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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皇室书画活动在乾隆时臻于鼎盛，乾隆本人博雅崇文，身体力行，推动了书画艺术的发展。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大型书画著录的编纂，到宫廷画院名家云集、佳作频出，无不显示宫廷内部书画鉴藏、创作活动繁荣昌盛的局面。对此，今人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对于宫廷之外皇族成员书画创作与鉴藏活动的研究却显得异常薄弱。活跃于乾隆时期的鉴藏家辅国公永璥，即是清代书画史、鉴藏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人物。本文从考索永璥交游入手，以文献与作品结合，梳理出永璥的交游轮廓与收藏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永璥的收藏活动和鉴赏水平做一番初步探讨。这对研究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的皇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允礽、永璥、交游、郑板桥、鉴藏 康熙末年，诸皇子为争夺储位进行激烈的角逐。皇太子胤礽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度被废，幽禁咸安宫，自此退出政治舞台，在禁所中凄冷地度过余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病逝。[1]本文探讨的人物即是胤礽之孙—永璥。 永璥（1716—1787），[2]字文玉，号益斋，别号素菊道人，理密亲王允礽（雍正继位胤礽更名允礽）孙，封辅国公。他工书善画，以飞白法淡墨写兰石，尤精鉴别，家有“钦训堂”庋藏书画名迹。其父弘晋为允礽第三子，永璥出生时，父亲弘晋早逝，祖父允礽仍被禁锢，幼年失怙的永璥，与母亲相依为命，正因如此，得到曾祖父康熙特殊关照。永璥自谓：“ 复荷叨沐仁恩厚泽，哀矜孤寡，格外成全，养育宫中。”[3]成年后，永璥屡屡回忆起在宫中生活的这段往事 ：“忆余龆龀日，读书在禁城。教育荷天恩，朝夕课六经。”[4] “璥幼蒙特恩，随母养育宫中，五岁时即得仰瞻天颜，叠蒙恩赉。”[5]幼年生活学习于宫中，得到良好教育，五岁时又得以见到曾祖康熙，是永璥一生为之感到无比荣耀的经历。 永璥的伯父弘皙于雍正继位后封理郡王，六年（1728年）进封亲王。然而，好景不长，在乾隆继位的第四年，弘皙被乾隆谕责为自视东宫嫡子，居心叵测，又被削去爵位，以允礽第十子弘㬙袭理郡王。[6]随着政局的波动，个人命运始终与家族兴衰紧密相连，家族内部接连遭到政治斗争的打击，昔日的显赫已如烟云散。基于这种特殊的家族背景，注定永璥在政治上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旁观者，永远无法进入到国家权力的核心，不仅没有施展理想与抱负的可能，还要时刻防备君主的猜忌与随之而来的不测。永璥不得不顺应现实，以诗文翰墨作为表达才情的方式和寄兴抒怀的载体。 一 永璥的交游 围绕于永璥周围的文人群体，以身份论，可大致分为五类：宗室贵族、官僚文人、内廷供奉、布衣文士、方外人士。永璥交游面广泛，涉及人物众多，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述及，故拈出意义重要者，略作考索如下： 1.永璥与李世倬 李世倬（1687—1770），字汉章，号榖斋，铁岭人，湖广总督李成龙子，高其佩甥，官至左副都御史。他善画人物、山水、花鸟，均能各臻其妙。李世倬曾一度担任地方大员，然而官运不佳、宦途多舛，大半生身处闲曹冷衙。纵观其政治生涯，很难找出可圈可点的事件。国计民生，经世大业似乎与他距离较远，在皇帝和同僚眼中，他仅仅是一个擅长书画的帮闲文臣而已[7]。因此，李世倬一直与永璥所处的上层文化圈保持着密切联系。 李世倬为永璥绘制了许多作品，永璥大都题写诗文跋语，从诗文集的记载可窥一斑，如《题李太常仿王孟端乔柯茅亭图》、《题李榖斋策蹇寻春便面》、《题李榖斋钟馗册页》、《题李榖斋岁岁平安图》、《题李榖斋画西园雅集图》、《题李榖斋临唐寅韦庄诗句图》、《书李榖斋节临载竹图扇面后》、《题李榖斋临沈石田摹吴仲圭小幅挂轴》、《跋李榖斋九秋图》、《题李榖斋长江万里图》等。上述诸作，现存于世的有《钟馗册页》（辽宁省博物馆藏）、《长江万里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钟馗册页》绘钟馗像十二页（图一），白描轻染，线若游丝，功力深湛，精妙入神。图中未署年款，据永璥癸酉年（1753年）题跋，可推知当作于李世倬65岁上下，所绘钟馗或坐或立，或步行或醉仰，姿态各异。册末李世倬撰《钟馗杂说》一篇，旁征博引，列举诸多史料，提出“钟馗之名非始于开元”的学术意见。永璥得后珍爱逾常，分别为每页钤上藏印，并跋云：“近日瓣香属龙眠，董（董邦达）李同褒常奉敕。白描淡染笔如龙，银钩铁线真如刻。”（图二） 图一 清 李世倬《钟馗图册》之二 纸本墨笔 辽宁省博物馆藏 纵 24.1厘米，横28.1 厘米 图二 永璥题李世倬《钟馗图册》 乾隆九年（1744年），永璥偶于庙市购得王翚为索芬所绘的《载竹图》（王南屏旧藏）。此图流落庙市牵连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康熙时期，索额图与允礽结党妄行，密谋篡政，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伏诛，其子索芬、阿尔喜普亦相继罹难，府中财物被悉数抄没，不知此图何以漏网。乃至数十年后，因缘际会为永璥所得，永璥应该熟知以祖父允礽为中心展开的这场政治浩劫，因而作跋云：“有客携《载竹图》诣余者，谛视知为索氏故物。”（图三） 图三 永璥题王翚《载竹图》 永璥得《载竹图》后广征题咏，李世倬跋云：“昔牧娄东，石谷子自虞来晤。虽犹酣骚事，似此绝少。名炽一时，于斯可验。谦益主人今赏之，何石谷之幸也。”（图四）为老友遗作得其所归感到欣慰。十余年后，李世倬追忆《载竹图》的笔墨构图，节临于扇面赠送永璥。 图四 李世倬题王翚《载竹图》 2.永璥与湛福 湛福，僧，字介庵，昆明人。幼入报国寺，从溥畹披剃。他于雍正初侍从其师至京，得交方苞等人，工楷书及篆隶。善摹印刻石，别饶天趣。又喜以杭扇画泥金梅花，自集唐句题其上，人争购之，兼精鉴别。
湛福雍正初年随师入京，此时永璥尚幼，断无往来可能。史料表明，二人订交于乾隆九年（1744年）春冬之间，永璥《跋介庵书程子四箴及朱子五铭》言：“介上人故以能书擅名京华，余虽未获谋面，然神交久矣。[10]”时间为乾隆九年新春。到了此年嘉平月（即农历十二月），永璥《跋介庵书申瑶泉格言二十二则》有“介上人书此册见贻”[11]之语，分明可见从“神交”到“见贻”的关系转变。如以上述“公与余方外之交四十余年”来推算，从乾隆九年相交，到乾隆五十年湛福去世，交往四十一年，正好吻合。 介庵在京中文艺圈中可谓长袖善舞，名公巨卿多与相交。沈德潜作《墨雨堂记》云：“墨雨堂，介庵上人禅寂室也。……堂在传经院中，为文人会文处，盖介庵虽出世，然酷嗜儒术。故北方之士之多闻而求友者，时集其庐。……介庵即于其时操纸作书，规摹魏晋诸贤，以印证于多闻求友之君子。”[12]可见，介庵传经院的墨雨堂成了雅士们交流切磋的文会场所。介庵博学多闻，工书擅刻，好与文士交游，故时人谐称为“儒僧” [13]。介庵的才艺，最为时人称道的是书法，尤其是具有钟体韵味的小楷（图五）。永璥屡屡称及：“介庵上人钟楷独步一时，遒劲端严，变化由心。”[14]又“师深得钟太傅三昧[15]”。请介庵书手卷时也特别注明“恳以钟楷书之” [16]。 图五 湛福题李世倬《钟馗图册》 湛福凭一手古雅的钟体小楷独步一时，享有盛誉，然其篆刻成就亦不可小觑。汪启淑《续印人传》言“（湛福）并寄兴铁笔，别具天趣，颇自宝贵，非其人不轻与奏刀也。[17]”其印《飞鸿堂印谱》亦有收录[18]。乾隆十一年（1746年）湛福以自刻《墨雨堂印馀》（图六）赠与永璥保藏（图六），永璥有诗跋之。 图六：一 湛福《墨雨堂印馀》 图六：2 湛福《墨雨堂印馀》 图六：3 湛福《墨雨堂印馀》 (3)永璥与郑板桥 郑板桥以县令之卑官受知于慎郡王允禧的佳话广为流传，然而，他与永璥交往的一段史实却鲜为人知。郑板桥《兰花竹石图卷》（图七）为我们提供了二人交往的实证，署款：“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花朝写于扬州。”“红兰主人（蕴端）以后有紫琼崖主人（允禧），今又有素菊主人（永璥），皆天潢的派，词源大手笔也。恨不得见红兰，而侍紫琼翰墨已幸甚。今又见素菊，亦生平之幸也。因以拙笔兰竹奉献。兰芳竹劲，石介芝灵，唯主人足当之。见主人则红兰、紫琼如在目前不远。橄榄轩记。”
图七 （清）郑板桥《兰花竹石图卷》 纸本墨笔 纵30.9厘米，横828.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从中可知，此图作于扬州，时在乾隆二十七年的花朝节（农历二月十二），图中提及的蕴端（1671—1704）与允禧（1711—1758）在皇室文人中均以博学儒雅、礼贤下士著称，并以诗文书画的突出成就在皇室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当时及后世宗室文人崇仰的典范。板桥跋中毫不掩饰初识永璥的喜悦之情，将之与两位大文人相提并论。此时允禧已去世数年，仿佛从永璥处看到允禧的影子，因而含毫吮墨，绘图贻赠，以幽兰的清香馥郁和竹石的虚心刚毅来赞美永璥怀芳履洁、坚韧刚直的高尚品质。 从跋中口吻可知，此次扬州之会是二人初次见面。此前或许从戚友处对彼此有一定认知。与永璥来往密切的叔祖允禧就对昔日客京的郑板桥多有照拂，其后时常鱼雁往还。郑板桥在其诗集序中感念道：“紫琼崖主人极爱惜板桥，尝折简相招，自作骈体五百字以通意，使易十六祖式、傅雯凯亭持以来。”[19]序中提及的易祖式、傅雯与永璥和郑板桥皆有交谊。不难想像，当郑板桥见到这位神交已久的贵人时难掩欣喜的情绪。那么，二人此次扬州之会究竟源于何种契机？ 《益斋诗稿》显示，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期间，永璥以近支宗室得以扈从，据他扈从时诗文注中透露：“岁壬午（1762年）新正，銮舆由京启程南巡，臣永璥荷恩以散秩大臣忝列扈从。”正月初一，南巡队伍由京启程，永璥蒙恩以散秩大臣的身份随驾扈从，路上写诗纪事，有句云：“退直半晌饶馀暇，喜晤荣阳欣所遇”，诗后小注：“扬州晤郑板桥” [20]。 可知，永璥退值馀暇，与板桥相晤，诗画酬酢，大有水乳相合，相见恨晚之感，迅速引为知交，以至年逾古稀的郑板桥不禁发出“见主人则红兰紫琼如在目前不远”的感叹。郑板桥还赠永璥以《兰花竹石图卷》，永璥对此卷颇为珍视，不仅先后数次钤上藏印，还请身居要职的董邦达题写了引首。 4.永璥与潘是稷 潘是稷，字南田，号墨痴，又号剑门山人，秣陵（今南京）人，县志作江苏常熟人，一做毘陵（今常州）人。他工画花卉，有徐渭笔法。兼善写大竹、杂卉，墨沈淋漓，亦颇不俗。乾隆十一年（1746年）以张若霭荐,奉敕作诗品24幅，又进墨竹、花卉草虫二册，得邀御赏。 潘是稷是永璥的密友之一，二者的交集几乎贯穿一生。但是，潘是稷的生卒年月、籍贯归属、画艺传承等问题皆于画史失载或存在谬误。弄清其生卒年，特别是卒年，对了解他与永璥交往的时间跨度大有裨益。永璥曾作《寿潘南田五十》五律一首：“人日悬弧巧遇辛，佳辰喜近上元辰。年过蘧子知非候，岁正宣尼乐命旬。已羡仙筹增海屋，还期鹤算等灵椿。愧无好物添君寿，斗酒双柑也杂陈。[21]” 此诗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乃为潘南田50岁寿诞所赋。其后，潘南田母亲逝世，南田葬亲南归，未几而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永璥有诗悼之：“记得清和首夏时，一书寄别暂暌离。杪秋音问诗尤壮，残腊传闻信转疑。戒酒未能应是数，还家谁料竟如斯。生平孝思真无忝，没世空啣乌鸟悲。[22]”由此推知潘南田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潘是稷籍贯归属有三说：秣陵；常熟（亦作虞山）；毘陵。古人字号常与里籍相关，以寄寓故园之情。潘是稷号“剑门山人”， “剑门”为常熟虞山一景，虞山景色清嘉，林壑深秀，相传吴王夫差于此试剑，将一石劈裂，如一险关，故曰“剑门” [23]，如王翚亦有别号“剑门樵客”。永璥有“虞山画史老南田[24]”之句,可知潘是稷为虞山人。 潘是稷之父潘林，字衡谷，号西畴，工花卉翎毛，师马元驭，蒋廷锡曾招致幕下为代笔。《读画辑略》称：“（蒋廷锡）有设色极工细者，皆其客潘衡谷代作也。[25]”潘是稷因家学渊源，承续父亲潘林研习常州派家法后，改弦易辙。好友永璥在一跋中阐明：“第赋性刚直，使酒骂座，所至多忤。初慕恽南田，故字亦曰南田。后尽弃脂粉，专求墨笔，斟酌古今，自成一家，索笔焦墨中具冷澹幽隽之致。”[26]（图八）潘是稷其后为何“尽弃脂粉，专求墨笔”？可从时代背景与个人秉性考察。张庚《国朝画徵录》云：“（恽寿平）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尤是海内学者宗之。”[27]
图八 （清）潘是稷《瓶花图》 私人收藏 潘是稷继承以恽寿平为主的常州画风后，可能意识到长期研习会沾染此派“浮艳柔媚”的习气，故跳出藩篱，而“尽弃脂粉，专求墨笔，斟酌古今，自成一家。”另一方面，以墨笔表现冷澹幽隽的情韵更与潘南田落落不与人合、狷介放达的名士习气契合。这在纪晓岚的记载中亦可得到印证，《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一件逸事： “潘南田画有逸气，而性情孤峭，使酒骂座，落落然不合于时。偶为余作梅花横幅，余题一绝曰：水边篱落影横斜，曾在孤山处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铁，风流毕竟让桃花。盖戏之也。后余从军塞外，侍姬辈嫌其敝黯，竟以桃花一幅易之。然则细索之事，亦似皆前定矣。”[28] 可见，潘南田冷逸的画风与其孤峭性情一样，不被常人所喜，也未因献画得邀御览的机缘而平步青云，而是依然往来于京师和虞山两地，以画士身份充当权门清客，长期馆于慎郡王与永璥府邸[29]。再此期间，他为主人绘制了不少作品，其中有自乾隆戊辰年（1748年）落笔，直到四年后才完成的《花卉扇面册》，潘南田题云：“戊辰春仲，钦训堂主人命写便面十六柄，稷笔粗墨拙，既不能工，复不能已。自戊迄辛，凡阅春秋四更而竣其事，辍作辍止，非贤主能容疏懒若此乎？是稷谨跋。”观其画法，层层皴擦，辅之淡墨晕染。其后张若澄为永璥题跋时誉之为 “笔墨简洁处最为惨淡，寓神韵于人所不见之地。”（图九）
图九 （清）潘是稷《花卉扇面册》之一 其后，潘南田曾为永璥临摹蒋廷锡《水月生成图》，因临仿精妙，以至难辨真伪，永璥有诗：“妙笔仿南沙，神彩得其九。纷纷耳食徒，真赝难别否？”[30]永璥也并不惜墨，时以诗画相赠，如：《题画兰石赠潘南田》、《画扇赠南田》等，主客酬答之间，增进了感情。永璥甚至担心潘南田长年嗜酒伤身，寄诗劝饮。[31]点滴之间无不体现深挚的情谊，二人的友情不因光阴流逝而淡薄，直至潘南田去世20年后，永璥还能清晰回忆起南田为其作画的往事。 潘南田的画不施脂粉，纯用墨笔，而被纪晓岚姬侍嫌其敝黯，以桃花一幅易之。笔者所见数帧潘南田所绘的蔬果瓶花，以或浓或淡的墨笔勾勒出轮廓后，纯用干笔皴擦，略加烘染，层层叠叠，幽深冷逸。这种“另开生面”（李世倬语）的艺术面貌，在宗室和官僚文人阶层享有很高的声誉，永忠跋其《白描百花卷》说：“南田此卷笔墨交融，气韵灵活，一展阅间觉丰神澹荡，幽芬盈抱，可谓前无古人，而设色为赘矣。[32]”潘南田的画法并对其后弘旿等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33]（图十）
图十 （清）弘旿《杂画册》之一 私人收藏 5.永璥与罗聘 乾隆末年，扬州画坛老辈凋零，昔日名家济济的景况不复存在，罗聘作为后起之秀师法诸家、博采众长，成为扬州画坛末期执牛耳者。然而，罗聘的艺术技法的完善与声名大震却是在北京完成的[34]。 永璥与罗聘订交较晚，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罗聘第二次北上期间，有句云“相交虽晚亦前缘，谁想盘桓易水天。”[35]此时游走于公卿门下的罗聘不仅与英廉、翁方纲等旧友往来，还曾协助永璥编辑画谱，铨次源流。永璥在诗中谈到“因编画谱承相助，细按源流定后先” [36]。画谱编订工作繁琐冗杂，二人朝夕探讨，细心商定，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永璥诗中密集地出现罗聘身影可得到印证，此谱是否刊刻则不得而知，未见流传。 期间罗聘为永璥作《六根清静图》，永璥称其作画“迅笔急扫，倾刻而成，神气昂于纸上。”翰墨之事信有宿缘，观罗聘作画的精熟技艺，仿佛是故友潘南田作画的情景重现“因忆廿年前潘南田踏月枉过，为余作《烟月修篁图》，景况犹在心目。”追思前尘，感慨系之，故走笔成诗：“虞山画史老南田，墨竹清妍世早传。廿载风流谁得继，两峰腕底数竿鲜。[37]”两人的交往时间短暂，集中于乾隆四十五年，不久，罗聘便匆忙离京，返回扬州，为妻子方婉仪料理后事。 6.永璥与永忠 永忠（1735—1793），字良甫，号敬轩、号癯仙，延芬居士。恂勤郡王允禵孙，贝勒弘明子（图十一）。《读画辑略》称：“赋性纯粹，玉立清癯，勤学好问，博雅多能，能诗画琴书，皆精妙入格。尤喜元释之学，僧剩山、介庵皆与之作方外交。[38]”乾隆继位，结束对允禵十余年的囚禁生涯。长年禁所生活消磨了他以往急躁率直的性格棱角，处事变得恭谨圆滑。平日礼佛参禅，与僧侣为伍，不问世事,企图以清净无为的佛老思想寻求精神的超脱。
图十一 （清）华冠 《永忠像》 绢本设色，纵38.1厘米，横58.2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换而言之，实乃无为而为、韬晦自全之手段。允禵于爱孙出世后为感皇恩浩荡，给爱孙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永忠”。永忠自幼生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无可避免会蒙上一层与生俱来的政治阴影。命运的无奈和仕途的穷蹇，使他逐渐形成一种消极避世、不求闻达的人生观念，转而怡情诗书，参悟禅机，在艺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有《延芬室集》传世。昭梿称其“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39]确为知者之言。 永璥与永忠的祖父都在康熙末年的夺位斗争中惨遭落败，子孙亦失去参预机要的机会。两人有着类似的家族背景与人生经历，故相濡以沫，情谊弥坚。永忠时以书画寄赠索题，永璥有诗纪之，如《臞仙以诗画见惠》、《题臞仙杏花书屋》、《题臞仙烟波捕鱼图》、《臞仙以诗见寄次韵奉答》、《题臞仙指画山水》、《题臞仙春山求友图》、《题臞仙空谷茅亭图》等。《历代画史汇传》云:“（永忠）善画梅，又善画竹石小景。[40]” 永忠于诗书之外复擅六法，画作传世珍罕，仅见《墨笔山水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以此图观之，笔墨雅洁，意境清幽，属于典型娄东画派的路数。永忠画作流传不广，仅作为吟咏之余事，偶于知己同好馈赠一二，故画史所载寥寥。永忠身兼众艺，最令永璥钦佩的还是其诗歌成就，有诗云:“芳名早已高山斗，俊逸新诗万口传。[41]”揄扬之情无以复加。甚至题画时也不忘拈出永忠画中题诗特加赞赏：“臞仙画外皆诗思，写出江南景物看。[42]”“拈毫乐此不言疲，画内林峦画外诗。[43]” 永璥眼中，永忠之作是诗画相融的、意境绵远的，透过题诗能传达画外之意，所谓画有尽而意无穷。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永璥去世，永忠书五律悼之，题为《哭辅国公素菊道人》：“浹月疏音问，登堂悲宛其。武公犹未耄，伯道竞无儿。万卷凭谁辑，名园委若遗。最怜七十载，癖画更耽诗。[44]”诗中伤感永璥逝世的同时，藉“伯道无儿”的典故对老友身后无嗣的凄凉境况扼腕叹息。 7.永璥与弘旿 弘旿（1743—1811），字卓亭，号恕斋，一号醉迂，别号瑶华道人。諴亲王允祕次子，封固山贝子，缘事革退，后赏奉恩将军。弘旿是乾嘉时期艺术才能最全面，成就最杰出的皇室文人之一，诗人袁枚云：“瑶华道人能诗工画，予尝见其《听泉图》，画笔高妙，直逼云林。……道人书不学晋以后人，诗有唐音，画师元意，皆能取法乎上，天潢近派以三绝著者。”[45] 谈弘旿与永璥交往，不得不提其父諴亲王允祕与永璥相处的旧事。永璥在晚年一首题为《丙申岁暮秉烛独坐感怀旧人》的诗中[46]，感叹流光易逝的同时，想起幼时与允祕在御园池塘嬉玩的欢愉情景。尽管允祕与永璥为同年出生，但在祖宗家法为大的封建时代，永璥称呼同岁允祕“叔祖”。弘旿与永璥的交往，集中于乾隆后期，正是弘旿英才勃发，崭露头角之时，加之兼擅众艺，书画、诗词、篆刻无一不精。使永璥对这位年轻叔父的艺术造诣由衷钦佩。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永璥题弘旿《山翠流泉图》，言及同扈圣驾驻跸盘山观其挥毫的感受：“坐雨看挥毫，气韵盎书卷。慧业本天生，笔无一点尘。[47]”二人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扈从避暑山庄寝食与共的时日。永璥的一段题跋，重现了二人抵掌论学，亲密无间的情景：“……丁亥新秋七月，与叔父俱叨扈从热河，同居于寓所，退值之暇，每谈论古今书画。颇有水乳之合。兹偶于灯下乘兴作草书，观其迅笔疾书，不假摹拟，而起伏提顿自然，与古同规，非摹于古而化者，又安能得心应手之若是也。”[48]可见，二十五岁的弘旿书艺已能达到学古能化，信手拈来的境界，以至一旁观摩的永璥不由啧啧赏叹。 永璥与弘旿的交往皆围绕诗画为中心而展开，唱和酬酢之间加深了情谊，弘旿素知永璥画癖，对钱维城之作爱而未得，故将昔日钱氏寄赠之作转赠永璥，可见雅量。其后永璥持画索题，弘旿跋中叙述了和钱氏相交始末与赠画原委，此跋对考索画史颇有裨益，转录如下： “茶山司寇未入翰林时不知画也，散馆后蒙召特试诗赋称旨，即召入秘省，并命学画。颁内府石渠所藏元人真迹令日日临摹，而茶山复与画苑名家张默存往来，遂臻佳妙。余与髫龄遂相识交，此幅乃茶山视学两浙时寄余者。素菊主人爱其画而未得，余因归之，今十余年矣。长夏过访适素菊语及并索题，故为之识吾与茶山相交始末，且以志一时之感慨云耳。丙午秋杪，瑶华道人。” 永璥与弘旿的交往不因年龄悬殊产生隔阂，固然源于相同的志趣，或许还有对叔祖允祕的情感渗透其间，与其说是宗亲，不如说是知友，用永璥自己话说是“相契情如水，神交坚逾石” [49]。 二 永璥的书画鉴藏 满清宗室文人群体中，以诗文书画名世者不乏其人，如长于吟咏的蕴端、博尔都，兼擅书画的允禧、弘旿等，都以自身才艺擅名一代。永璥亦耽吟咏，尽管有诗集七卷并文集一卷传世，惜视野不广，缺乏才情，其诗无非是吟风弄月，友朋酬答，或为借景抒怀，歌咏升平之作，作诗过于平铺直叙，堆砌典故辞藻，缺乏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与精神内涵，故成就平平。然永璥鉴赏眼力与收藏质量在当时京中文化圈里享有盛名，博得时人一致推崇。笔者屡屡见到经“钦训堂”鉴藏品题的书画作品，质量格调均属上乘，可见昭梿说“凡公品题，百无一失”并非虚语。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有“钦训堂博古”一则，记录了永璥为汪由敦鉴定所藏书画及昭梿幼年拜谒永璥的逸事：“宗室辅国公永璥，号素菊，理密亲王孙也。好收藏古字画书籍，善甄别真伪，凡公品题，百无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汪文端公尝倩公分别所藏卷轴，公抚摩终日曰：惟米襄阳一帖近真迹，其余皆伪鼎也。汪为之勃然变色，公亦不顾也。余幼时拜谒其室，见架上书卷纷披，惜未得一寓目，近闻散佚，殊可惜也。”[50] 永璥的收藏种类多样，书画外尚涉猎善本及古泉，震均《天咫偶闻》说：“宗室素菊主人钦训堂藏书最有名，余尝得其钞本题跋六种，皆无刊本。”[51]今其藏书亦有不少留存。永璥收罗古泉源于乾隆四年黄树榖（松石）馈赠的“黄帝金”，此时远来京师的黄松石馆于永璥四叔父弘曣府第。黄松石对古泉的爱好，影响和激发了永璥与弘曣的收藏兴趣，遂多方搜罗，岁月既久，渐成规模。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弘曣弥留之际，以生平所藏古钱遗付永璥。十五年后，永璥倩门客蔡琇(仲白)“考其沿革，次其朝代，至昔贤泉志、泉谱、货泉录诸刻，以及经史子集凡有关于钱制者，仲白随见而摘录，用备参考。”编成八卷本的《货泉备考》[52]。 永璥没有留下完整的藏画目录，无法了解所藏书画的整体情况，为研究带来不小困难，只能依据史料与传世作品拼接出一个粗略轮廓。经过收集和梳理，永璥收藏状况逐渐明晰，他的收藏大致可分为三个体系：即历代名家之作、当代名家之作与本朝宗室文人翰墨。永璥书画收藏中，古代名家作品数量非常少，从诗文集记述与传世实物来看，仅有李公麟《摹郭忠恕楼阁图》、赵孟頫《行书二赞二诗》、姜立纲《四体小字法帖》、文徵明《松柏同春图》、杜大成《秋花草虫图》、董其昌《赠李霖翁平播诗》、《骨董说册》、明人《云泉庵大石联句卷》、明人《补画江参长江万里图》等，其中，见于传世声名最煊赫者为赵孟頫《行书二赞二诗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中期古书画价格腾贵，故永璥以主要精力收集当代名家与宗室文人翰墨，尤以宗室书画的收藏最具特色，有康熙、福全、允礽、蕴端、德普、穆禧、文昭、允禧、弘曣、弘暻、弘曕、弘旿、永恩、永忠、绵钺等人作品。他的藏品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长辈遗留、本人购买、友朋馈赠。 永璥显赫的家族背景，府中收藏应该为数不少，然对于家中书画文物的继承情况记载十分简略，仅可获知一鳞半爪。如上文述及叔父弘曣去世前将多年所蓄古钱遗赠永璥。又永璥跋《先王祖心经册》言：“乾隆甲子春，侧妃祖母亲将此经给诸叔父与璥。[53]”虽仅两处记载，亦可视为永璥获得藏品的途径之一。 永璥曾言：“余性拙无能，颇近米家书画癖，即昭代名人钜公寸缣尺幅，无不留意收罗。” [54]永璥的足迹时常往来于慈仁寺、琉璃厂等市集寻觅藏品，留下了零星记载，如：“戊辰年敬收康熙年御书折扇二柄。”[55]又《敬题先王祖恭摹御笔临米卷》：“兹卷偶得于市贾” [56]。《敬跋先王祖临董字卷》：“兹偶购得” [57]。《题柳泉万壑松风图》：“偶于廟市得此幅”（图十二） [58]。《题徐枋九芝图挂轴》：“转入市贾之手，遂逸其跋，极为售之（“售”作购买之意）”[59]。《书李榖斋节临载竹图扇面后》：“乾隆甲子秋，余于廟市得此卷。[60]”《书叠叠加封图后》：“兹偶于市肆中购得此卷。[61]”《题华相野古木寒鸦图》：“因以善价售之” [62]。还曾委托友人在琉璃厂代为寻觅扇面，有《蕴斋觅书画扇面于琉璃厂诗以属之》：“冷摊著眼销金扇，名笔搜来慰我怀”。“画扇劳君闲处觅，诗筒笑我癖成痴。”[63]永璥对书画收藏的嗜好，使他在搜罗购买的过程中花费了不少银两，因此有：“官俸半因书画费，分阴多为校雠忙。[64]”的感慨。
图十二 （清）穆僖《万壑松风图》 绢本墨笔，纵91.5厘米，横54.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永璥的藏品中，朋友馈赠占有很大比重。据不完全统计，赫奕、蔡琇、潘是稷、张若霭、张若澄、李世倬、傅雯、李锴、湛福、石海、郑板桥、允禧、弘旿、周立本、黄易、罗聘、张赐宁、庆云溪、永忠、王玉峰、陆师载等人均向永璥馈赠过本人或他人的书画作品。永璥收藏不是纷乱无章的，而是具有清晰收藏思路与主题意识。他有两类专题收藏值得重视，即名人扇面与康熙御笔。以下分略述之。 明代中叶以来，折扇上作书画之风大行。此后，折扇成为彰显文人身份的标志，文人名士雅集聚会，引风纳凉之余，相与题扇、品扇、斗扇形成一时风气，折扇与扇画自此逐渐进入收藏家的视野，获得广泛青睐。永璥对折扇亦情有独钟，不仅自己参与创作，还委托友人代为寻觅名家扇面。他说“霁心悦目之馀，尤好把玩折扇，以其便于观览。”[65]经过长时间刻意搜集积累，蔚然可观。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从所藏折扇中选择70余柄，改装组合成扇面屏风，陈于室内，看到琳琅满屏的改装成果，洋洋得意地赋诗道：“锦屏纸障集群贤，上列天潢下市廛。四壁直疑成海市，前身定泛米家船。”[66] 其后又将乙亥（1755年）到甲申（1764年）近十年收集的折扇化零为整，装成10册，按用纸金白，人物身份分门别类，计有300余人，共500件，国朝名流，几乎收罗殆尽[67]。可见永璥的收藏速度相当惊人，仅以扇画论，平均每年入藏数量也在50件上下。 康熙御笔系列收藏是永璥收藏中重要且特殊的一类。基于幼年恩遇，永璥一生对曾祖康熙寄予了深厚情感，因此刻意进行收集。他说：“至于御书尤为虔心向往，偶有所闻，不啻景星庆云，必先获睹为后快也。”据史料与存世实物粗略统计，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止，永璥收藏的康熙御笔便不少于61件。其中以御书扇及匾额为多，分别为32件和28件， 此外尚有御书《临米芾行书立轴》1件。永璥历时16年，收集御书折扇共计32柄，因虑及成扇不易保存，又易涣散，选良工揭裱装潢，合16柄为一册，成上下两册[68]。此后又得《御书匾额册》，册中收存匾额27幅，均未钤有宝玺，他对此分析道：“盖当临池先书之底本，而内侍禁臣瞻天颜霁悦之时，乘兴挥毫，遇有副者，随既叩乞恩赐，想积久成册耳。[69]” 此外，笔者所见永璥收藏的康熙御笔尚有《清慎勤》匾额（图十三）及《楷书临苏轼满庭芳》卷等（图十四），其中后者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的临古之作。永璥敬谨收藏之余，为此卷题写了签条“圣祖御书对临苏轼满庭芳一阕，钦训堂世宝。（图十五）”永璥对曾祖遗墨十分珍视，特意镌有一方别致的藏印“钦训堂世宝御笔书画臣永璥恭记之章”（图十六），屡见钤用。此后，这批御笔传到嗣孙奕涞[70]手中，奕涞踵武祖志，颜其斋名曰“守素园”（永璥号“素菊主人”），可见心志。并仿效祖父镌“守素园世宝御笔书画臣奕涞恭记之章”（图十七）。
图十三 （清）康熙《清慎勤》匾额 私人收藏
图十四 （清）康熙《楷书满庭芳卷》 私人收藏
图十五 永璥题签
图十六 永璥收藏印
图十七 奕涞收藏印 在永璥交游圈中，允禧、张若霭、湛福等人皆负善鉴美誉。永璥与他们交往中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在允禧的桐露堂一次就观赏宋元明的名作20余件，令其“贫眼顿饱” [71]。之后，又借读慎邸所藏王冕《墨梅图卷》展玩品评[72]。允禧薨逝后，永璥念念不忘昔日于慎邸获观江参、王翚、黄鼎所绘三卷本《长江万里图》。李世倬得知缘由，为作《长江万里图》卷以慰怀思[73]。 阅读永璥诗文，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永璥每当提及其诗文、书画水准，谦虚之余显得毫无自信，如：“余少未学书，握管实难使。[74]”“笔墨尘封久，拈毫会觉迟[75]”“愧我拈毫无好句，自知学步逊斯人[76]”“双钩淡墨写丛兰，笔欠虚灵出手难。[77]”谈到鉴赏时，他的语气就发生了变化： “以质后斯之鉴赏者，明眼人谅不以余言为谬也。[78]”“世有率更令，当必许余为善鉴者耶。[79]”可见永璥清醒意识到自己的短板与长处，言语之间充满着自得和卖弄，自诩为“善鉴者”。 诗文集记录了数件鉴定案例，如：“有客携赫司空画过余者，著眼知为赝本也。[80]”赫奕与永璥是昔日密友，故对老友之作鉴定较有把握，并写诗对以耳代目的耳食之徒进行嘲讽。鉴定郭忠恕《楼阁图》时，通过细心审定，发现画中尚存模糊数十字，文曰：“唐郭忠恕妙墨于今三百年乃得，李公麟摹出，眉山轼。”把以往误定的郭作更正为《李公麟摹郭忠恕楼阁图》真迹[81]。永璥对书画鉴赏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述，鉴定题跋亦少，无法详细了解具体鉴定方法，但他的鉴赏眼光的确是当时宗室文人中最高的，经他鉴赏品题的作品往往身价倍增。《清稗类钞》载“凡经公品题，骨董家辄居为奇货。[82]” 永璥以收藏当朝名家翰墨为主，古代之作寥寥。究其原因与乾隆继位后大肆搜罗名迹的时代背景不无联系，民间所藏古代名迹，十之八九收归内府庋藏。永璥只能避其锋芒，利用自身优势，把收藏重心集中于相对易得的本朝作品，这与乾嘉时书风的转变与收藏碑版的兴起有相似的历史联系：古迹大量汇集内府，学书人士无缘得见真迹，加之此时碑版大量出土，不得不另辟蹊径，将学书与收藏重点向碑版与时人作品转移。乾隆以后府库收藏的高度集中，可以说是促使时人收藏趣味与书风嬗变的诱因之一。 三 结语 雍正继位以来严苛的施政方针和肆力打击宗室的集权手段，迫使一大批宗室成员绝意仕进，把兴趣转移到文艺中来，形成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文人群体。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颂的事迹，然以自身杰出的才能，皆能在不同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永璥以善鉴之名与文人画士广泛交游,赠答酬酢之间,留下了大量诗文及实物资料,尤其是记录了一些艺名不彰的皇室与民间艺术家生平及艺术活动,对填补书画史和鉴藏史的缺漏有重要价值。永璥的生活与经历，可作为雍乾以来宗室文人隐时避祸的一个典型，亦可视为这批宗室文人日常文化趣味与生活方式的缩影，对我们反观当时文化背景与政治生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录:永璥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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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眼即我有 传之同好 翰墨于吾有宿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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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训堂 钦训堂鉴赏 钦训堂世宝御笔书画臣永璥恭记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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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菊居士鉴赏图书 素菊主人
素菊主人之章 文玉氏 益斋
益斋审定真迹 益斋珍玩 湛华亭 子子孙孙永宝昌宜 注释：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0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9062—9067页。 [2] 宗谱编纂处编《爱新觉罗宗谱》第1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3] （清）永璥：《益斋文稿》，《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 [4][63]（清）永璥：《益斋诗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9册，第163—164页。 [5] 同[3]，第236页。 [6] 同[1]，第9067页。 [7] 杨丹霞：《李世倬生平及绘画研究》，《故宫学刊》总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93—422页。 [8][9]同[4],第228页。 [10] 同[3]，第266页。 [11] [14] [15] 同[3]，第267页。 [12] （清）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卷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4册，第516页。 [13] 同[12]，第517页。 [16] 同[3]，第268页。 [17] （清）汪启淑著，印晓峰点校《飞鸿堂印人传》卷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203—204页。 [18] （清）汪启淑编，《飞鸿堂印谱》卷二，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19] 郑板桥：《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86页。 [20] （清）永璥：《益斋诗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9册，第204页。 [21] （清）永璥：《益斋诗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9册，第182页。 [22] 同[20]，第198页。 [23] 于富春：《山水清晖—王翚及其家族画艺》，石头出版，2011年，第35页。 [24] [35] [36] [37]（清）永璥：《益斋诗集》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9册，第221 页。 [25] 佚名：《读画辑略》，洪业辑校《清画传辑佚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31页。 [26] 同[3]，第255页。 [27] （清）张庚、刘瑗著，祁晨越点校《国朝画徵录》卷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28] （清）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21页。 [29] 同[3]，永璥题潘南田《百花竞秀图》云：“乾隆甲子秋，阁学张若霭以画荐，奉敕作诗品二十四幅，又进墨竹花卉草虫小册，俱荷宸眷。以诗画侍慎王，为布衣交。” [30] 同[21]，第185页. [31] 同[20]，第197页。 [32] （清）永忠著，《延芬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33] 弘旿《杂画册》题云：“向见潘南田画三香图，戏摹其意。” [34] 张郁明：《扬州画派书画全集—罗聘》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20页。 [38] 同[25],第13页。 [39]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二，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 [40] 李放：《八旗画录》前编卷首，明文书局，1985年，第429页。 [41] （清）永璥：《益斋诗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6册，第207页。 [42] 同[20],第205页。 [43] 同[41],第209页。 [44]（清）永忠著，《延芬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17页。 [45]同[40]，第474-475页。 [46] 同[41],第216页。 [47] 同[41],第211页。 [48] 同[3],242页。 [49] 同[41], 第218页。 [50]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八，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 [51] 震均 《天咫偶闻》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5页。 [52] [78] [81]同[3],第244—245页。 [53] [56]同[3],第238页。 [54]（清）永璥：《益斋诗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339册，第172页。 [55] 同[54],第177页。 [57] 同[3],第239页。 [58] 同[3], 第249页。 [59] 同[3], 第250页。 [60] 同[3], 第251页。 [61] 同[3], 第254页。 [62] 同[3], 第257页。 [64] 同[20],第202页。 [65] [67] 同[3],第256页。 [66] 同[54],第174页。 [67] 同[3],第234页。 [68] 同[3],第233—234页。 [69] 同[3],第237页。 [70] 奕涞（1787—1850），绵年（本为贝勒永瑷侧室所生，过继给永璥为嗣）长子，斋名“守素园”，道光五年授宗学副管，十年授主管，二十二年授宗人府理事官，二十三年授监察御史。 [71] 同[21],第189—190页。 [72] 同[24],第224页。 [73] 同[3],第253页。 [74] 同[24] ,第226页. [75] 同[41],第211页。 [76] 同[20],第201页。 [77] 同[21],第189页。 [79] 同[3],第263页。 [80] 同[20]，第203页。 [82] 徐珂：《清稗类钞》九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4307页。 原文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12月 总第173期 略作添改 作者：胡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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