宣统二年（1911年）门人一百四十多人立德教碑、以志恩师之德的蒙颁赐；“清于仕官，设帐乡闾，教学以终”的礼县人附贡生王揆一；曾经主讲天水书院，门下被泽者众多的礼县进士李应紫；主讲礼兴书院，“学以立品，辨表为先”，曾任礼县劝学所长兼劝学总董的礼县进士梁士选；曾主讲永兴书院，西和漾源书院，阅奉州试卷，病逝后秦州承贯书院山长任承允为其铭基的礼县进士焦志贤等等。

纵观礼县漫长的封建时期2000多年的教育，由于历史上经济落后，地域阻塞，多发战乱，人口数次迁移等多方面原因总体上发展还是很缓慢的。一直到清朝末期，礼县总人口的文盲率仍超过95%。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礼县接受学校教育及所谓的正规教育的人数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根本没有享受学校正规教育的权力和机会。礼县广大劳动群众只能接受一些非学校正规教育以外的一些原始的教育性活动，如历朝历代的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知识自然传授；个体劳动技艺师傅带徒弟的口授心传；通过观赏戏剧，曲艺等文艺演唱节目接受所谓的“高台教化”，通过敬神等宗教活动接受所谓的“神灵教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