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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节自须凌霜雪,傲骨不可学东坡

 来开好运 2018-04-25

苏轼的不系舟和孟子的大丈夫

中国文人似乎一直有找虐的传统。就像关汉卿的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他们千方百计找虐,乐此不疲,好像不这样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文人。

在这方面,苏轼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苏轼这一生,不是在怼人的路上,就是在被人怼的路上。我笃定在他那潇洒随性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骄傲到骨子里的灵魂。

宋神宗期间,新党得势,王安石摄相位,立主变化革新。苏轼和新党怼,结果被整得九死一生,最后放逐黄州。到新党败落,旧党重新执政,他又和旧党领袖理念不合,屡起争执。这还没消停,他甚至和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二程兄弟怼上了。这下真正捅了马蜂窝,由此算是正式开启了北宋的党争时代。不久,宋哲宗即位,重新启用新党,苏轼结束了个人的政治巅峰,被流放惠州。他在罗浮山下与老天作怼,不咸不淡地作了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当时章惇为相。这个人和苏轼少年时代曾结伴出游,“乌台诗案”时还曾为苏轼说过话。但是今日不同往日,两人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已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章惇一读到这首诗,心想:嚯,苏轼这小子在惠州过得还挺滋润啊。那行,他于是大笔一挥,把苏轼流放到了极南的儋州,现在的海南省。在宋朝,这里是不折不扣的南荒蛮夷之地。在这贬无可贬的地方,苏轼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他在病逝前数月终遇赦北返,途中百感交集,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所最为人敬仰佩服的,除了他的旷世天才之外,就是其对苦难人生的态度,超然自适、狂放豁达。但从他病逝前的这首诗来看,真豁达者未必写得出。国学家钱穆如此评价他: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或是真知灼见。

细数中国文学史,比苏轼更热衷找虐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一个名叫刘禹锡。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以恩召还”,一时兴起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写下了《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他这一招花式找虐果然有效,很快再次被贬为连州刺史。一贬十四年后,刘禹锡才又回到长安。他大模大样重游了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虐找得,酣畅淋漓。

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刘禹锡人称“诗豪”,都占了一个豪字。如果细究下去,苏轼在豪放之外总有一些郁结难解,所以他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刘禹锡则是豪气冲天,斗天斗地其乐无穷,所以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刘禹锡面前,苏轼都算不得乐天派了。

中国文人喜欢找虐的传统,或许源自孟子。《孟子·告子下》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就是说,人必自虐、他虐、天虐之,才能天降大任,成大丈夫。

孟子所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孔子的天下大同大致一个意思,就是“想得挺美”。历朝历代,有多少大丈夫的正面例子,就有更多的反面例子,还有多到数不胜数的正反难辨的例子。因为大凡人处局中,是非黑白之判分,总是很难厘分得清楚明白。便如当今文坛的一些笔墨官司,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能说谁就一定代表正义?是非曲直大约总要等过几十年,时光沉淀了一些东西后,才能交由历史来评断。而这历史,也往往早就戴上了有色眼镜,有些真相已被过滤得一干二净。

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

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曾说过:“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苏轼的遭遇,是他老师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流放黄州的苏轼,是诗词文章做得最好的苏轼。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诗穷而后能工,这在中国似乎同样是古已有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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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应该是司马迁首先总结和发现的。他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后,便“发愤著书”:“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意思大抵是说,发愤著书是自文王、孔子、屈原传承而下的老习惯,值得效仿。

自此以后,这个观念在中国文坛不绝于缕,而且常被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比如诗圣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老李啊,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过得不咋的。咱啥也不怨,要怨就怨咱文才太出众,所以总是命途多舛。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祖辈时代为官,却因父兄早逝,幼年时过了一段苦日子。他发愤读书,24岁就进士及第,累经宦海沉浮,官至吏部侍郎,病逝后追赠礼部尚书。他也认为“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穷苦是好的,而王公贵族如果不是性能而好之,则万万写不出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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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确有不少“穷而后工”的例子。比如杜甫和曹雪芹。两人一度生活优裕,怒马轻裘,到后来沦落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尝尽人间苦楚。生活境遇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们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潜力。这才成就了一部“诗史”和一卷“红楼”,传唱千古。

又比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况“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说自己“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于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位田园诗人,文采风流影响后世百代而不绝。

还有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流连风月,“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据传他终日流连歌馆妓楼,终造就了独特的词人柳永。

又比如孟郊、贾岛、徐渭、唐寅等人,在这里,我不一一枚举。

有时候,我总不免产生怀疑:一部厚达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是不是可以改名叫中国穷学史?庆幸的是,这些只是非典型个例。试想一想,如果连饭都吃不饱,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恐怕也会正如韩愈所言“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了吧?

陶渊明很富和杜甫不算穷

中国文人其实并不穷,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读书是一件花费昂贵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不得不用甲骨、竹简和绢帛做书写材料。甲骨和竹简不仅很难制作,而且非常笨重,据说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需要整整一车竹简。至于绢帛虽然轻便,但是价格更加昂贵。所以,穷人家连书都买不起,还没有“穷而后工”的资本。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儒家的复圣颜回,比如战国的纵横家苏秦。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极富学问。他有多穷呢?据《论语·雍也》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根据有限的史料,颜回很穷,但是安贫乐道,不卑不亢,以德行著称。颜回能念书,大概要多谢他老师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无论是聪明人还是笨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受到教育,孔子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公平”的实践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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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人孔子也有过“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经历。不过这位伟大的老人家是不能算穷的。他曾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还有弟子三千。就算不找国家拿工资,每个学生随便交一点学费,他也不会穷到哪去。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叫子贡的学生,曾任鲁国、卫国之相,还善于经商之道,富致千金。子贡作为孔门十哲,孔子“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不可能让自己的老师挨饿受穷吧!

苏秦家里以务农为生。他早年到齐国求学,拜鬼谷子为师。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穷困潦倒而回。他找到一本《周书阴符》,闭门不出,悬梁刺股,伏案钻研,一年后揣摩出合纵连横之术,最终挂六国相印,位极人臣。

颜回、苏秦这两位读书人名气大则大矣,但是颜回只有只言片语收录在《论语》等书中,而苏秦则更适合称作政治家而非诗人。这两个人一个真的很穷,一个曾经很穷,不过都无传世之作问世,算不得“穷而后工”。

东汉105年,蔡伦发明造纸术。随着纸张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有能力进入学堂念书。此后的文人穷不穷呢?一穷二白的读书人肯定不少,但是“诗文工整”者恐怕穷的不多。就算以安贫乐道著称的陶渊明,也不算穷。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自耕自种,一会“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真是其乐陶陶。我们如果去翻他的家谱,就知道他确实有不折腰的资本,因为他根本瞧不上这“五斗米”。陶渊明的曾祖父据说是陶侃,东晋的开国元勋。他的母亲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重要的是,他还生了五个儿子,而且还都养大了。

这五个儿子怎么样呢?他在《责子》诗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试想一想,五个儿子,穷人就算生得出来,也是万万养不起的。所以,陶先生的《责子》诗可以算是赤裸裸地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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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如果还不服气,不妨再看看跟他接触往来的人物。其中一个叫王弘,曾做过江州刺史。他会给陶渊明送酒,还帮陶渊明做鞋子。陶渊明心安理得接收馈赠,喝醉了还不客气地说“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还有一个叫颜延之的,他在始安郡当官时,天天都要去陶渊明家。颜延之后来异地为官,临行前留了二万钱给陶渊明。陶渊明一分钱也没带回去,全部送到了酒家,方便以后去喝酒。陶渊明家里有妻又有子,却把两万钱全当作了酒钱,他如果不是没心没肺的傻子,就绝对不是穷人。

至于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大凡是文章做得极好,青史留名的人,真正的穷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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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一生沉沦下僚,写出了三吏三别,还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希望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甚至因幼子饿死而愤怒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实际他过得穷日子也并不多。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祖父是杜审言,少年时家境优越。流落成都后,严武镇蜀,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人称他为杜工部。杜工部租税常免,不隶征伐,不算生活在最底层。严武去世后,杜甫来到夔州,为公家代管公田一百顷,自己还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这日子,应该比大部分人要好一些。

贾岛苦吟一生,曾作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他想多了。只要文章做得好,迟早会遇到知音。其实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做得最好的总能够站在巅峰。

在这十万红尘中,又有哪个人能走一辈子的路而不踩到一坨狗屎呢?人生总会起起伏伏,每个人或多或少总会遇到挫折。只是笔在文人手里,他们的苦难被放大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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