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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采访他时，正赶上一个熟人带着一个姑娘来找他。那个熟人先进屋，跟他嘀咕了几句，说这个女同志在单位受了些挫折，心情很坏，来请他说说日后的事。鉴于这种情况，请他嘴上客气点儿，不吉之处别说，“把她哄得乐乐呵呵走就行了。”
张延生有些发悚，“这不是糊弄人玩儿吗?”
那个熟人说：“她现在心灰意懒，禁不住不利的话了。”
张延生勉强答应了，请那个姑娘进了门。
那姑娘约莫二十六七岁，娇小玲珑。她腼腆地坐下，咬咬嘴唇，嗫嚅道：“张老师，我在事业上已经受挫了，不抱什么希望了，只求您给看看我能找个什么样的爱人。”
我看了看张廷生，显然，所提只是个意向性问题，一个卦下来，几句话就可以打发了。
谁知一到这会儿，熟人所嘱托的，他好像撂脑勺子后面去了，基本素质和长期养成的习惯又主导了他，张延生闭目想了想，几个手指来回算了算，又把一个本翻过来放在沙发扶手上，用一个铅笔头在上面飞快地画了个小式子。看来，他不打算用模糊的推卦打发谁，而是力求给出一些具体的说法。
“哪年生的?”他问
姑娘又回答了。
他又接着算了算。
那姑娘身手挺得直直的，只坐了沙发的一个小边。她满怀希翼地看着他的动怍，神情间又似乎有几分骇怕。
他抬起了头，说：“你不是问你日后的爱人是什么样的吗?从卦象上看，你日后的爱人很敦实，挺黑。”
“个子呢?”姑娘像蚊子在哼哼。
“一米八左右，比你高出多半头。”
那姑娘坐在我对面，我看到她的脸色倏地变了。她急切地问：“他多大年纪?”
“跟你同岁，甚至还比你小两个月。”
“他家在哪儿?姑娘的声音战抖起来。
“离这不算近，西北—带，附近有山有水有宫廷建筑，风景很美。”
那姑娘呻吟了一声，垂下脸，用右手掌托住额头，好大一会儿才轻轻地说：“颐和圆一带……”
“就说这么多。”张延生收拾着笔、本，朝那姑娘的方向偏过脸说：“你去找他吧。”
我好生纳闷，捅了捅他问道：“你们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
“她懂就行。”他朝那姑娘的方向仰了仰下巴。
“真的吗?”那姑娘仍用手掌托着垂下的额头。
在这个瞬间，张延生变得深沉了。他用浓重的男中音坦诚地说：“真的。”
“谢谢！”那姑娘抱着大衣站起，低着头匆匆向外走，经过我时，她眼角上的一个亮点在我眼前掠过，那是一滴眼泪。
张延生关上家门回来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颇有感触地摇摇头，轻吁了一口，说道：“我从卦象感到，她日后的爱人正是曾被她蹬过的人，那人并不怨恨．也仍爱着她。而她也想恢复关系，又不知能不能成。我所说的几点，都是从卦上所看到的那个小伙子的特征。我认为这事能成。把这点告诉她，剩下的就是她自己的事了。”
“你估计最后结果是什么?”
“当他们都不再折磨自己时，可能春节就得办事。”他开心地咧开嘴，“你说是大而化之地唬弄她好呢，还是相对精确地把结局告诉她好呢?当然是后者好。”
我问他，占卦怎样才能做到尽可能精确。
他有些吱唔，似乎有难言之隐，吭哧一会儿才说：“我说了你也别写，写出去又该有人说我搞迷信。”
我说：“你就说吧，我知道该怎么把握住分寸。”
“那我就说啦。”他在屋里转了一圈，说道：“要想对人的一生预测的准，上来就得先搞清生辰八字。”
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按天干地支排成八个字，再用本干支所属的五行生态关系推算一生福祸，俗称批八字，相传始于我国时代的鬼谷子。张延生在为那个姑娘的婚姻问题起卦时，也问及了她的出生年、月、日，并代入了计算。那么，他与旧时算命先生的区别在哪里呢?除了方法，即他是严格按照《易经》中先天八卦的方法来推以外，他们对生辰八字的认识上亦有根本区别。
“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张延生边拉动着指关节边说：“有很多人认为排八字是算命，其实不是算命，是算场，是算一个人降生时辰的场效应。胎儿在娘肚子里时，是处于—个非常稳定的场中。羊水把胎儿悬浮起来，羊水可以吸收中子，防止中子打穿胎儿的核酸链而发生变异；母亲的体温摄氏三十六度，是—个恒温的环境；胎儿在母体中，各方面的压强是平均分布的。胎儿就在这个恒定的环境中发育着。但胎儿刚从母体中出来，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瞬间就马上就不一样了，温度、压强、呼吸方式、获取营养的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以至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场被立即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起来，发生着急剧变化以逐渐与大自然的场相适应。并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在人的一生中，只有降临人世的时刻，才是体内的场与大自然的场最充分协调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内场是运动的，外场也是运动的，两个运动着的场交感而产生了一种综合效应。由遗传密码所规定的人的一生，只能在这种出生时所确定的综合效应的影响下发展，这就叫运程。
因此，用易占预测一个人今后的道路时，不能不追溯到他出生的那个时刻，只有把那时的场效应充分考虑进去，所占才可能有点清晰度，才谈得上相对精确。否则，就是在那儿胡蒙呢。”
P256张廷生很重视占卦时的时间轴，每次给别人占卦时都要一丝不苟地看看表。有一次，他给别人占卦时，我也在场。来人问的是第三者插足问题，让张延生看完卦象后一口给否了。当时我冒出了一个想法：那小伙子是下午三点来求卦的，根据这个钟点变爻后所形成的卦没有第三者。而如果他上午或晚上来找张延生求卦，所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但由于时辰不同，变爻的位置也就不同，所生成的只能是另外—卦，这一卦的卦象上会不会可能就有第三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易占的可靠性便要大大地打折扣了。
张廷生听后不以为然。“不可能。”他的右掌往下一劈，“他在那个钟点上找我，看着是偶然的，厂里倒休，有个空便跑来了。实际上是必然的，他那个厂为什么那时候会轮到他倒休?他又为什么有了空?这都是受规律制约的。是规律使得他在那个点上来的，我也是按着卦象上所反映的规律回答他的。不可能有两种结果。”
听了这话，我心里不大服，尤其是他说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凡事俱有必然性，更是难以想通。几天后，我找到了一个试验的机会。
有个姓胡的音像编辑遇到了一件罕见的麻烦事。单位里让他买一批进口胶片，这东西在市场上比较缺，便糊里糊涂地托了一个在北京被称为“小倒儿”的人帮助想想办法。“小倒儿”无意间了解到天津有一批存货，便联系购买。钱交了，小倒儿”变了脸，提出要一笔数额大得吓人的好处费。小胡说这怎么可能呢，拒绝了他。没承想，小胡去天津提货时，“小倒儿”也赶到了，强行把胶片拿到了自己带去的车上拉回了北京，并扬言如若不给他多少钱的好处费胶片就不退还。小胡没见过这么缺德的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尤其该“小倒儿”又放出风来，说：“这年头儿事儿多，司法机关忙不过来，连大案子都顾不上，像我这种事，他们就是去告也不受理。”
我了解到这事后，在向张廷生采访时带了出来，请他谈谈趋势。他听后很窝火，说道：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连这么明白的事都处理不了，那还成什么体统了！你去告诉小胡同志：第一，就去法院告他，别听他放屁说什么法院顾不过来，人民法院是按法制办事的，肯定受理；第二，即便法院现在很忙，也容不得这种烂倒爷钻大案多的空子，肯定会秉公断案；第三，案件可能分两步走，最终解决要到89年1月中旬。”
“1月中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
“你给我说时，我起了一卦，卦象上有个十五，我估计是明年1月的15日，所以打宽了些说中旬。”他回答道。
我把这三点意见转告小胡后，冒出了一个想法。便对小胡说：“这段时间你自己也去找找老张，多去几次，从不同角度问同一件事，看看他怎么说，回来打电话告我。”
我还是那个想法，问同一件事，时辰不同，所得的卦也不同，看看张廷生会不会对同一件事得出不同的看法。
小胡很快就向‘小倒儿’所在区的人民法院递了民事诉状，并在审理期间找到了张延生。
据他事后告我，忙得晕头转向的张延生早把这事忘光了，是当成一件新事来重新推的，但结果仍如前。
过了几天。我半夜三更给他打电话，仍问这件事。话筒里传来他的哈欠声：“我怎么好像记得你以前问过我似的。”
“甭管我以前问过没有了，就说可能结果吧。”
“这事儿啊……过了年儿见了。”听声音他快睡着了。
“过了年的什么时候?”
话音随着长长的哈欠一道传过来，“像是一月十三日。”
上次那卦上是个十五。我正要问他这处差异的原因，话筒里又传来他的声音：“我说这个13号你可别太认真了。凡中国见官的事，人为成分强，干扰因素多，规律性不十分强。你就往宽里打吧，估摸着一月中旬能解决就行了。”得，一个弯儿又拐到第一次的结论上来了。
过了—个多月，那个区法院开庭了。法官义正辞严地训斥了“小倒儿”，并由两名法警把他带到藏匿胶片地点，起获后交回法庭。再由法庭退发小胡所在单位。
但事情并没结束。在此之前，小胡对法院能否秉公办案有疑虑，为保住片子，被“小倒儿”敲走了三千多元。当法院依法追返了胶片，表明了法律的尊严时，小胡也有了信心，随即向法院提出了这笔钱的问题。在这个案子中，“小倒儿”扣胶片的目的就在于敲钱，因此胶片与三千多元实际上已裹在一起了。法院决定办下去。
事情到了这步，正应了张延生说的案子分两步走。说是说准了，但最终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又请小胡去问问他。
时间又过了一段，张延生估计早把这事忘了。
小胡长得没什么特征，再去找时，张延生已想不起他什么时候来过了。小胡仍问那什事，张延生拍拍额头说：“噢，我想起来了，这事老冯问过我。”小胡问他当时是怎么占的?
“日子久了，那可记不起来了。”他说：“这样吧，我再给你起卦吧。”说着又占了一卦。
小胡从他那里出来后就给我打了个电活。小胡在电话里说：“他让我甭着急，急也没用。他说事情还得一个半月才能解决。小胡给我打电话这大是11月底，往后推一个半月，仍是1989年1月中旬。
读者们一定很想知道结果吧。结果正如张延生所说的那样，1989年1月中旬，区法院的决定形成了，那个“小倒儿”必须交回三千元钱。
就这件事，我和小胡前前后后共问了他四次，他自己并没意识到，四次所说的日期又都是一样的。我挺服气，可是不明白，于是又跟他谈了一次。
“还从来没有人这么憋过我呢，”他听我给他交底后略感吃惊，“我可一点都没意识到。”
“不能让你意识到，意识到就没价值了。”我说：“我得对我写的东西负责，就得想方设法难为难为你，是为了把反映的事情搞扎实些。没想到，还没憋上。”
他呵呵地笑了。
我说：“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不同时候去问你同一样事，你推出的卦不应该是一样的，可为什么结论都一样呢?”
“规律性。”他伸出了一个指头，“你什么时候来问我，在你看来是你自己决定的，带有完全的偶然性。可你错了，当你要问我这件事时，场早就把你规定好了，你只能在场所规定的那个时间来找我。再者，不要以为不同的时间问同一件事，卦就是不同的。我不是单纯地就你所问的那件事起卦，同时要参考动作、表情、字数等等。这些诸元加上时间，形成了作为起卦依据的综合态。场既然已经规定死了，那么综合态也是确定的。时间可能有变化，但被其他诸元‘找’回来，仍保持综合态的平衡，所以解卦的结论也只能有一个，而不会有两个。”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丝毫不隐晦它们对易学的关注，同样不隐晦要把它拿过去与自身的科技文明体系结合，下出个上好的蛋来。由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必要再羞羞答答的了，须知，易学不是无生命的殷周文物，而是一粒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如果将它植根于现代化建设的土壤中，将会使古老的中国夺取未来世界的科技制空权!”
众所周知，独立于万国之表的中国古代科技体系虽发展于六朝隋唐，易盛于宋辽金元，但所有部类的基础工作是在春秋至两汉时一气呵成的。底子打得这么早，砸得如此坚实，原因就在于它们导源于《易经》。正由于此，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工作者与尊阴阳五行者简直就是一回事。《易经》，诱发出的璀灿文明是衡量它的真实价值的尺度，但它毕竟是观察和经验的产物。它普及人间时是可以催发出文明，而如果不围绕它建立系统的方法沦，不适时地作具体理论的补充，不通过合理的科技结构去不断地逼近其内核，它导源出的文明又无以保持势头。六爻卦表明万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们这个民族对《易经》具有垄断的优势，如果意识不到这点或意识到而没巩固这点，即便是垄断性一样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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