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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罗生门》还是近20年前的事，那时在上中学还不会日文。后来学了日文专业，之后又转到历史，期间又被迫读过几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大概是有了些知识积累，以及年龄增长的缘故吧。今番受题主引诱，不禁又读了一遍《罗生门》，第一感觉就是，这篇小说完全就是一位古典文学爱好者的先锋实验。不过在这里，笔者不打算参考前人的书评及研究文章，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和“考据癖好”来做分析。 《罗生门》一文最早刊载于大正4年《帝国文学》11月号，彼时作者用笔名“柳川隆之介”，目录上则为“柳川隆之助”。此文被视为芥川隆之介出道作品，也是芥川文学的一座高峰。这篇小说在战后日本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高中生国语课的必读经典。 《罗生门》的故事梗概直接取材于《今昔物语集》第29卷第18话《羅城門登上層見死人盗人語》。原版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一个从摄津国（今大阪）到京都行窃的盗贼路过“罗城门”下，为避人耳目偷摸上了二楼。借灯光看到屋内一白发老婆子的诡异身影，初看是鬼，再看是人，于是上前质问。老婆子欲逃未果，只得实言相告，说她在拔死人的长发来卖钱。死者生前是老婆子的主人，死后无人处理，又不得借宿，以至于此（文末交代，当时不能收尸的死者经常被搬到罗城门上），并道好汉饶命（“但饶性命”）。于是盗贼果然饶了伊性命，而将死者和老婆子的衣服剥掉，并将死者头发一并夺走。最后，盗贼飞身下楼，头也不回地逃去了。 而芥川在《罗生门》中将这个故事进行了精彩的润色与扩写。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版故事的设定与原版有何不同之处，并由此展开分析。 一、从“罗城门”到“罗生门”： “罗城门”是平安时代，京都南端的城门正门。史上本无“罗生门”，这是“罗城门”一词在江户时代出现的讹误。两个词读音相同而用字不同。芥川偏用“罗生门”为题，似乎有意突出“生”的概念在文中的位置。 二、末世景观： “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懂等几次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这是平安时代末期，正是国内经济萧条，天皇大权旁落，武士势力抬头的历史转换时期。而这种历史转换也必将包含了人们精神层面的剧烈震荡，所谓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旧的伦理受到挑战。这个末世背景，也为文中“罗城门上摆放尸体”以及登场人物的作恶行为作了铺垫。而文中“下人”（代表武士）的巧取豪夺，似乎也与武家取代公家上位的丛林逻辑相吻合。 三、故事的1号主人公“下人”： 原版中盗贼的身份变成了“下人”（国内翻译成“家将”，港台用“佣工”），反而是一个有主从关系的人。平安末期，武士刚刚产生，从文中的“主人在四五天前将他辞退”以及“下人”拔刀的情形分析，他的身份应该是类似于失去了主人的武士——“浪人”。“下人”在饥饿与作恶之间徘徊不前，而他也自知恶念已经生成——恰如他脸上的“脓疮”——可又缺乏某种作恶的决断力——文中用了“勇气”一词。他的心理变化过程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揭示了文章的主旨所在：1，人在生存和道德之间的选择，2，以“惩罚罪恶”之名的作恶是否具有合法性。 四、故事的2号主人公“老婆子”： 新版中，老婆子与死者之间并无瓜葛，不再是主从关系。这让她成了“食尸体腐肉的虫子”般的存在，处于整个食物链下层。作者有意剥掉老婆子与死者的主从关系，让这三个人都处在彼此“独立的”、“陌生人”的立场，每个人从社会伦理上都没有对另一个人负责的义务。所以，老婆子的存在尤为关键，她与“下人”及死者都发生了联系，甚至可以看作她是二人之间的纽带。作者借老婆子之口道出了弱者的生存逻辑：“她干那营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干嘛。你当我干这坏事，我不干就得饿死，也是没有法子呀！我跟她一样都没法子，大概她也会原谅我的。”也正是她的所为和所言为“下人”最后卸下道德包袱提供了动力。 五、故事的3号主人公“死者”： 死者从老婆子的女主人成了“生前将蛇肉当鱼肉卖的女人”。死者身份值得玩味，这也是借老婆子之口揭露的——“这位我拔了她头发的女人，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的。要不是害瘟病死了，这会还在卖呢。她卖的干鱼味道很鲜，兵营的人买去做菜还缺少不得呢。” 这个“将蛇肉当鱼肉卖的女人”的故事则出于《今昔物语集》的另一则故事——第31卷第31话《太刀帯陣売魚姫》。真是不得不佩服芥川的剪接水准。《太刀帯陣売魚姫》中的时间交代为“三条院还是天皇的春宫的时候”。历史上看，这应该是三条天皇在位时期，1011～1016年。再查看《日本史年表》则会发现更多细节： 1011年，京都西京町火灾，法兴院烧亡；1013年，东三条院烧亡；1014年，内里烧亡，内藏寮·扫部寮烧亡，花山院烧亡；1015年，疫病流行；1016年土御门第烧亡；1018年，圆教寺烧亡。1020年，苞疮流行。 根据这些灾害可进行以下推断：1，灾害频繁印证了芥川交代的故事背景。2，推出“卖蛇肉女人事件”在1011年至1016年之间。3，武士的“浓疮”虽然是个隐喻，但其来历很可能与“苞疮流行”的现实有所联系。 六、三宗罪与罚的逻辑： “死者”生前拿蛇肉当鱼肉卖，可谓故事中的第一宗罪。她的理由是“不干就得饿死”，她受到的惩罚是死后被人薅掉头发，下场是死了，而且死无全尸。老婆子薅死者头发，是故事中的第二宗罪。她的理由是“我不干就得饿死”，受到的惩罚是被“下人”夺取头发和衣裳，下场极有可能冻饿而死，或者被死者染上瘟疫而死（毕竟死者是瘟疫而死）；三、“下人”夺走老婆子和死者的衣服以及薅掉的头发，是第三宗罪。他的理由是老婆子提供的“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他似乎没有受到惩罚，作者只在文末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答案——「下人の行方は、誰も知らない」（下人的行踪，无人知晓）。这个“无人知晓”的不只是“下人”的去向，也是对他的最终命运的质询。这个地方看似和《今昔物语集》里面“头也不回地逃去”是一样的处理方式，但芥川用了“谁”这个表示他者的词，则创造出一种读者参与的语境。而根据前面恶有恶报的逻辑，“下人”的下场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吧。然而，稍加思索便不难发现，“下人”实际上可能已经受到了惩罚——他很可能吃过死者生前卖的蛇肉。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报应循环。 另一方面，每个人物在行“恶行”之时，都有一段谴责他人“罪恶”的说辞。老婆子说：“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下人”也说：“那末，我剥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这样，我也得饿死嘛”。 每个人物都以他人之“恶”来缓解与稀释自己的“恶”，都让他人为自己的“恶”来负责。芥川的厉害之处就是挖掘出这种人性中的扭曲。 七、生亦何欢——《罗生门》解题 到这里，再回头看“罗生门”的“生”就有了更深层的意涵。求“生”——“为了活下去”的执念，即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行为逻辑，也是说服自己并掩盖罪恶的手段。日语中有句俗语“食うか、食われるか”，即“吃掉（对方）还是被（对方）吃掉”，说的正是故事所阐明的这个残酷而无奈的现实。但故事中每个人物竭尽全力的“生”都是以“吃掉别人”的形式存在，其结果又似乎都是被食物链上层“吃掉”而结束。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的呈现，“罗生门”正是繁杂的“生”叠罗在了一起，然而这会是一座“生门”吗？ 每个人的“恶”都建立在他人“恶”的基础之上，似乎也都是对他人一种变相的惩罚，这种以恶惩恶的逻辑，究竟会让人上“天国”还是下“地狱”？ 这些问题如同下人的行踪——无人知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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