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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作为中国古代极其崇尚的一个审美准则，“含蓄为上”一直是传统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这种“含蓄”并非“不得而知”，而是无需言明。类似于佛经“拈花一笑”这种无需言明的心意相通经常以“暗喻”的手法运用在艺术创作中，不仅是文章诗词，即便一幅对联或者一块牌匾，都讲究“有出处、有典故”，在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同时，还根据场所、用处以及创作者的情感追求，以极为含蓄的方式暗示出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使得艺术作品表现出极强的趣味性。 在《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这部电视剧中，除了动人心魄引人入胜的剧情，演员精湛的表演和精美绝伦的服饰道具之外，剧中的匾额和对联也对剧情推进和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剧中的对联和匾额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褒义的对联及匾额；二、对人物行为进行暗讽的对联及匾额；三、没有明确褒贬暗喻的对联及匾额。分类时多契合电视剧中场景，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及情节发展，来推测场景中对联及匾额所表达的暗喻作用。 褒义的对联及匾额主要出现在胡宗宪所在的浙江总督府、裕王府、高翰文府、海瑞所在的淳安县衙、谭纶所在的南直隶衙门等。通过对联内容的分析，此处出现的对联及匾额，均是对以上场景中主人性格、言行的褒扬。如海瑞所在的淳安县衙，对联：“官清民静，清浊分明”、“执法如山，爱民若子”，匾额：“德政民安”。说的就是海瑞刚正不阿，廉政爱民，所以“官清民静，清浊分明”、“德政民安”。还有对胡宗宪性格沉稳、能够顾全大局的赞扬：“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忠义盖世”、“海不扬波”等对联及匾额。 对人物行为进行暗讽的对联及匾额出现在严府及巡抚衙门。主要是对郑泌昌、何茂才及严世藩行为的批判。浙江巡抚的对联及匾额：“政通人和民心顺，风正气清民康乐”、“尊道贵德”等，看似是褒义的，但是结合郑泌昌、何茂才的行为，及在浙江巡抚中发生的情景，不难看出，这是对“郑、何”行为的一种讽刺意义。 而严府的这幅对联写到：“欺人如欺天,负民即负国”，是在严世藩为高翰文践行的场景中出现的，非常具有典型讽刺意味的画面就是高翰文跪谢严世藩时候，出现画面构图，左侧为“负国”，右侧为“欺天”，说的就是严世藩的行为，欺天负国，误国误民。 在对本剧的对联进行梳理时，可以看到剧中的对联均流露出很浓厚的文化韵味。剧中出现的对联全部都符合传统对联的特征。剧中对联出处大部分都有考究。流传下来的佳对有“知事忍事不多事，静心养心不欺心”，“象天制圆轮旋日月，行地致远路越河山”等等。这些对联大约由如下来源： 一、来自于诗句。如在北京高翰文住处出现的对联“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这句诗出自唐·宋之问命题五律诗《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裕王府的对联“明月超然怀远鉴，绪风和处觉春生”则出自唐《王居士砖塔铭字》表现了裕王的恬淡平和。 二、来自于历史建筑。例如在裕王府、司礼监和严府都出现的对联“梦入神机橘中秘，适情雅调梅花谱”，是九龙寨城公园橘中秘亭中的对联。而在浙江总督府、司礼监和江南织造局出现的对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是明朝名臣杨椒山专门为北京老字号“鹤年堂”题写的楹联。来自裕王府和内阁的这副“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则来自于龙虎山天师府，暗合剧中崇尚道教的精神。 三、来源于史实。第三十一集的北镇抚司衙门的对联是“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跟牢”。这个故事南宋时期有个官员余某，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上任时在行署大门自题的对联，表明他肩负重任，脚踏实地，以十年为期，治理全蜀的决心和意志。 四、来自历史典故。在第三十七集中，嘉靖帝与群臣提到了一个对联：“三光日月星，四德亨利元”，曾经出现在《杨公笔录》中，后又曾出现在南宋的《桯史》中。其中“三光”古时指“日”“月”“星”。在《庄子·说剑》、唐代诗人元稹在《有酒》、《四库全书》太平部的《法海遗珠》、《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中都曾出现过对“三光”相关的诗句。可见“三光日月星”一联并非凭空捏造，而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南宋的《桯史》中说的是“东坡属对”的故事。第一对，苏轼对的是：“四诗风雅颂”， 第二对说的才是：“四德元亨利”。四诗风雅颂”的典故来源于《诗经》。“四德亨利元”，这一对是因为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名叫赵祯，祯与“贞”同音，属于“圣讳”，故苏轼说“此固仁祖之庙讳”，而删去一德。“三光日月星，四德亨利元”，此对被流传为“绝对”。嘉靖皇帝最后用了“贞者，吉也。”的评语，揭开了此次要求赵贞吉入阁的秘密。 纵观《大明王朝1566》全剧，不光里面的对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牌匾中也能看出编剧和道具做足了功夫。除了有一部分匾额的原句是有出处的，另一部分则是契合情景自创的。 首先以嘉靖帝为例，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从最初的“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到“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无论如何，嘉靖都是一个极难侍候的皇帝。  那么从这一点看来，嘉靖皇帝宫内的一切摆设、对联及匾额都能够反映出他的性格与人物特点。嘉靖皇帝崇尚道教，自嘉靖二十一年移居西苑，一心修玄，日求长生，几乎不问朝政。电视剧以“1566”为题，自然会着重表现嘉靖皇帝此时“求仙问道”的心态。所以我们看到议事朝房内厅中堂悬挂的是“上善若水”匾额，此句出自《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与此匾相应的，在嘉靖帝龙座的后面，用正楷书写着同出于《道德经》的“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剧中除了直接引述经典的牌匾之外，在嘉靖皇帝的宫中，还有自创的词句，如在练功房中高悬的“峻极神功”匾额。这类词句虽然并非古文原句，却同样有出处，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峻极”出自于《中庸》所载“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郑玄注“峻，高也”。在此处，嘉靖将其用于“神功”之前，也能够表明他对于道教玄功的追求。 另外严嵩府邸的匾额也是非常契合历史的。严嵩担任首辅十五年，与嘉靖这样一位暴戾多疑的皇帝相处这么久，也是需要很高的相处艺术。《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尤其是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后，那时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几乎将皇帝勒毙于床上。自那之后，嘉靖彻底变成了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情无义。而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只有这样，才能将嘉靖帝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事情不会变得更坏。所以对于严嵩的表现，嘉靖帝应该是心中有数的，故而嘉靖帝才会对严嵩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  那严嵩府邸所悬挂的匾额：“忠勤敏达”，就来源于嘉靖皇帝的御赐，电视剧中也是遵从史实，将这个细节展示出来了。 而在胡宗宪的浙直总督署衙门，有一个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宣芬散馥”，这四个字很容易理解，表现人物道德高尚，品德美好。按照剧中的表现，胡宗宪确实当得起这四个字。然而在这部剧播出之前，又有多少人知道胡宗宪这个人呢。可是如果按照历史上胡宗宪的本来面目，这剧就没法拍了，为了艺术创作，剧中必须要有一位身居高位而又高大全的人物。至于编剧为何要咋么安排，结合播出时候的社会背景，在看看胡宗宪出身于安徽绩溪胡家，就懂了。  如果我们要查“宣芬散馥”的来源，那么就能查到《太上感应篇》了。书中是这么写的：“香是离秽之名。而有宣芬散馥腾馨之用”。《太上感应篇》作为道教经典，内容主要是劝人遵守道德规范，时刻止恶修善自利利他。与胡宗宪在剧中的行为，再结合嘉靖皇帝信仰道教的行为，不得不为剧中的工作人员点个赞。 “宣芬散馥”作为匾额，并非只在电视剧中简单的出现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出处，就是颐和园的乐寿堂。字体与剧中的一模一样。当年乾隆为了给母亲庆祝六十大寿，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就把原来的翁山和西湖加以改造。乐寿堂原为两层建筑，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三年重建时，改成现在的式样，并成为西太后慈禧在颐和园内的寝宫。 乐寿堂乐寿堂内共悬有10余块匾，多为祝福取吉之意，如“慈晖懿祉”“画图金碧”“云榭风廊”“阆风凌霄”“太液云凝”“春波画舫”“烟霞舒卷”“万寿无疆”“宜芬散馥”“三岛风和”“惠蔼和风”“三秀华芙”等等。其中“三秀华芙”还出现在了嘉靖的议事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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