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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笔者先后进南京第四中学求学。在该校西南角的语文教研组为一古老的四合院，青砖黑瓦，院井里铺着青砖，长着两棵大树。四合院面对龙蟠里古街的前两间房间旧为一小庙，当年四中基建部门为扩建语文教研组，特拆除了这个小庙。在清理“土地老爷”的塑像下的祭台时，拆开一块块古砖突然发现里面有口小棺材，约2尺长，1尺宽，棺材保存完好，令施工人员和围观者啧啧称奇。因为在人们印象中极少见到这样的事，所以都感到惊奇。那时笔者在去语文教研组取送作业本，恰巧目睹了这一幕，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印象中祭台内很干燥，灰土皆为灰黄色。小棺材静静地卧在那里，谁也不敢贸然打开。后征得校方的同意，施工工人取来锤子等工具打开小棺材，只见棺材内铺着一层细绸子，正中躺着一具儿童的尸体。小古尸约有5岁左右，穿着青色的袍褂，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瓜皮小帽，帽檐正中镶着一颗玻璃珠子。在场的几位工人皆以为那是一颗宝石，纷纷伸手去抢夺，后为施工队长得到。后经珠宝商鉴定，那不过是颗玻璃球而已。笔者那时年龄尚小，对这一情景也感到惊奇，挤上前去仔细观看，故而时隔半个多世纪仍留有很深的印象。由于祭台很干燥，棺材内外又可能放有檀香类香料，异香浓郁，使得那小古尸得以保持栩栩如生。那小古尸的双目紧闭，面孔淡黄色，貌相甚为清秀。仿佛在沉睡，实际上已辞世多年。当时大家都急于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围观中的四中教职员工也都搞不清楚。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很淡薄，也没有人向文物保管部门报告。施工人员出于谨慎，请教了龙蟠里中段一位相传是清代大文学家方苞的直系后人方策先生（那时他在龙蟠里粮站工作，是位老会计。当地人传说他对红楼梦等古典名著颇有研究，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也很感兴趣，就赶到现场仔细察看，对那口小棺材内的小古尸仔细端详，沉思良久，却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去请教在南图古籍部工作的陈方恪先生再做定论。 方策知道，陈方恪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且年岁较高，阅历很广。那时陈方恪就在龙蟠里南图古籍部工作，是一位专职研究员。后来笔者才知道陈方恪乃是民国名诗人陈三立的儿子。陈三立很有名气，素有金陵诗坛门祖之称。陈方恪本人也是位诗人，学识渊博，成名较早。上世纪50年代他家住在城西普陀路上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洋楼，家里堆满了古书。在南京文史界有很多朋友，政府官员对他都很关照，同时他本人钻研学问也有独到之处。方策去拜访时谈及此事，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就随同方策前往200米外的四中基建现场察看。陈方恪看得很仔细，对那口小棺材反复端详，又看了棺木的质量和小古尸的衣着，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可能是旧时淫祀的牺牲品。陈方恪讲，据他所知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地方就有淫祀之习，如西门豹治水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地方官府往往勾结民间恶势力，重金买来童男童女，找来巫婆祷告，将被捆绑的儿童杀死或活活推入河水中用于祭祀传说中的河神或者妖怪，以求一方平安。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中学生语文课本中就有“西门豹治水”这篇范文。据陈方恪考证，那小庙中发现的那具小古尸年代距今并不久远，大约只有六七十年历史。而且据他所知南京乃是千年历史名都，人文昌盛悠久，极少有此淫祀之陋习。据陈方恪讲这极可能与光绪年间上元两江知府涂中兴有关，因为涂中兴就是多次出现淫祀的江西萍乡人。旧时湖南、江西边远深山老林中盛行淫祀，土豪劣绅征得官府的允许，买来穷人家长得清秀的男孩女孩各一个，将他们打扮一新，而后灌汤药毒死，抛入山林，或简略埋葬在山神庙或土地庙中，用于供奉神祇。上世纪30年代文人黄峻有篇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陈方恪据此介绍：明清时期湘、赣、闽的深山老林屡屡出现各种淫祀，官府或纵容，或出个告示就了事，并不追究为首淫祀者的责任（黄峻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对于古文、经文皆有很深的功底。他在1937年抗战初期因向日本人提供情报被处决，成为遗臭千年的大汉奸）。不过，他留下的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因为有很高的文史价值，近年我国还在出版。陈方恪推断这淫祀事件极可能与清末的涂中兴有关，他对南京同乡中因经营木材而致富的一些人搞的这次淫祀暗中纵容，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想起这一幕，笔者很是感慨。陈方恪先生对这一淫祀事件的破解还是很有见地，因为他顺理成章解开了这个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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