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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家鸿 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接替沈从文编辑大公报副刊，他大力推广书评。 萧乾著《书评研究》。 李辉主编的《书评面面观》分为三辑，第一辑“萧乾：一个未完成的梦”，第二辑“大家谈书评”，第三辑“书评精选”。 如果说书评从出现到发展至今，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也算是一段历史的话，那么萧乾绝对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既是书评写作的的大力倡导者，也是书评理论的研究者，更是书评写作的实践者。 与此同时，包括巴金、叶圣陶、沈从文、朱光潜、施蛰存等大家也有意无意地在书评史上留下了自己或深或浅的印记，令人深感百家争鸣的深邃与丰富。 读过《书评面面观》，我再一次深刻地意识到要把书评写好是不容易的。只是把书的内容介绍一通的文字是算不得书评的。“但仅有这点介绍性的申述既不成其为书评，更算不得批评，因为它缺乏客观的判断。”介绍性的申述只是广告之外掺杂了些许水分而已，一拧就干，主观的解释与判断远远不够或几乎为零。 书评要避免势利，不可专说作品和作者的好话。但是这并不等于不可在文章里赞许作品和作者。“一个公正的书评家不但不应冤枉作品，还得切实地发现它的价值。”赞许与好话是不能划等号的。 书报简评，1935年9月13日。 书报简评，1936年1月17日。 “然而如若不是你，我的书，我的心灵早该和鲜花一样奄奄。你是我的灵感，你让我重新发现我自己，带着惭愧的喜悦，容我记下我再生的经验，和同代男女生息在一起，永久新绿，而书，你正是我的大自然。”这是刘西渭对李广田《画廊集》真挚的赞赏，当不会有人认为它是毫无节制的恭维与献媚。 我是一向喜欢读关于书的书或文章的。收录书中的第三辑“书评精选”恰恰满足了我的偏好。这其中我读后最感受益良多的是萧乾的《郁达夫的〈出奔〉》一篇。 他在文章的末尾这么写着：“我们向达夫先生和一切前辈所期望的还很多”。一颗热爱文化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然而，倘若有人认为此文尽是赞美之词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萧乾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家观点，是读者的不知足，是后生晚辈对前辈的不满。是不满，不是苛责。因为期待更多，所以言辞不让。虽然不让，却不失敬意。 他说：“在有数的几位文艺先辈中，达夫先生应是最能攫住青年心魄的一位。”在肯定了郁达夫小说的优点之后，萧乾把目光聚焦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他认为小说中不曾让他看到“一个立体的、有阴阳面的、有血肉的活人”，而且在故事的组织上也存在严重的疏忽，“故事的紧松不是由情势的推演，乃是作者在奏手提风琴似的一纵一抽，呼风唤雨，做着无节制的玩弄。他玩弄了故事中的角色，也玩弄了灯下屏心静气捧读着的人”。在内容的选取上也没能关注彼时的现实，“不幸达夫先生没看到当时革命高潮中青年的呐喊和热血，因为他总忘不了男女那件事”。 即便是面对文坛前辈，只要是言之有理有据有度的批评，不也可以如萧乾这般评析得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情词恳切？我再三读之，读之再三，深深服膺萧乾书评之美的同时，愈发坚信倘若达夫先生读到此文，也可能会欣然接受并引萧乾为知音的。 第三辑中选文的作者除了萧乾、巴金、沈从文等名家之外，还有张庚、刘西渭、常风、李影心、陈蓝、黄照、杨刚等人。这些人要么是专职的书评家，要么只是偶尔撰写书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而不管是否专职，不管身份几重，他们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首先须是一个爱书的人”。 按照萧乾的话来说，“如果把话说得响亮些，就是一个关心爱护、促进文化的人”。他们如雷贯耳的大名，他们独具个性的影响力，他们文章的流传至今，必与他们爱书、热爱文化的情怀有着很深的关联。 而这种情怀最直接的展现便在书评写作上。或言辞恳切，或正襟危坐，或温文尔雅，或语重心长。这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刊载于《大公报》的书评，当时想必也引起不少读者关注，指引他们买下一本又一本好书的吧。 读者论书评，1937年7月7日。 侯金镜在《书评和读者》中对书评的定义与界定，我以为是中肯之言。“书评就是媒介，它站在读者和作品（作者）之间，缩短了‘欣赏的距离’，打开蒙在作品之前的一层障壁。”阅读书评前，我常怀揣一份美好的念想，以之为一趟美好的精神之旅。 如果书是我读过的，我想看看别人眼中的这本书有哪些我未曾发现的闪光点。如果书是我没读过只是耳闻过，而我在近段日子里有可能阅读的，我会把书评略过，避免先入为主，避免好奇心的消失。如果书是我没读过没听过，却又在我感兴趣之列的，我会把书评当成一种召唤一种指引，唤我引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作者更成为书评家的知音。 书评架起的美丽桥梁，不仅紧密地连接着作者与书评家，还拉近了读者与书评家之间的距离。要知道，书评家最纯粹最本色的身份也是读者。爱书的读者读着书评家的作品，与其说是阅读，倒不如说是召开了一场只有两人参加的读书分享会。 书评被不同的人读到之后，这样的读书分享会不拘泥于形式或场合，而是悄然地在人心之间传递着。由此可知，书评虽然不专为一种文体，却自有它理应存在的意义。既然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面面观”，更可见出书评值得探究的种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在于书评的和而不同。不同的书评家对同一本书生发浓厚的好奇与兴趣，此为“和”。在好奇心与兴趣的驱使下，分别写出了带着个人观点与见解的书评，此为“不同”。和是共鸣，固然美妙；不同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才是发人深思，令人警醒的。 因此，书评所架设起的桥梁，还在于书评家与书评家之间的。如古人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经过一番以文字交的切磋与琢磨之后，彼此的心思会更加缜密，见解会更加深刻，视界会更加宽阔，认识会更加深刻。 朱光潜在《谈书评》中说：“世界有这许多分歧差异，所以它无限，所以它有趣，每篇书评和每部文艺作品一样，都是这‘无限’的某一片断的缩影。”一部好书受到更多的书评家的关注，且启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不同的书评来，是合情合理的美丽图景。 何为好的书评？答案是见仁见智的。正如好书的标准一样，从来是没有定论的。有的书评，在这个人眼中是好的，在那个人眼中是不好甚至坏的。有的书评在这个读者眼中，是情真意切、情思饱满的。 在别的读者眼中，兴许便沦为油腔滑调、一派胡言，甚至流于谄媚、一味讨好。有的书评在张三眼里是直言不讳、铁骨铮铮的，在别人眼里却是严于待人、求全责备的。 作家们怎样论书评，1937年5月9日。 好便好在见仁见智，如第二辑中众人对于书评理论的探讨。叶圣陶认为好的书评需要有“体贴的疏解”，“假定我有些微的好处，你给我疏解为什么有这些好处，我就可以在这方面更加努力。假定我有许多的缺失，你给我疏解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缺失，我就可以在这种种方面再来修炼。” 常风以为，书评家需要一个批评家所有的基本知识和训练，书评的写作可以从小处着手，他关注的“不妨是枝叶和琐细末节”。他们的本分和职责“只在向读者推荐该读或不该读”。他所写的关于朱光潜《孟实文钞》的书评便是实践自家见解的典例。 在黄梅看来，书评所需要的是“态度的冷静、文字的朴素，对于书籍的同情和对于真理的拥护”。书评家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评你们看不懂的书，不要评你们刚能了解字义的书，同时要认清做书评只是做书评，不要东西乱扯，不要胡说些与你们所评的书丝毫无关的事情”。 《书评面面观》的再次编辑出版是萧乾当年未完成之梦的接续，只是接续不是完结。它更像是一次深情的呼唤，呼唤更多的爱书人加入书评写作的行列中来。只要书籍不灭，只要爱书人还在，好的书评依然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闪耀着它独有的光芒。 在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的当下社会中，惟愿写书评人越来越多，惟愿他们的书评写得越来越好，让这些有价值的书评散播到天下爱书人心中，架构起更美丽更牢固的桥梁。 退一步来讲，不管书评写得好不好，最起码它传达了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理念：要坚信开卷有益，要相信读书应当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 《书评面面观》，李辉 编，大象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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