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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毓喦，又名爱新觉罗·毓岩（1918年—1999年），当代书法家。生于北京王府井。是中国满族爱新觉罗宗族的王子，被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私定的继承人，也是他的远房侄子。晚年述着《末代皇帝立嗣纪实--宣统皇帝有否龙种传世》。 1945年满洲国灭亡，毓喦和溥仪被苏联送往西伯利亚当战俘。溥仪1950年在西伯利亚时封毓喦为满清继承人。 爱新觉罗·毓喦，他作为秘储皇子，溥仪的侄子，溥仪的心腹之一，从伪满开始，追随溥仪十年，洞悉末代皇帝心态，亲历历史更迭。1993年出版了一本由爱新觉罗.毓喦口述，贾英华撰写了《末代皇帝立嗣纪实--宣统皇帝有否龙种传世》书。 在收容所里全然没有了过去伪满宫廷的等级界限，惟有溥仪，仍每天不干活儿，被苏联静静地养在收容所里头。 在此前后，苏联当局已经开始了遣返日本低级战俘。这时，处理日本高级战俘之事，显然也已迫在眉睫了。闻此，溥仪就又慌了神，他虽然多次向苏联政府催促关于要求留居苏联的答复，但一直杳无音讯。他惟一求得精神解脱的就是，每天吃过晚饭后便一次又一次地诵经念咒，乞求神佛保佑，而且一再地摇着他那铜钱，占卜打卦。 由于留居苏联音讯全无，他好像觉得被苏联送回中国已经成为定局，难以避免，也就认定回国后必死无疑，目前只是临死前的喘息。在这种心态下，溥仪不得不考虑到了根本不存在的 “后事”。倘若一旦不妙，真要是逃脱不了见“上帝”的命运，自己连一个儿子也没有，那么谁能承继“香火”呢？谁能继续秉承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复辟 “大清帝国”的宿愿？ 想来想去，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以为很快将被送回中国了，于是就在一九五○年六七月间的一天傍晚，大约七八点钟，向我宣布了关于“立嗣”之事。以往，我们那间房子里一共住着四个人。除了溥仪和我以外，还住着我的七弟毓嶦和张绍纪。偏巧，那天其他的人都不在，房内只有溥仪和我二人。 “我今天，要和你说点儿心里话。”当时，溥仪亲密地拽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显得异乎寻常。我看出他有事要对我讲，便对他小声地说:“您如果有什么话，尽管吩咐我。”溥仪说到这里，似乎动了感情，眼睛里闪射出一种激动的目光。他凑近了些，面对面地对我一句一顿地说道:“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立你作为我的‘皇子’！”听到这里，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因为，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这个主意。“皇上”立“嗣”，自古以来就是一件特大的国事。多少人曾为皇上立“嗣”这种事，自相残杀，死无葬身之地……而我在瞬间，竟然成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继子，简直不可想象！我看着溥仪那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在与我开玩笑。 “毓嵒，”溥仪极为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现在就跟着我，向列祖列宗行礼！”于是，我跟随着他伏在地上，面朝黑皮箱，向心目中的“列祖列宗”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我又按照他的要求，转身向溥仪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坐下吧。”溥仪让我重新坐下后，又对我嘱咐说:“你以后要对我更加尽忠尽孝。要和我一样，念念不忘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 此时，我已经被他这个突然“立嗣”的举动弄得惶恐不安，只会连声说着:“是，是，皇阿玛！”“君臣”变成了“父子”。他是退了位的“皇帝”，我是败落了的王爷的后代，而他竟让我继承他那个实际已经不复存的“皇位”。 在溥仪长期的 “恩威并施”的教育之下，我早已经逐渐地成为了他的忠实“奴仆”。对于他的意图和旨意，我是说一不二地执行，绝无半点虚假。无怪乎，有人便在背后骂我是溥仪的“马屁精”。而事实的确如此。只要是有人说了溥仪的坏话或者是做了对于溥仪不利的事情，我总是要赶紧去向溥仪汇报。对此，溥仪是非常满意的。我的信条是:以“君辱臣死”为己任。也许是溥仪看出了我的这一点，他才对我格外信任。
据我所知，这也就是溥仪之所以在看到申请留居苏联希望不大，被遣送回中国前夕，看中我并将我 “立嗣”为他的继承人——皇子的主要缘故之一。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关于“立嗣”之事，溥仪早已酝酿了很长时间。最初，溥仪看中的是毓嵣而不是我。从头脑的灵活程度以及接人待物而言，他在哪一方面都是比我略胜一筹的。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毓嵣变得越来越不听溥仪的话，甚至在某些方面公然违抗溥仪的旨意。所以，溥仪对他极为不满。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溥仪待人的一贯作法。在战犯收容所内，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声称，但是他的骨子里仍旧是“依然故我”。按照这一条原则，溥仪与战犯收容所内的几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几经磋商，最后“立嗣”的对象，自然而然地选定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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