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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从前不慢

 cat1208 2018-04-21



之一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有好多年了。在书店随手拿起来,注意到封底印的两段话: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部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捷克有一句谚语用来比喻他们甜蜜的悠闲生活:他们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户。凝望仁慈上帝窗户的人是不会厌倦的:他幸福。


这该是昆德拉书中的自己话吧。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慢的乐趣”?你怎知道古人就喜欢慢呢,他们只是无法更快,也不知道更快罢了。那些“英雄”,那些“流浪汉”,是在忙于到处“揾食”吧,哪里是在“闲荡”、“漫游”呢?只是到了现代有闲社会,才会出现本雅明式的闲逛者。唐人卢仝咏鹭鸶诗有“欲捉纤鳞心自急……傍人不知谓闲立”之句,昆德拉所谓“慢的乐趣”,正类似于“傍人不知谓闲立”的想当然。仅就这些话来看,昆德拉未免以今律古,一厢情愿了。


而昆德拉式的喟叹,在中国作家笔下也不难见着。


最多人传诵的,怕是木心的诗《从前慢》(收入《云雀叫了一整天》):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周晓枫在《浮世绘·只顾拼命往前跑》(收入《有如候鸟》)里有更直白的表述:


甚至是爱情,都懒得酝酿与沉淀。在悠远的中国古代,人们舍得用大量的时间来思念和等待。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那些古人害羞到笨拙,克制到古板,一生来不及经历几段情感。……快节奏里,什么都是浮光掠影,混乱,动荡,转瞬即逝。一切都是破碎的。认识是破碎的,好奇是破碎的,热情是破碎的,仇恨是破碎的……我们失去了专注的能力,失去了水滴石穿的耐心。


这些,无非透露出一种文人的怀旧感而已。相对于“从前”那个年代,车、马、邮件又何曾慢呢,那已是当时的最高速度好吗?“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生来不及经历几段情感”?他们可是能三妻四妾外加青楼,也即同时爱几个人、经历几段情感的。白居易“三嫌老丑换娥眉”,杜牧“十年一觉青楼梦”,恰恰是“从前”才可能有的事啊。


在技术革命发生之前,在文明和生活提速之前,古人的“慢”,并不是慢的——没有现代的快作为对照,本无所谓慢。我们眼中的“慢”,在他们却是常速,甚至是高速了。古人不会觉得他们是在过着“慢时光”。必须得体验过了现代式的“速度与激情”,才可能生发出重回昔日的心理冲动,才可能生发出对“慢时光”的留恋。


假若古人真那么喜欢慢,不喜欢快,就不会有那么多对速度的奇思异想,不会有列子“御风”、费长房“缩地”之类的神话了,李白也不至于因“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而大惊小怪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技术条件,因之,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风貌。我们已习惯了快,就不可能再回到慢的境地。说到底,对“慢”的礼赞,对“慢”的浪漫化,是一种“生活在别处”式的小资情怀,一种对高速时代的心理不适,一种浮泛的技术怀旧主义。



之二


新旧媒体的最大差别,无疑是传播的速度。技术愈新,速度愈快,人人都追逐速度更快的新闻,手机、报纸之间的竞争,有如传播界的龟兔赛跑,而这只兔子是不会停下来的。但我们不要忽略一点,传播技术固然与时俱进,而追求传播迅捷的心理,却古今无异;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要快,报纸时代要快,甚至前报纸时代也是要快的。


试以古人发表作品的情形为例。


南朝时谢灵运文名极盛,虽隐居乡间,却不碍其作品的传诵。《宋书·谢灵运传》云:


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按:《南史·谢灵运传》作:“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


中唐时元稹、白居易并称,所作号为“元和体”,是当时的“畅销作品”。元氏去世后,白氏为他作墓志铭,形容其诗的流传:


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相国武昌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


其实,这更是白居易己作流传的写照,他是在自己夸自己呢。


又有一则苏轼贬官后的轶事。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六载: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


苏词里“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云云,无意中写出了太守宴乐时不合法规的事,太守知道东坡的文字传布极快,担心授人以柄,故急急到来请东坡不要外传。


清代黄景仁在朱筠幕中时,参加了采石矶太白楼之会,写下著名的七古《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其友人洪亮吉后来述此事曰:


赋诗者十数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


谢灵运的“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元、白的“无胫而走,疾于珠玉”,苏轼的“京师便传”,黄景仁的“一日纸贵”,都可见作品发表和流传之速。自然,这些皆是文学史上的顶尖角色,等闲之辈达不到这样的传播效应。


以上这些例子,大体都是手抄式的传播,此外更有版刻式的传播,那就更为难得了。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记载乾隆时事:


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


“出日”,谓日方出。以清代的刻书条件,当天即编辑成编,三四日即“出版发行”,堪称速度惊人!这里的“马氏”即马曰琯、曰璐兄弟,系在册盐商;“程氏”即程梦星,“郑氏”即郑侠如,皆是盐商子弟。他们都算得上文人型的富豪,在文化人里是最有钱的,在有钱人里是最有文化的,故能不惜成本,成就此古典出版史的奇迹。


与此相应,欧洲出版史上亦有其例。法国卡里埃尔提到:


巴西大收藏家何塞·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的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多国多语种同步发行的畅销书。([法]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第50页)


仅由这两个例子来看,十八世纪扬州盐商的出版效率,尤过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佬呢。


观乎此,可知古人的传播技术固然较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就凭着人肉复印机、人肉印刷机,凭着人肉粘贴、人肉转发,居然达到了“疾于珠玉”、“一日纸贵”的地步,你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吗?卡里埃尔就说:“在雨果的例子里,过去的效率高于今天。”谁说“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呢?




同治五年(1866),旗人斌椿率队游欧,在荷兰参观时赋诗一首,为荷人刊于报章。斌椿遂又作了一篇七绝《昨观火轮泄水,偶题七律一首,已入新闻纸数万本,遍传国中。今日游生灵苑,所畜珍禽异兽甚多,长官具中华笔墨索题,走笔》:


遐方景物倍鲜妍,得句频联翰墨缘。今日新诗才脱稿,明朝万口已流传。(《海国胜游草》)


习惯了“从前慢”的人,见到自己作品隔日即街知巷闻,兴奋是自然的。这当是中国人初次于报纸——那时的“新媒体——发表作品后的反应。而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初遇互联网的种种花样,心情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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