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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王世襄先生就会提及那张著名的“大圣遗音”琴。那是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求得的。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珍有，1948年，王世襄夫妇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其中一枚，为王世襄先生母亲遗物。经著名琴家汪孟舒先生介绍，从锡宝臣先生之孙章泽川先生手中求得。从此视同拱璧，不曾须臾分离。直到2003年，王世襄因为“琴的另一位主人已经不在了”而将其拿出拍卖。 王世襄爱琴，与他的夫人袁荃猷分不开，袁荃猷师从汪孟舒、管平湖学习国画及古琴，于1947年与张伯驹、管平湖、王世襄等一同发起组织北平琴学社，与杨葆元、关仲航、溥雪斋等经常琴会雅集。家中几把唐宋元明的传世名琴，袁荃猷学琴、抚琴的日常用器，因此，王世襄常常以“琴奴”自居，古琴也成为他们夫妻几十年恩爱生活的见证。夫人久病辞世后，王老先生悲痛恒久，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连同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尽数释出，交付古物市场拍卖。 “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出了891万元的天价，创出当时中国古琴的最高拍卖纪录(去年5月22日，此琴再次在嘉德春拍上现身，并以1.15亿天价成交)。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琴值万金的卖场喧嚣之中，王世襄却轻轻一挥手，将家藏的另一张同是传世稀珍的宋琴，无偿送给了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曾跟随袁荃猷学过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就这么一句话，万金过手而不假辞色。 可以用倾世之价为心爱宝物寻一个华贵的寄托，也可以将一言九鼎之约托付给两袖清风的少小知音——这就是“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一个真藏家，虽万金难鬻却举重若轻。 “文革”动乱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百废待兴，在中国大陆学弹古琴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人对古琴感兴趣，可以说是荒漠一片。但就在那时，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从各个方面对濒危的古琴文化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们研究并参与制作了古琴专用的琴桌，并接待海外来访的琴家。每逢这种活动，王先生都兴奋异常，在家中准备饮食和接待来客。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曾颇下心思研究制作保护古琴的琴囊，使之具备护琴功能，从艺术上能与琴体和谐，当时考虑过各种织料，包括采用缂丝以及不同工艺制作，甚至为此还曾询问过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另外他们还研究过制作丝弦。 再后来，古琴文化在中国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两位老人对此寄予了厚望。他们对一些初制作古琴的斫琴人给予支持和鼓励，向他们传授关于古琴的知识和制作方法，还曾参加过为不同琴家特制古琴的评比展示活动。 但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经济上变好了，玩古琴的人也多起来。按说，这本应是件好事，可也不知怎么的，古琴活动变“味儿”了，慢慢地出现了两个不好的趋势，一是把古琴当作附庸风雅的道具，用它来撑门面和拔高自身形象；二是一些人利用古琴牟利，本来最不商业化的古琴，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有一次，王先热情地参加了一个古琴评选活动。他为选出的十张古琴一一题写了琴名，并由一位篆刻家镌刻在琴上。未承想这十张琴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明码标价，借着有王先生题字题款的噱头给卖了。主办方事先并没有告诉王先生，事后也没再理会。直到一两年后，王先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着实为此烦闷了一阵子。他说这些琴的制作并不都是很好，他只是为了鼓励制琴人，才为其构想了琴名，并认真题写。这件事之后，这种商业化现象愈加严重，令人伤心不悦。 王先生一直认为古琴文化高深邃雅。古琴的音量非常小，不同于其他适合为满场听众演奏的乐器，它更适宜在文人之间表达思想，交流心灵，多是三两知己，在安静的文会雅集中弹奏，这在许多传世的古代绘画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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